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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朝代從最初的建立，到繁榮，再到衰落。如果期間遇到不可控的因素，衰落的更快，離滅亡也越來越近。可是有的朝代，她經過繁榮，衰落，之後又經歷改革，想突破現狀，實現中興。而明朝就發生過這樣的一次改革，它就是張居正主導的。如果它能向商鞅變法一樣，即使商鞅死了，可變法還是延續下去，那它的作用絕對不可估量，很可能爆發資本主義的道路，實現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張居正：他是明朝中後期的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他用心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當張居正在位時，經濟欣欣向榮，史稱“張居正改革”。這一次變革有了很大的改變，具體可以看一下明朝以前的歷史，每一次改革都不會涉及到工商業，因爲重農輕商，對商業有很大的限制。一方面要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畢竟農村比較多，統治者可不想談什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事。一方面又是打擊那些富豪，讓知道這個天下還是朝廷說了算，不然富豪越來越多，他們偷稅逃稅，更想參與朝政，有錢，說話比較硬氣。
但是，張居正這一次改革不一樣，開始放鬆工商業的束縛，很多人開始參與到商業中來，各種暴利行業，讓他們富甲一方，特別是江南地區的富商，他們錢加起來比國庫還多，這些富商還和東林黨的官員有着密切的經濟來往。正如起義軍滅了明朝，抄了這些文官的家說的那樣，他們個個富得流油。可見，也不知道這些人收了多少江南富豪送的錢!而明朝的國庫日漸空虛，根本打不起對外的戰爭，只能被迫防守。這種形勢下，文官鉅貪，武將無能，沒有錢作爲支撐的武將，即使再好也只能吃敗仗。
在張居正時期，江南是富裕起來了，有一些政策還沒實現全面推廣，或者沒有深刻的落實下去，可是當他死後，改革中斷了，明朝的經濟停滯不前，各種關係錯綜複雜，黨派之爭特別嚴重，其中兩派的勢力特別強大，他們分別是以魏忠賢爲首閹黨和以東林書院爲首的東林黨。他們明爭暗鬥，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而這裏我們就想，爲什麼張居正一死，改革就中斷，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原因如下：
1：得罪舊勢力集團。改革肯定會觸犯舊勢力的利益，他們一定會極力的反對，當張居正還是內閣首輔時，還能壓住他們。他一死，以前的頑固派肯定會起來推翻他所做的一切，這樣張居正的所以改革都毀於一旦。特別是張居正的父親死，他也沒回去戴孝，這就給了反對他的人一些藉口，他們藉機打壓張居正，可張居正寧願揹負這樣的罵名，也要把改革執行下去，目標只爲了改變明朝後期的內外形勢。
2：與明神宗的糾葛。當初他開始首輔萬曆時，就和明神宗朱翊鈞有過爭執。當朱翊鈞還小時不懂治理朝政，許多東西都是張居正一手過問，或許隨着年齡的增長。朱翊鈞開始有了自己想法，萬曆七年(1579年)朱翊鈞向戶部索要十萬金，用於光祿寺御膳之用。結果被張居正拒絕了，他還要求朱翊鈞節省一切不必要的花費，於是許多宴會和活動都沒有了以前的熱鬧。這就給朱翊鈞心裏留下隔閡，等到張居正一死，加上反對派的反對，列出一系列的罪證，他就下令抄了張居正的家，推翻他所做的一切變革。
3：一條鞭法與新政觸動社會的矛盾。以六科控制六部，“考成法”的實行。在明朝官員中，存在巨大的腐敗，官官相護，利益錯綜複雜。爲此，“考成法”是張居正整治官場的重要手段，對那些沒有貢獻的官員一律除掉，留下那些有能力，卻沒有上進機會的人才，這就觸及重要勢力的根源。爲了更好的推行一條鞭法，他開始清算全國田地，在明朝中後期，許多地主上報的田地往往和實際的不一樣，這樣他們要交的賦稅就少很多。
於是由國家清算土地，別想着偷稅，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爲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這增加了很多稅收，但也觸動了許多地主的利益。這也爲一條鞭法的實行奠定了基礎。注：一條鞭法是明朝稅收的重要改革，它把以前的稅收方式簡化，把徭役和賦稅以及其他雜稅結合在一起徵收，採用銀兩計算，按畝繳納，方便徵收，杜絕官員作弊拿回扣，一條鞭法在江南實行，極大的觸發工商業的發展。
4：沒有形成一個團結的改革派。張居正改革時，許多人反對，但迫於他的地位，只能屈服。雖然政策有了，但是，沒有一個有效的團隊，當他死後，跟着他的官員都倒向另一邊，連他推薦的潘晟都被彈劾下來，還有誰敢上去提改革的事?正所謂：樹倒猢猻散，就是這個原理。改革派沒有誰挺身而出，那隻能被反對派推翻一切，中興中斷，明朝繼續走向衰落，等待的只是滅亡。
總結：綜合以上的背景和原因，萬曆中興中斷，是張居正的改革無法繼續執行下去，導致明朝的國力衰落，無法復興。這一次的衰落是走向滅亡的開始，從此明朝再也無力迴天，連崇禎皇帝這麼努力的執政也無法改變結局，國力衰退到一定程度，單憑一個人是無法改變結局的。而明朝錯過了最好復興的時期，也錯過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