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中原地區的漢人都穿着寬袍大袖的衣服，這種衣服不但浪費布料，而且在行走時異常笨拙、行動起來很不方便。
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還無所謂，但在戰場上就麻煩了，因爲戰場上講求的是行動迅速、靈活機動，衣服太長太寬，跑起來拖泥帶水，特別不方便，很多中原士兵在與胡人交戰時，就因爲受衣物所累，被胡人追上，或當場被砍死，或做了俘虜。
相比之下，胡人的衣服則非常有優勢，他們穿的是短衣窄袖，行動起來方便快捷，因此在戰場上總是處於主動地位。
第一個注意到這種差別的，是趙國國君趙雍(即趙武靈王)，趙武靈王看到了問題所在，便思考變革的方法，最終決定向胡人學習，改變現在的服裝式樣，改穿胡服，並學習騎射。
如果放在現在，“向對手學習”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意識，在人們普遍的思想觀念中，“中原王朝”的文明是最好的文明，化外之邦的“蠻夷戎狄”都是野蠻人，我們豈能向他們學習呢?
因此，武靈王意識到了變革一定會受到阻力，便與大臣樓緩商量這件事。他對樓緩說：“要想成就高於世人的功名，就一定會有拋棄世俗的連累。所以，我打算改穿胡人的服裝，你看怎麼樣?”樓緩想了想，沒有提反對意見，表示同意。
武靈王又去徵詢另一個大臣肥義的意見，對肥義說：“我改穿胡服是爲削弱敵人，既可減輕民衆製作服裝的勞力，又能增強戰鬥力，是一舉多得的好事。但自古以來，敢於創新的人，總是會遭到民衆的抱怨，現在我想改穿胡人的服裝，練習騎射，可大家一定會反對我，我應該怎麼辦呢?”
肥義聽罷說：“追求高德行的人不會附和世俗，成就大事業的人不會謀求和凡夫商議。既然您的變革有利於國家和民衆，那還猶豫什麼呢?”
得到了兩位大臣的支持後，武靈王堅定了改革的意志，便宣佈實施改革：全趙國境內改穿胡服，練習騎射。
果然不出所料，此決定一經宣佈，便遭到了幾乎所有王公大臣們的強烈反對。趙文、趙造、趙俊、周袑等王室成員及國家重臣，都紛紛站出來反對武靈王的主張，認爲武靈王改穿胡服之舉有違祖制，向胡人學習，有自輕自賤之嫌，只有遵循舊制纔是正當的選擇。
趙成是武靈王的叔叔，在衆大臣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的觀念，能左右衆大臣的觀念。可是，當改革措施宣佈後，公子成卻站在了保守派一邊，和衆大臣一起反對侄兒的改革;而且，爲了表達自己堅決反對的決心，竟然假稱患病，不來上班了，以怠工來進行抗議。
武靈王一看，感覺到此事阻力太大，但改革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所以必須堅持。他知道叔叔趙成在衆大臣中影響非常大，如果能爭取到他的支持，改革基本就成功了。所以，他便派了一個叫王緤的心腹到趙成家探問，同時轉達他的話。
王緤便來到趙成的府上，代表武靈王問候趙成，並以武靈王的語氣對趙成說：“我已經穿上了胡服，要這樣來朝會羣臣，希望叔叔也穿上它。我之所以決定改穿胡服，並不是爲了縱情享樂，純粹是爲了國家強大的目的。如今我發佈命令改換服飾而叔叔不穿，天下人就會議論紛紛。因此希望藉助叔叔的威信，來成就穿胡服的功業，特派王緤去謁見叔叔，請您改穿胡服!”
趙成聽完王緤的話後，不悅地說：“中原各國是聰明睿智的人所居住的地方，是萬物財貨積聚的地方，是賢人聖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義實施的地方，是《詩》、《書》、禮、樂得以應用的地方，是遠方人奔赴觀光的地方，是蠻夷傾心向善的地方。現在君王拋棄這些而穿着遠方的服飾，更易古時的教化，改變古時的常道，悖逆民衆的心願，激怒學者，遠離中原各國傳統，因此希望君王三思而後行啊!”
顯然，趙成這個花崗岩腦袋，輕易是砸不開的，如果想要使它開竅，必須用重錘猛力敲擊才行。於是，武靈王決定親自到叔叔家去做說服工作。在戰國時代，是特別講究禮節的，趙成雖然是武靈王的叔叔，但他仍然是武靈王的臣子，因此，君王不惜區駕親自登門看望臣子，這是極重大的禮節。武靈王就是想以此來感動叔叔，讓他放棄保守思想，支持自己的改革。
於是，武靈王親自來到趙成家看望叔叔，同時苦口婆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叔叔啊，服裝是爲了方便穿，禮法是爲了方便行事。不知道的事不妄加懷疑，不同於自己的意見不隨便否定，應該博採衆家之長以求完美。改穿胡服、練習騎射，是爲了防備臨近的邊疆。這是利國利民利萬代千秋的益事，您作爲老臣，作爲我的叔叔，應該支持侄兒纔對啊……”
武靈王滔滔不絕耐心細緻地爲叔叔分析利弊，擺事實、講道理，終於使趙成開了竅，表示要支持侄兒的改革，他說：“我愚昧無知，沒能明白君王的深謀遠慮，竟敢稱道世俗的見解，這是我的罪過。現在我明白了，我完全贊同君王的主張!”有了叔叔的支持，餘下的事情就好辦了。那些守舊的大臣，一看趙成都穿上了胡服，也就不再堅持己見，也都穿上了胡服。就這樣，在經歷了重重阻礙之後，“胡服騎射”的改革得以推行，此舉大大改變了趙國人的精神面貌，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趙國因此迅速強大起來，成爲戰國後期唯一能夠與秦國相抗衡的強國。
這是我在司馬遷的《史記•趙世家》中讀到的史料，讀完之後，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歷朝歷代的改革，都會遭到反對，所以戊戌變法才以失敗而告終，但戊戌變法之所以遭到利益集團的反對，是因爲變法措施損害了利益集團的自身利益，因此他們起而反對，也可以理解。
但“胡服騎射”這件事，完全是不損害任何集團利益、且利益如此明顯的一項改革舉措，卻遭到了那麼多人的強烈反對，真的讓人不可思議。
這印證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在某些抱着正統思想不放的士大夫的觀念裏，改革就是“洪水猛獸”，某些士大夫集團站在社會改革的對立面，成爲歷史車輪呼嘯前進的絆腳石。在中國，變革之難，難於上青天!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商鞅會車裂而死、譚嗣同等六君子會血染菜市口刑場了。正如柏楊說的：“停滯的力量，似乎永遠超過進步的力量，正是中國人苦難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