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西方與清朝的主要貿易地是廣州，而廣州地方官員幾乎無一例外地利用職權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詐勒索。東印度公司不勝其擾，同時也爲了擴大與清朝的貿易，指派洪任輝和喀喇生帶兩隻商船北上定海。隨後，英國方面把更多的商船發往寧波等地。如此一來，到達廣州的英國商船便急劇減少，廣州官員的灰色收入與海關稅收均直線下降。爲此，兩廣總督向乾隆提請將寧波的關稅翻一番，打算以這種方式來迫使洋商“自願”留在廣州。
按說，無論洋商的目的地是廣州還是寧波，大清帝國得到的總稅收都是一樣的。但乾隆不這樣想，他不願看到洋人的船隻像蝗蟲一樣從南方擴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廣州這個地方留有一個帝國與夷人之間的窗口，既可以此彰顯天朝對恭順熟番的關照和恩賜，也方便宮中採購自鳴鐘、八音鼓之類的西洋新玩意兒。
果然，寧波的關稅很快就比廣州高出了一倍。在這種情況下，東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輝北上。這個說得一口標準漢語的英國人，因緣際會地成了第一個向中國皇帝告御狀的外國人。
洪任輝到達天津後，通過向官員行賄，將一紙訴狀遞到乾隆面前。狀紙中，洪任輝指控粵海關監督等官員敲詐勒索，作爲洋商代理機構的洋行故意拖欠貨款，希望天朝改革現行貿易制度，保護洋商正常貿易。
乾隆看完狀紙，龍顏大怒—乾隆最大的憤怒，不是他選定的官員們假公濟私，而是這個非我族類的夷人，不但說得一口標準的漢語，而且還找到了中國人幫他寫狀紙，此中隱情必定是中外勾結。況且，這個夷人對天朝恩賜的貿易機會，不但不心懷感激，反而橫挑鼻子豎挑眼。凡此種種，無一不有辱天朝體面。
獨裁者憤怒的後果很嚴重：洪任輝被押往澳門，在大牢裏蹲了三年;那個膽敢幫洪任輝遞狀紙的中國官員被斬首示衆。而且在乾隆親自給洪任輝擬定的幾條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條竟是：擅自學習漢語。
洪任輝豪氣干雲地前往北京告御狀，不僅沒能解決事實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貢貿易體制下清朝官員對洋商的巧取豪奪，反而因激怒乾隆被監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規定廣州是向洋商開放的唯一口岸。從此，廣州就成爲帝國這間鐵屋上僅存的一個巴掌大的窗口，直到鴉片戰爭爆發。
另外，作爲對洪任輝擅自告狀和居然懂得漢語的懲罰，朝廷在確定一口通商國策的同時，還對洋商作了諸多令西方人髮指的規定。比如在廣州的洋商，春節必須撤到澳門，直至次年秋天才準再來;洋商的女性眷屬，一律不準進入廣州;在廣州的洋商的起居行動，僅限於劃定的十三行區域。而外國人不準學中文，也成爲其中一項白紙黑字的規章制度。
長期以來，“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西方就處於不平等狀態，中國就飽受列強欺凌”這一觀點早已深入人心。但我們很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B面，那就是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同樣處於不平等狀態。那種不平等，是中國在自命天朝上國的前提下，對西方的種種苛求與阿Q式的精神勝利之間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