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似乎有一種觀點，認爲中國古代是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其實不全面。春秋戰國時代到漢朝，中國的商業已經非常繁榮，而且商人成爲了一個橫跨政治商業的非常有權力的階層，其代表多是道家人物，如范蠡等人。司馬遷對道家經商治國的經驗進行了理論提煉，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的命題。從這個命題出發，可以歸納出國家治理經濟的四個原則：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教而育之，整而齊之。這與當前的新古典經濟學派、供給學派是不謀而合，而且更爲系統。
對於司馬遷經濟思想的研究，主要在於對《史記· 貨殖列傳》相關內容的研究。李埏認爲：“春秋戰國是商人階級的成長階段，漢興之後是商人階級的長成階段;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產生決定於工農業生產的大發展，並最終決定於鐵器的發明與應用引起的生產工具的大革命;中國古代的商人階級依《貨殖列傳》主要應包括專事商品交換、兼營商品生產與交換、從事服務性行業及經營借貸等四類與商品有關的羣體。”《史記·貨殖列傳》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歷史時代。這個時代始於公元前5世紀春秋時期，止於公元前2世紀末漢武帝元鼎年間，歷時四百載。這個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高峯，而西漢文景時期則是高峯之巔。至漢武帝時，由於政府實施了打擊商賈的政策，致使鹽鐵等商品的生產和流通逐漸走向衰落。
任玉梅認爲司馬遷獨創性的經濟思想主要有：一是提出了慾望動力說，闡明瞭貨殖生利的合理性;二是提倡農、虞、工、商並重，闡明瞭貨殖的重要性;三是主張放任開拓，競爭經營，繁榮百業，闡明瞭貨殖活動的多樣性;四是闡述了貨殖的規範性;五是肯定商人的活動對富國富家的意義，闡述了貨殖的規律性。
《史記·貨殖列傳》開篇便引了《老子》的一段話：“《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可見司馬遷對於道家治國的推崇，這與後來漢書中班固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財政社會學的視角分析司馬遷定理， 可以研究中國道家的經濟治國理論，探討中國古代商業文明發展的歷史，從而發現對於今天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鑑之處。
司馬遷所處時代正是西漢初期，此時的治國思想以黃老思想爲主。在《貨殖列傳》的篇首，司馬遷在指出了“《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欲窮當豢之味，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這一社會現象之後，緊接着便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 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實際上，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老百姓已經不滿足於溫飽，而開始追求更多欲望的滿足。在商鞅廢止井田之後，人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之上，開始出現了職業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如孔子的門徒子貢，越國權臣范蠡，都是當時的鉅富。司馬遷則獨闢蹊徑，從個人出發，以“利”爲基，認爲追求財利是一切人的共同本性：“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基於個人理性的基礎，司馬遷主張實行自由經濟政策，反對國家干預。他認爲在經濟活動中，“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則“(財富)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對於社會經濟治理，善者應是“因之”，相反，與民徵利乃是“最下者”。
在司馬遷提出的四個原則之中，善而因之是其基礎與核心，要按照商品經濟自身的規律辦事，經濟本身能夠自我配置運行的，政府就不要插手。而且承認人們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是善的慾望，應該予以承認而非貶低。其次是用利益來引導，用教育來引導，然後纔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來進行調整。這四原則中最下者就是與民爭利， 即政府直接進入市場中與百姓爭利。因而司馬遷是非常反對漢武帝時採用桑弘羊之策壟斷鹽鐵之利益的。事實上，漢朝正是以漢武帝爲分水嶺，之前經濟蓬勃發展， 之後由於政府與民爭利，最終走向衰落。
這四原則中，實際上對社會分工已經有了理論貢獻，即認爲士農工商都是社會的分工，反對抑商思想，強調農、工、商、虞同爲衣食之源。而其中，商業是最有利的致富行業，“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他把那些富商大賈稱爲“賢人”“能者”，大加讚賞，爲他們立傳。
從司馬遷四原則來看，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家影響，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傳統認爲道家完全是消極避世思想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上，那些在危機時刻力挽狂瀾的人物很多是道家人物，只不過他們多遵循功成而身退的思想，因而不爲後世所銘記。如范蠡、張良、劉伯溫、郭子儀等。道家主張“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恰恰符合現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要依靠制度而非個人來治理國家。道家主張“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並非如很多學者所認爲的是主張愚民政治，而是富含辯證法思想的。道家主張政治要寬厚清明，則百姓也會比較純樸，如果用嚴苛的政治權術治國，則老百姓必然奸詐。
“順其自然”是司馬遷四原則的核心，其含義就是按照經濟運行的規律來治理經濟，並非無所作爲。而貫穿於四個原則的是用法律規則來確立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才能實現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教而育之，整而齊之的四項原則。溫故而知新，鑑古可以知今。當此全面深化改革之際，重新閱讀司馬遷，或許有許多可借鑑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