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鑑真（688—763），俗姓淳于，唐代佛學大師。他先後6次東渡日本，最終在當地開創律宗，弘揚佛法，被日本人稱爲“天平之甍（音同盟，意爲屋脊）”。
公元691年，武則天登基稱帝不到一年，下令“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佛教在唐朝達到頂峯，之後至唐玄宗時期，亦有所發展。此時，距它傳入中國，已經過去了700多年。
7個世紀裏，佛教先從印度傳播至中原，又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原，以漢傳的形式傳入日本、朝鮮等。在這個過程中，有兩位唐代高僧不得不提：一位是唐太宗時期的玄奘，他西行求法，將佛學經典從天竺帶回大唐；另一位則是鑑真，他6次東渡，使律宗在日本生根發芽。
一西一東，一進一出，看似不經意的個人行爲，卻使佛教在東亞蔓延，成爲亞洲文化交流過程中一條重要的紐帶。
一心向佛
佛教傳入中原後，因爲貼近底層社會，得以迅速發展起來。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說明早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原就已經非常流行。到了隋朝，有記載的佛寺更是多達3985所。而唐初皇帝雖然把老子李耳奉爲老祖宗，崇尚道教，但依然抵擋不住佛教在民間的興盛之勢。尤其是武則天擡高佛教地位，大大促進了佛教的本土化。
唐代佛教以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等爲代表，一系列漢傳流派迅速發展。武則天時期，禪宗六祖慧能就結合老莊思想開創了南宗禪佛教，他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成爲代表性思想，深受士大夫歡迎。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揚州人鑑真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佛學氣息濃厚的時代。當時，運河交通發達的揚州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不但匯聚了國內各大商旅，國外商人也絡繹不絕，所以鑑真從小就見慣了外國人，對外來文化也格外熟悉。
鑑真幼年時，他的父親就在揚州大雲寺隨智滿禪師受戒，學習禪宗。鑑真14歲隨父親入寺，見到佛像就覺得莫名感動，懇求父親也讓他出家。當時恰好武則天詔於天下諸州，廣度僧人，於是藉此機會，鑑真就跟着智滿禪師出家做了沙彌。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18歲的鑑真從道岸禪師受了菩薩戒（大乘菩薩所受持之戒律，又作大乘戒）。道岸也是唐中宗的授戒師，在江淮一帶弘揚律宗。鑑真深受道岸的影響，此後潛心學習，又到高僧大德雲集的長安、洛陽學習。
708年3月28日，在長安實際寺，鑑真受具足戒，成爲政府正式承認的僧侶，取得講授資格。此後他又追隨弘景等名師，潛心學習天台宗，研究《四分律疏》等。
712年，李隆基做了天子，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唐玄宗，開啓了大唐的開元盛世。713年，26歲的鑑真回到淮南故鄉，開始講經傳法。30年間，鑑真就在故鄉建寺造像，培養弟子，成爲江淮一帶遠近聞名的授戒大師。
屢渡屢敗
742年10月，正是揚州的深秋時節，兩位日本僧人風塵僕僕地趕來，只爲了迎請鑑真東渡。這兩位日本僧人就是榮睿和普照，他們是732年隨第十次遣唐使至唐留學的留學僧。他們來到大唐，不但是爲了學習，還肩負着一個重要的任務——尋訪戒律高僧赴日本。
當時日本效仿唐朝，制定律令，以租、庸、調製度爲基礎，成爲律令制國家，並規定僧尼享有免除政府賦役的特權。隨着農民生活逐漸惡化，大家紛紛逃亡，很多人藏身於寺院，成爲僧尼。由於日本當時並無“三師七證”（指僧尼受具足戒時，戒場必須具足的戒師人數）等受戒儀式，所以這些人很輕易地就能取到僧籍。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720年，日本朝廷規定，民衆必須取得國家發放的資格證書纔可成爲僧侶。但這一措施約束力不強，政治家們不得不認識到，還得用佛教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戒律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爲了完善這一制度，日本朝廷就派榮睿和普照赴唐朝迎請傳戒之師。
榮睿和普照最先迎請洛陽大福先寺的道璿（音同旋）去日本弘法傳戒，這也是中國僧人首次東渡日本。但光請道璿猶嫌不足，在中國留學的第十個年頭，他們終於找到了授戒大師——鑑真。
拜見鑒真的場合極其隆重，榮睿、普照五體投地，頂禮鑑真，說明來意：“佛法東傳至日本，雖有其法，沒有傳法人。日本聖德太子（574—622）早有預言，‘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現在正是他預言實現的時候，希望您能夠東遊興化。”榮睿、普照不愧是留學僧，說話很有學問，一是說明了日本缺鑑真這樣的傳法人；二是以預言暗示鑑真東渡可以大有作爲。鑑真也不含糊，回答說：“原來聽說南嶽慧思禪師遷化之後，託生爲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衆生。又聽說，前幾年日本國的長屋王崇敬佛法，製作千餘袈裟來唐朝佈施高僧大德。袈裟上有四句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可見，鑑真不但深研經書，而且對於時事政治也很關注。
