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是我國“五四”時期涌現的著名作家，文學家和翻譯家。也是我國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他原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出生於浙江省永嘉縣。1917年夏，他考進了北京鐵路管理學院。1919年“五四”運動中，成爲該校學生代表和福建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從此積極從事革命活動。畢業後任商務印書館編輯。1921年與沈雁冰等組織文學研究會。1923年主編《小說月報》。他還先後參與編輯了《閩潮》，《新社會》，《文學旬刊》等刊物。1931年後、歷任燕京大學、復旦大學教授，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致力學術研究，並主編《世界文庫》。抗日戰爭期間留居上海，堅持進步文化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文物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理事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逝世。主要著作有《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中國文學研究》、《俄國文學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等。譯著有《新月集》、《飛鳥集》等。另有《鄭振鐸文集》。鄭振鐸一生不僅著述豐富，他發表的大量譯作、譯論在中國翻譯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1、鄭振鐸的主要譯作及其影響：
鄭振鐸的一生沒有離開過翻譯，成果頗豐，對我國文學與翻譯做出了很大貢獻。他掌握的外語，主要是英語，因而從事的翻譯都是從英文轉譯的。他一生翻譯的作品可以分爲三類，下面我們分類討論他的作品。
⑴鄭振鐸譯介的俄國文學。鄭振鐸最早在二十年代開始翻譯俄國小說，根據不完全的統計，1920年到1923年間，鄭振鐸所推薦、翻譯的以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裏。契可夫，高爾基等爲代表的俄國著名的作家作品、論文及“序文”，論著等，共二十多篇(部)。由他與人合譯的，《俄國戲曲集》(共學社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1921年出版)，在“五四”時期的讀者中頗具有影響。而由他翻譯的《灰色馬》(《小說月報》)連載)等，則反映俄國社會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傾向，引起讀者的注目。他積極介紹十月革命前的俄國進步文學，爲我國的新文學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⑵鄭振鐸翻譯的印度文學。鄭振鐸主要是翻譯泰戈爾的詩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1922年10月，鄭振鐸翻譯出版了泰戈爾的《飛鳥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譯的《新月集》。我國比較有系統地大量翻譯泰戈爾的詩歌是從二十年代開始的，鄭振鐸是最主要的譯者。冰心讀了鄭振鐸譯的《飛鳥集》後，評價道：“覺得那小詩非常自由，就學了那種自由的寫法，隨時把自己的感想和回憶，三言兩語寫下來。”鄭振鐸的這些譯作，對於我國新文學建設和中外文學交流，都是有重要意義的。二十年代我國詩壇上小詩和散文詩的流行，與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的詩很有關係。1925年8月，鄭振鐸出版了《印度寓言》一書，共收他的譯作五十五篇。他的譯作受到了中國讀者的歡迎。印度學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鄭振繹》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個把印度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介紹給中國讀者的人，他同樣是當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驅。”對他在印度文學翻譯方面的貢獻作了高度的評價。
⑶鄭振鐸譯介的希臘和羅馬文學。鄭振鐸也很早就對希臘、羅馬文學有所介紹了。1929年，出版了《戀愛的故事》。後來，又譯述《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傳說》，一九三五年以《希臘神話》爲書名出版，篇幅爲前一本書的三、四倍。解放後，他在《希臘神話》再版本中，還運用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批判導言》中關於古代神話的著名論述來分析希臘神話，給予永久吸引力，賦予這兩本譯著以新的意義。
⑷鄭振鐸翻譯的其他作品。除了上述主要三大類翻譯作品外，鄭振鐸另外還翻譯過美國歐·亨利的短篇小說，德國萊辛的寓言，丹麥的民歌，高加索民間故事，以及歐洲童話《列那狐的歷史》等等。體裁廣泛。
總之，鄭振鐸的翻譯活動既有全譯，也有選譯、節譯、譯述等等，對中國的新文學的發展無疑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2、鄭振鐸的翻譯觀：
在翻譯理論方面，鄭振鐸的貢獻主要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翻譯理論建樹和一生對翻譯的提倡建議之功。作爲一名詩人、散文家和知名學者，他對我國當時的文化思想狀況有着敏銳的洞察力。他的翻譯見解，經受了歷史的檢驗，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下面，我們介紹一下他關於翻譯的一些主要見解。
⑴“文學是絕對能夠翻譯的”：
新文化運動開展以來，隨着人們對文學的認識的提高，有些人對譯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藝術風格表示懷疑，甚至有些人認爲文學作品是絕對不可譯的。尤其是詩歌翻譯，他們認爲是絕對不可能的。對於這個問題，鄭振鐸認爲，“文學不可譯”的觀點本質上是狹隘的文學觀念的產物，如果否認了翻譯的可能性，實際上就否認了文學的國際交流，否認了世界文學的意義。鄭振鐸在《譯學的三個問題》中提出，“文學書是絕對能譯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夠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譯文裏面，就是原文的藝術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於譯文中”。他還認爲文學的“風格”就是文學的“表達”，而“表達”可以把人類思想具有共通的東西“移植”成文字。這種對於文學可譯性的論述，消除了某些譯者和讀者的疑慮，在當時，對我國翻譯事業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⑵翻譯不僅是“媒婆”而且是“奶孃”：
鄭振鐸認爲翻譯最好有兩種功能：一、能改變中國文化傳統。二、能引導中國人和現代的人生問題與現代思想相接觸。他認爲，“翻譯一個文學作品就如同創造一個文學作品一樣”。他在《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一文中提出，“翻譯家的責任非常重要，無論在那一國的文學史上，沒有不受別國文學影響的痕跡。而負這種介紹責任的，卻是翻譯家。”在他發表的《處女與媒婆》、《翻譯與創作》、《盲目的翻譯家》等文中，反對盲目的翻譯，認爲只有有選擇的翻譯才能使我們的創作豐富而有力。他反對把翻譯與創作對立起來，認爲翻譯的作用不僅是“媒婆”而且類似於“奶孃”，“創作決不是閉了門去讀《西遊記》、《紅樓夢》以及諸子百家文集”，而是“開了幾扇明窗，引進戶外的日光和清氣和一切美麗的景色”。鄭振鐸關於翻譯的目的和功能的論述，對於端正我國現代翻譯的方向，無疑起了作用。這種精神對於我國當前翻譯界也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⑶翻譯的三原則：
鄭振鐸重視翻譯的質量，在關於翻譯的藝術、方法和原則上，他首次向國內翻譯工作者介紹了英國翻譯學家泰特勒(A.F.Tytler)《論翻譯的原則》一書，及其中的三原則：一、譯文必須能完全傳達原文的意思。二、譯作的風格和態度必須與原作的性質一樣。三、譯文必須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關於第一條原則，他認爲是翻譯的第一要義，但他反對“死的，絕對的直譯”。至於第二條原則，他認爲應該在“忠實”(信)的前提下，把原文的風格與態度重新表現在譯文裏。對於第三條原則，鄭振鐸認爲，“良好的譯者應貴得於中道，忠實而不失於流利，流利而不流於放縱”。他對於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的看法可以歸納爲，一、翻譯必須講求“忠實”。二、強調貴得“中道”，防止走入“死譯”與“放縱”兩個極端。(鄭振鐸《譯學書三個問題》，1921)
關於嚴復的“信、雅、達”三字理論，他認爲“直譯”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達”的。假如將原文割裂以牽就譯文方面的流行，雖“雅”卻不足道矣。所以譯文是以“信”爲第一要義，但要努力使其不至於看不懂。(鄭振鐸，《世界文庫》編例，1935)。他的這些翻譯論述是十分精當的，在當時也是具有開拓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