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想要告御狀狀紙卻變成了感謝信?被告的程昉最後怎麼樣了?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北宋熙寧年間，天下各州正在雷厲風行地推行王安石的新法。這一日，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的中央特派員程昉獲悉了一個消息—河北路幾個縣的老百姓結成團要到汴京上訪。原來，由於程昉在河北大興水利，許多農戶的廬舍墳墓被水淹沒，還耽誤了秋季莊稼的耕種，這些農戶不肯忍氣吞聲，決定進京告狀。
程昉聞訊大驚，急忙將幾個縣的縣令叫來斥責。衆縣令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快馬加鞭，在半路上截住了上訪團。上訪團謊稱他們並非去上訪，而是想到京師的登聞鼓院送感謝信，說程昉大人在河北修水利是便民工程，百姓們都很感激他。截訪人員一聽，“信以爲真”地說道：“這是好事，不過感謝信還是我們幫你們寫吧，怕你們寫的文理不通，影響地方形象，而且我們的馬快，叫兩個吏人送到京師登聞鼓院就行了，也不勞鄉親們跑一趟了。”
就這樣，河北百姓的上訪戲劇性地流產了。但紙畢竟包不住火，程昉很快被人彈劾，宋神宗得知實情，遂下詔減免那幾個縣的稅收，程昉也獲罪被貶。
朝廷在京師設立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目的之一就是想建立一條快捷、通暢的“民告官”制度渠道，讓受到冤屈或被權力侵害的老百姓能有機會直訴於朝廷，獲得司法救濟。有點像直訴法院，凡有訴狀，原則上都要直呈御前，再由皇帝委派官員審理，而不是退回給地方政府處理。並且對原告給予充分保護，規定普通百姓可直接到各級法院乃至京師的登聞鼓院控告;禁止被民衆控告的官府羅織罪名打擊報復;即使證實是誣告，也不用原告反坐。
顯然，朝廷希望通過周密的制度設計，給民衆一種複合式的直訴機會。那宋代直訴法院的設計有沒有效果呢?
宋哲宗紹聖年間，開封府大戶向氏(向太后的孃家)想在自家祖墳附近修建一座慈雲寺，時任戶部尚書的蔡京想要巴結皇親，便私自圈了一大塊地給向氏，並要求四鄰田廬趕快拆遷，給向氏修寺騰地方。被拆遷的人家不服，跑到開封府告狀。開封府法官判決私人宅地不許拆遷，維護了被拆遷戶的利益。但被拆遷戶還是不滿意，又撾鼓上訴，告到登聞鼓院，最後蔡京被罰了款。
歷代王朝都立法禁止越訴，對越級上訴的草民不管有理無理，先打幾十大板再說，唯獨宋代廣開越訴之門。借鑑宋人的做法，設直訴法院，許民越訴，也不失爲改革信訪制度的一個可參考的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