但當鑑真環顧衆弟子，問有誰跟他一同去時，大家都低頭沉默。過了很長時間，弟子祥彥說：“日本國太遠，滄海浩淼，百無一至，死亡率太高。”鑑真用舒緩而有力的口氣說：“此行是爲弘揚佛法，何惜身家性命？你們要是不去，我自己去。”祥彥被鑑真打動了，說：“您要是去，我也跟隨去。”最後共有21名弟子願意跟隨鑑真東渡。
鑑真等人就這樣開始準備東渡。他們又是造船、又是備糧，並假稱將往天台山國清寺，以避人耳目。但佛祖似乎也有意考驗鑑真，當時海盜橫行，鑑真的弟子道航又恰好與擬隨行東渡的高麗僧人如海產生了矛盾，如海就跑到官府，誣陷道航等人想要造船入海，與海盜勾結。官府聽其言，就一邊抓人，一邊把舟船、乾糧等沒收。雖然此後審明如海是誣告，但沒有了舟船，鑑真第一次東渡的計劃還是“泡湯”了。
待風波平息後，鑑真等人又計劃起第二次東渡。他買了一艘軍船，僱傭了18位舟人，採辦了若干吃用、佛像和經書，隨行人員包括17位弟子，以及玉作人、畫師、雕佛師等85名工匠。但這次更不幸，船還未從江入海，就遭遇大風惡浪，舟破，水至腰間，史書記載：“冬寒，風急，甚太辛苦。”
第二次東渡失敗後，鑑真先在浙江台州附近的下嶼山住了一個月，之後又輾轉至明州（現浙江寧波）的阿育王寺。744年，鑑真受人邀請，在越州（現浙江紹興）、杭州、湖州、宣州（現安徽宣城）等地巡遊授戒。當時鑑真一面在各地傳法，一面與榮睿準備第三次東渡。但當他在越州授戒時，有一位僧人得知他想去日本，就告訴州官，說日本有個僧人榮睿想要引誘高僧離唐東渡。於是榮睿又被官府抓起來了，本來要求戴枷送到京師，但到了杭州，榮睿就稱病不起了，後假稱快要病死才放出——第三次東渡又被攪黃了。
不久，鑑真和榮睿、普照決定再試一次。鑑真派弟子法進等人去福州買船，並置辦乾糧。但是這次還是未能遂願，他們在途中就被官府抓去。原來這次是鑑真的弟子靈佑等，怕師傅葬身大海，想出來一個損招，想讓官府把鑑真留住。第四次東渡雖然失敗，但沿州百姓們聽說鑑真回來了，競相前來供養，唯獨鑑真愁眉不展，呵責靈佑。靈佑只得天天懺悔，每晚都站到五更謝罪。
748年，榮睿、普照又來請鑑真，鑑真二話不說，準備再次東渡。這次共有35人跟隨。一行人在舟山羣島停留一段時日後，再度航海時遭遇了颶風，在海中漂流了14天，漂到了海南島南端的崖縣（現海南三亞）——第五次東渡又失敗了。
在日本功成名就
第五次東渡失敗後，鑑真一行人就從今天的海南、廣西、廣東、江西、江蘇等地，回到揚州，受到官員和信衆的熱烈歡迎，但可惜的是，路途漫長曲折，榮睿與祥彥在途中去世，鑑真自己也雙目失明。
在揚州等地，鑑真前後講授《律疏》60遍，《律鈔》70遍，《輕重儀》10遍，《羯摩疏》10遍。講經之餘，他還主持造立寺舍，建造佛像，救濟貧病，並撰寫《一切經》三部，各1.1萬卷，前後度人、授戒4萬餘人。
753年10月15日，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以及阿倍仲麻呂等，又一次來延請鑑真東渡。66歲的鑑真與前幾次一樣，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次東渡，船隊遭遇風暴，鑑真與阿倍仲麻呂等人在海上失散。阿倍仲麻呂等人漂到了現在的越南一帶，而鑑真卻在12月20日，到達鹿兒島秋目浦，踏上了日本國土。歷經12年，6次東渡，鑑真終於得遂所願。
鑑真到達日本後，受到了聖武太上皇等統治階層的禮遇。他在754年正月抵達奈良，4月於東大寺設戒壇，爲聖武太上皇等400多人授菩薩戒，這是當時日本僧侶正式受戒的唯一場所。而隨着鑑真的到來，日本具足戒 “三師七證”的制度也逐漸完善起來。
756年5月，鑑真被任命爲大僧都，弟子法進任律師，同列僧綱（又作僧官，掌管全國僧尼的一般事項）。但鑑真的“高升”，也影響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發了國內的矛盾。758年，淳仁天皇即位，下詔爲使鑑真專心教授戒律，尊之爲“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職。此後，鑑真新建了戒律道場，即爲著名的唐招提寺。
鑑真在唐招提寺講經說法，開創了日本的律宗，並向日本介紹了天台宗，爲日本密宗的勃興奠定了基礎。另外，在醫藥、建築、書法、雕塑、語言、飲食等方面，鑑真對日本都有積極影響。
763年，在日本生活近10年的鑑真圓寂於日本奈良。當這個消息傳回揚州，當地僧衆全體服喪3日，並在龍興寺行大法會，悼念鑑真。在日本，鑑真更是享有“國寶級”的待遇，他被稱爲“天平之甍”，意爲他的成就足以代表那個時代文化的巔峯。
1980年，在鄧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順奉鑑真漆像到揚州“回鄉探親”，超過30萬揚州人前來瞻仰。在翻新的揚州大明寺內，鑑真像安詳地俯視衆生，向故鄉人訴說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以及那段關於勇氣和堅持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