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構，即宋高宗，字德基，宋徽宗趙佶第九子，宋欽宗趙桓之弟，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開國皇帝，在位共35年。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靖康之變後，金兵俘虜其父宋徽宗和其兄宋欽宗，滅亡北宋。1127年6月12日，康王趙構即位於南京應天府，建立南宋。在位期間，迫於形勢民心，任用岳飛、韓世忠等主戰派將領抗擊金軍。後重用主和派的王倫、秦檜等人，一味求和，處死岳飛，罷免主戰派大臣。1162年，禪位於皇太子趙昚。淳熙十四年(1187年)，崩於德壽宮，時年八十一歲，成爲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長壽帝王之一，諡號“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
主要成就
政治舉措
抗擊金軍
建炎元年(1127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今河南省開封市)，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以及大量趙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共三千餘人北上金國，後高宗即位。建炎的前三年，趙構一直被金軍追殺。建炎四年，韓世忠率8000人圍堵金兀朮10萬大軍，經黃天蕩之戰，大挫金軍士氣，使其不敢貿然渡長江。高宗才遷都臨安。統治期間，雖迫於形勢以岳飛、韓世忠等大將抗金，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軍爲攻佔陝西，在富平(今陝西省富平市北)地區，擊敗宋軍反攻的作戰。富平之戰，是宋金戰爭中一次大規模會戰。南宋輕率集結重兵，倉促進行反攻，在戰役指揮上恃衆輕敵，互不協同，以致大敗。金軍及時調整部署，集中兵力，出其不意，一舉獲勝。
和尚原之戰是南宋初年宋軍抗金戰爭中的重要戰役之一。這次戰爭由著名抗金將領吳玠、吳璘兄弟倆指揮，分別於紹興元年(1131年)五月和十月挫敗金軍，阻止了金軍的西線攻勢，保住了川陝門戶。[6]和尚原之戰後，金陝西經略使完顏杲率軍10餘萬，繼續在川陝向南宋大舉進攻，企圖避開和尚原從宋軍防守薄弱的饒風關入川。紹興三年(1133年)，在川陝之戰中，宋軍在饒風關(今陝西省石泉西北)與金軍進行的一次作戰。金軍因野無所掠，糧草不繼，加之疾病流行，於四月初引兵北撤，吳玠乘機派兵於武休關(今陝西省留壩東南)襲擊金軍後隊，金軍不備，被斬及墜澗死者數千人，丟棄所獲輜重而去。王彥乘勢收復金州。
宋金議和
趙構執政之時，面對金的威脅，連年戰事，軍費開支巨大，不得已向農民徵了遼餉，農民不堪重負，爆發了農民起義。爲了剿滅農民起義，又徵了練餉。土地兼併嚴重，農民起義時有發生。趙構如不和金人講和，戰場上鉅額的經濟來源，只能從老百姓身上來。面對土地兼併嚴重，貧富不均如此懸殊的南宋初年，宋高宗知道，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一旦爆發，南宋將失去統治權，金人趁機南下，宋連半壁江山也難以保全。面對這樣的局勢，宋高宗決定向金議和。
澶淵之盟，北宋以極小的代價換來了長達百年多的和平。同樣，南宋的紹興和議，也基本上奠定了南宋後期的和平局面。而這種局面，趙構功不可沒。《宋史》把趙構和劉秀相提並論，定爲中興守成之明君。
經濟政策
推行經界法
紹興十二年(1142年)，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上言經界不正十害，建議實行經界法。宋高宗詔專委李椿年措置。遂設立經界所，從平江府(今江蘇蘇州)開始，逐漸推廣至兩浙，再推廣至諸路。其具體措施有﹕打量步畝﹕以鄉都爲單位，逐丘進行打量，計算畝步大小，辨別土色高低，均定苗稅。造魚鱗圖﹕保各有圖，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頃畝闊狹，皆一一描畫，使之東西相連，南北相照，各得其實﹔然後合十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縣之圖。規定“南逃漢人(歸正人)可以在朝廷領到耕地，再貸款買到耕牛，本金八年還清，前三年免除租稅;一無所有的流民(被虜之家)則可以在朝廷貸款，去買種子、買農具、安家置業，紹興三十年前免除一切租賦，就是說，終高宗一朝三十四年，始終未對這些流民收取租賦。”在宋高宗的努力下，南宋的輕工業、文化產業、外貿、金融都非常繁榮。
海洋經濟
宋元時期是中國海外貿易發展的鼎盛階段，南宋隨着航海技術的進步，在北宋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發展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覺選擇，其主要原因：
1、則爲了擺脫因軍費開支巨大而造成的財政困境，不得不發展海外貿易以拓展財源。
2、因對立政權的阻隔，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難以暢通，不得不加緊建造海上陶瓷之路。南宋經濟的發展則比較片面。礦冶業低迷不前，但農業生產突飛猛進;鑄錢業勉強維持，但兵器生產規模巨大;造船業領先世界。南宋農業長足進步與戰爭不無關係。沒有戰爭迫使偏好麪食、會種小麥的北方民衆的不斷南遷，小麥生產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東南地區的牧羊業比從前有所發展，其原因也與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來，使得東南地區“羊價絕高，肉一斤爲錢九百”(洪邁《夷堅志》丁志卷十七)。市場需求旺盛是推動着牧羊業的發展，但畢竟爲氣候條件所侷限，其發展水平不能與北方相比。
大發紙幣
北宋紙幣的印行和使用大體僅侷限於四川地區，南宋則出現了不少地方性的紙幣，如東南會子、湖會、淮交等。與面向海洋相同，大發紙幣並非南宋統治者自覺性較強的理性選擇，而是不得已而被動爲之。紹興年間朝廷在臨安創行紙幣，固然是適應並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於“佐國用”(《文獻通考》卷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