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雍正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中國封建社會，不具備現代意義的輿論監督，因而監察機構官員的進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輿論監督的作用。那麼一旦監察權萎縮，必然會使輿論監督喪失殆盡。尤其是清代，皇帝幾乎是到了爲所欲爲的程度。
明代時言官的監察權尚在，如正德皇帝準備南巡，一百零七名官員因疏諫勞民傷財的南巡而在午門外罰跪，另有一百五十名官員因疏諫南巡遭受廷杖，但官員的上疏畢竟起到了輿論監督的作用，南巡終未成行。
同樣，南巡到了清朝乾隆時期竟發生了六次，究其原因即在於包括御史在內的官員無人敢於疏諫南巡，在缺乏輿論監督的情況下皇帝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其封建體制的自我調節也就失去了作用。
封建社會的監察體系，由秦漢時期的御史大夫、諫議大夫演變而來。御史大夫的職責是監察百官，而諫議大夫除了監督官員外還有權對皇帝進行規諫，且主要職責是匡正君主的過失。這樣的一種雙重體制，到明代形成“科道”。“科”指的是六科(對應六部)，設置都給事中、給事中等官，主要職責是規諫皇帝;“道”指的是都察院中的十三道御史，主要是監督百官，都察院的前身則是御史臺。但到了清代，監察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沿用明代科道監察機制
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在遷都北京後承襲明朝官制，形成於明代的科道機制自然被沿用，只不過把十三道御史改爲十四道御史。
監察機制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礎上的，這一監察機構能否發揮作用、能發揮多少作用，完全取決於皇帝自身的氣量與素質。皇帝畢竟握有生殺予奪大權，而科道官員在履行職責時身家性命卻毫無保障，責罰或殺害監察官員的悲劇時有發生，這一點在封建社會進入晚期後表現得尤其突出。
高度集中的皇權已經不能容納臣下的進諫之權，即使是建立科道機制的明朝皇帝也屢屢以“廷杖”施之於科道官員，死於廷杖者不可悉數。
順康時期對科道的遏制
清朝統治者在沿用科道監察機制的同時，也繼承了明朝皇帝對科道官員的殘酷壓制。在多爾袞攝政時期就曾發生打擊科道官員的事件。
順治二年八月，科道官員許作梅、莊憲祖、杜立德、吳達、李森先等人彈劾馮銓與孫之獬、李若琳“所行弗類”，而馮、孫、李三人因率先剃髮易服得到多爾袞的賞識。爲此多爾袞在重華殿聲色俱厲地對內院大學士及刑部、科道官逐一審問，並對言詞激烈的李森予以革職。
順治帝親政後，也多次對履行職責的科道官員進行裁製。順治十一年(1654年)一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趙開心對熱衷騎射的皇帝進行規勸，其結果是受到皇帝的嚴厲斥責。十二年一月，兵科給事中李上疏，力陳“逃人法”是釀成社會動盪、民族矛盾激化的一種重要原因。儘管李之疏切中時弊，但他卻因履行進言之責而被罷官、發配黑龍江。
康熙時期，科道官員聯名上疏籲請立儲而同皇帝意見不一，亦遭到嚴懲。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第二次廢太子之後，一直未立太子，而儲位的久空，則使得諸皇子對皇儲的爭奪愈發激化。
自康熙五十二年以來請求立儲、以固國本的呼聲就從未間斷過。到了康熙六十年，皇帝已近古稀，身體也每況日下，擇立皇儲已迫在眉睫，然而出於對太子黨的防範，康熙帝仍無立儲之意。該年三月，正值慶祝皇帝即位六十週年大典，任坪、範長髮、高怡等十二位監察御史公奏：“懇請皇上獨斷宸衷，早定儲位”。
不料康熙覽疏赫然震怒，不僅將十二位御史革職、鎖拿，還在慶典結束後把進言者全部發配西陲。伴隨着封建社會進入晚期，高度集中的皇權愈來愈不能忍受監察機制對君權的匡正。
