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北朝時期，北魏孝文帝因遷都洛陽，大力推行漢化政策而被看作少數民族傑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遷都這一舉措也被看作體現了孝文帝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然而事實上，遷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圭天興元年（三九八）以來，一直定都於平城（山西大同），歷六帝七世凡九十七年；而遷都洛陽之後的北魏王朝，連孝文帝計算在內，也只傳了三代，政權就易手於他人了。以後的孝莊帝、廢帝、孝靜帝等，都走馬燈似的，不過是權臣手中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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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熙三年（五三二），北魏結束，離孝文帝遷都洛陽還不到四十年。魏孝文帝遷都，原想以正統的中原王朝自居，統一南方，建立大一統的北魏大帝國。何曾想到兩代之後，國勢就衰微破敗，他那遷都以建宏圖大業的構想，也隨之成了泡影。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北魏王朝的迅速衰亡，壽終正寢？
孝文帝不顧國情、族情，獨斷專行的遷都決策破壞了鮮卑族原來的利益制衡關係，動搖了北魏的立國根基。鮮卑自拓跋圭以來，一直是個堅強的好戰的武裝集團，不管它的內部有多少錯綜複雜的矛盾，在對付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政治軍事集團時，總是表現出很強的向心力。道武帝、太武帝，掃平羣雄統一北方，主要就是依靠本民族武裝集團的軍事能量。
但遷都洛陽，卻在鮮卑族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原因就是遷都涉及了整個鮮卑民族的利益，使他們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損失。孝文帝也深知此舉會遭到鮮卑族的普遍反對，不敢公然提出遷都主張，遂玩了一個把戲，於太和十七年率三十萬大軍南下，聲稱南征。當時秋雨不斷，道路泥濘，長途跋涉使將士勞累不堪。至洛陽後孝文帝還要南進，羣臣跪在馬前進諫，孝文帝趁機要挾他們說若不南征，就得遷都，結果是“舊人戀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
這種讓鮮卑大多數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作法受到了很多鮮卑人的抵制和反對。例如貴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對遷洛意見不同而被降職。太子恂不樂意遷都，太和二十年八月趁留守洛陽之機，與親信密謀逃回平城。事發，孝文帝囚禁太子，不久又廢掉了他，後來又將他毒死。不僅當時反對遷洛的鮮卑貴族很多，即使在魏宣武帝元洛執政後，鮮卑貴族仍不願居洛陽，想回平城，這股力量十分強大，連宣武帝都幾乎頂不住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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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都還激化了全社會的矛盾。魏孝文帝遷都以後，父子相繼在洛陽大興土木，耗費民力國力，加劇人民的負擔。孝文帝早就羨慕漢魏宮城的豪華奢侈，遷都後，就立即?手重建洛陽。史載：北魏洛陽城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中有十萬九千餘戶，城的四面共開十三個門，全依魏晉舊名。城南有四通市，是一個國際貿易市場。由於北魏統治者提倡佛教，洛陽佛寺也是鱗次櫛比，有一千多所，據《魏書》的記載，當時修築洛陽的民夫，“日有萬計”，而工程的耗費，“日損千金”。
一次徭役，就“發五萬人”，役期本文發佈於四十天，可見工程量的巨大。正因爲社會矛盾的激化，人民怨憤，遷都之後孝文帝在世時，就不斷髮生起義暴動。宣武帝、孝明帝時，此類事件就更多。公元四九四年，幽州人王惠定聚兵起事，自稱明法皇帝。後來劉僧紹聚衆起事，也自稱明法王。起義者提出“明法”作號召，可見民衆深感政治黑暗、統治階級無法無天。
遷都還促使北魏統治集團腐化墮落，重走西晉司馬氏集團的老路，無可挽回地腐敗下去。北魏初期的皇帝，政治上主要師法西漢文景之治，道武帝甚至用鎮壓手段對付奢侈腐化而又屢教不改的王公貴族。但遷都之後，這種清虛寡慾、與民休息的政治指導思想就被破壞了。西晉發生過石崇與王愷鬥富的故事，而遷都之後的北魏出現了元琛與元雍爭豪的醜聞。北魏遷都之後統治集團迅速腐化，一方面是本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有社會環境的污染。遷都爲他們提供了貪污腐化、奢侈放蕩的參照，這個參照就是西晉司馬氏集團。河間王元琛造文柏堂，形如皇宮，家有玉瓷的井，金造的水罐，用五色金絲織成井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養馬以銀爲槽，以金爲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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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都之後北魏統治集團腐化的始作俑者正是孝文帝。不錯，孝文帝曾有過嚴懲貪污的歷史，但遷都之後，他就好大喜功，大興土木，加重對人民的剝削，苛政由此而始。如果說修建洛陽城的一些公共設施有必要的話，那麼他重修魏晉時的臺榭觀閣並增添設施，則純是爲了自己的享受。他這樣做的結果是上行下效，百官也就跟風。他的兒子宣武帝，更是寵任奸佞，朝政大壞而一發不可收拾。北魏統治集團的腐化，孝文帝難辭其咎。
孝文帝遷洛的決策方式和決策程序也是錯誤的，他採用歷代專制帝王慣用的剛性決策，不讓智囊臣僚論證，個人獨裁而又不允許批評，用殘酷的鎮壓對付批評者，以及造成既成事實後脅迫衆人就範，都是決策的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