雍正與“科道合一”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下令將六科歸入都察院，從此形成了“科道合一”，六科不再是一個獨立的衙門。科道合一，反映出封建社會這種雙重監察體制向單一監察體制的轉變。宋代的“臺諫合一”——御史臺與諫院的合併，就呈現出向單一監察體制過渡的趨勢。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臺諫合一”是使得御史臺享有諫院的向君主進諫的權力，從而擴大了監察機制的權限;而清代的“科道合一”則是使六科同十四道御史一樣只是負責監察百官，失去向皇帝進諫的權力。表面看，這種從制度上堵塞言路的做法，不像明代的廷杖那樣血肉橫飛，但其對言路的遏制卻更爲嚴厲，也爲大清王朝埋下了隱患。
監察機制權限的萎縮，使得皇權已經發展到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步，不僅不能對皇帝進諫，對皇帝的寵臣進行彈劾也要承受巨大的風險。雍正四年(1726年)由直隸總督李紱與河南巡撫田文鏡的互劾所引發的御史謝濟世劾田文鏡，雍正帝因此而將謝濟世革職發往軍前效力，這就是最好的一個例證。
到了乾隆時代，不要說皇帝寵信的大臣不能參劾，就連寵臣的家奴也在皇帝的庇護之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史曹錫寶目睹乾隆長期寵信和珅造成吏治癒發敗壞，便上疏彈劾和珅的家奴劉全“恃勢營私，衣服車馬居室，皆逾制。”、“借主人名目，招搖撞騙”。劉全在北京置有房屋100多間，開當鋪數家，家產累計有20多萬兩銀子。
由於和珅在乾隆見到疏奏之前就已有所聞，已經通知劉全把逾制的房屋拆除，把其他違制的物品轉移。曹錫寶的彈劾不僅未能對和珅有所震懾，反而在皇帝的腦海中留下了言而不實的印象。
儘管御史有風聞言事之權，但乾隆帝卻抓住曹錫寶“所參不實”不放，並因此而推斷，曹錫寶的矛頭實際是針對和珅的，於是在所頒諭令中公然言道：“曹錫寶如果見全兒倚仗主勢，有招搖撞騙情勢，何妨指出實據，列款嚴參，乃託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爲由，隱約其詞，旁敲側擊，以爲將來波及地步乎?”
遏制言路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壯圖疏請永行停止實行議罪銀，其理由如下：督撫在交納議罪銀後，無論清廉與否，都要想方設法向下屬搜刮錢財，爾後如再遇到下屬虧空、營私，就不得不曲爲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這道疏觸及乾隆晚年吏治敗壞、州縣虧空的關鍵。乾隆看到此疏之初相當震動，特爲此頒佈諭令，明白寫道：“狀圖請停罰銀例，不爲無見。朕以督撫一時不能得人，棄遐錄用，酌示薄懲。但督撫等或有昧良負恩，以借辦官項爲辭，需索屬員，而屬員亦藉此斂派奉迎，此亦不能保其必無。狀圖既爲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令指實覆奏。”
尹壯圖在復奏中進一步論述實行議罪銀所帶來的危害——“督撫聲名狼藉，吏治馳廢”，爲了能徹底解決這一積弊，尹壯圖建議皇帝簡派滿洲大臣同自己一起去各州縣密查虧空。
不料尹壯圖的回奏竟使得乾隆帝大怒，在他看來當下乃乾隆盛世，不容詆譭，如果按尹壯圖所說的“諸省商民蹙額興嘆”，那豈不是在打盛世的臉面。
不久，乾隆帝令戶部侍郎慶成與尹壯圖一起去山西、直隸、山東等省檢查州縣虧空，但乾隆帝拒不採納密查的建議，而是大張旗鼓地進行，致使被查州縣，在事前即已得到風聲。而戶慶成每到一地先遊宴數日，使被查州縣有充分的時間挪借銀兩，造成並無虧空的假象。
其實，乾隆帝對各省州縣的虧空並非全然不知，但他執意認爲尹壯圖心懷叵測，要把他即位以來的豐功偉績一筆抹殺，把太平盛世說成是“橫徵暴斂之世”。因而乾隆不僅不能正視尹壯圖所揭露的吏治廢弛、州縣虧空等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反而千方百計來證明尹壯圖是捕風捉影、沽名釣譽。
尹壯圖回京後，便將其下刑部治罪，秉承皇帝旨意的刑部官員將其擬爲“比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坐斬決”。並不想留下怒殺言官惡名的乾隆，雖然最終將尹壯圖開釋，但其拒諫的種種表現，把原本相當狹窄的言路完全封閉。
嘉慶親政後，也做過其父類似的堵塞言路的事情，洪亮吉上疏言事，同樣也遭遇到了尹壯圖一樣的結局。到了道光即位後，爲了遏制言路，竟然把“章疏中有破體疑誤字者，摘出交部議處”，於是科道相戒不敢言事，而言路堵塞，最終釀成了內外兵禍，開千古未有之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