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順宗李誦是唐代近290年裏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只有半年(由韋后扶立的少帝李重茂，在位一個月就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聯手廢除，歷來沒有記入唐朝正式皇帝之列)，連選定的新年號永貞實際都沒輪到，順宗在位期間仍屬於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上半年。下半年風疾發作(普遍視爲病情復發)，待在後宮。主持大局的宰相和宦官把太子李純推到前面揭開了新的一頁，次年實際屬於憲宗李純的元和元年了。
對於順宗李誦的健康情況，由於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劉禹錫等人掀起的一場風波，幾乎成爲唐朝歷史上又一個不大不小的疑團，其中真相讓後人感到十分困惑。順宗李誦的確有病，在位時間又很短，可他的繼位仍然要算肅宗李亨與玄宗分道揚鑣以來，以及衆多被宦官廢立的晚唐君主中，少見沒有受到重大幹擾，正常繼位的皇帝(沒有發生宮廷爭奪，也不是由宦官推舉)。之前唐代宗李豫名分早定，可輪到繼位前夕，宮廷中也還出現過一場奪位變故。德宗雖然有過要更換太子的念頭，畢竟沒有落實，李誦的繼位實在要算唐代後期罕見的平穩順利。
和代宗、德宗一樣，李誦在排行上也是長子，生於肅宗上元二年(761)。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德宗李適繼位之後就被確定爲太子，當時已經十七八歲。德宗在位二十六年，李誦就足足當了二十六年太子，建中時期德宗逼迫河朔藩鎮、冷落西北地方軍接連引發危機，李誦陪伴德宗在奉天和梁州避難，爲保父皇安危，身先士卒，仗劍巡防。因爲年輕時經歷過兵禍，目睹民間景象，所以，李誦作爲太子儲君，一直有心繼承代宗和德宗的志向，爲修復大唐社稷弊端渴望積極振作。
貞元以後，德宗原來奮發的一面逐漸收斂，伴隨財政和外朝(宰相與六部)等發生變化，內侍宦官打着爲朝廷斂財的名頭弊端多多，德宗對此一味因循萎靡。李誦與東宮的王叔文、王伾等人感到不滿，接觸一批有志於改變局面的文人，像柳宗元、劉禹錫、呂溫、韓泰、陳諫、韓曄、凌準、程異、李景儉等，包括很重要的韋執誼，圍繞李誦的繼位而紛紛意圖大展拳腳，調整種種弊端，可惜僅僅半年就歸於失敗，其中李景儉和呂溫因出使邊塞而躲過一劫，其他八人就成了放逐偏遠地方的“八司馬”。
之前分析過，貞元后期德宗有過更換太子的念頭，父子關係確實一度變壞。李誦在貞元二十年發生中風也應該是事實，導致二十一年的賀新年未能參加。史書刻意點出德宗對太子缺席感到不滿，然後就患病，二月就駕崩，多少有點把責任往順宗身上推。
但是，李誦的病是否如記載那麼嚴重，以至於剛剛登位沒多長時間就無法理事，或者到底什麼時候嚴重到不能理事?這些全都是謎團，疑點甚多。
第一，如果李誦中年以後身體不健康，一病就非常嚴重，換一個角度看，德宗打算換掉太子那就事出有因了。這出於對朝廷社稷負責，算不上德宗是對李誦不好。
可結合情況來看，感覺順宗的情況應該並沒有那麼嚴重。假如一個人患中風，如果第一次屬於輕微，平時加以注意調理，一般也可以恢復六七成，並不會到不能行動，不能做事的程度。
第二，可以反證，假設李誦當真病情很厲害，當時就沒法正常繼位。諸多朝廷大臣，尤其俱文珍等宦官，應該就不會給李誦成爲皇帝的機會，這屬於合理判定李誦不適合繼位——堂堂大唐至尊，怎麼可能交給一個不能正常說話和做事的人呢?
李誦和身邊的王叔文、王伾就不會有後來的半年風波。
朝野對李誦身邊王叔文、王伾等人的反對聲浪早就出現，不完全是繼位之後才掀起批評。如果在繼位之前，鑑於李誦有嚴重疾病而排除隱患，更換皇帝就會是很有理據的事情，又何必等半年再來打擊王叔文、王伾等一干人，再發生順宗讓位的一幕?
唐德宗唐順宗的傳記
雖然這是事後議論，也儘管兩個疑點之下對順宗的處置都可算是不合常理，但前者對朝廷的影響肯定要小很多，也對後來得勢的人更爲有利。爲什麼沒有發生呢?
唯一合理的解釋自然就是，順宗李誦的健康並沒有後來形容那麼誇張，甚至半年之後憲宗李純的繼位也屬於逼迫順宗退位，更遑論順宗後來莫名其妙的離世!
半年之後的順宗的確是再次病情發作，原本這就是受到突然刺激產生的情形。他在位時期雖然一直都需要休養，但半年左右並沒有到嚴重到完全不能理事和不能言語的地步，他是借重王叔文等人，但他們的做法很大程度也代表了順宗的意志，這是爲了給後來憲宗繼位鋪墊一種合乎情理的說辭。
王叔文、王伾二人原來是李誦在東宮時期的文學侍從。德宗後期屬於翰林待詔的閒職，但王叔文看好李誦年輕有爲，志向遠大，爲李誦將來大展宏圖，刻意結交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等大批有才學的文人。順宗繼位時，韋執誼爲宰相，王叔文是翰林學士兼度支使、鹽鐵轉運使，另讓名相杜佑擔任正職，屬於配合王叔文。
以王叔文主抓度支和鹽鐵來說，還是在積極扭轉貞元后期的經濟，整個朝局圍繞王叔文爲中心協調宰相和皇帝展開。而王伾則主要聯絡後宮和宦官維持關係，韋執誼爲相是幫助二王辦事的外朝力量，而王叔文也時常入宮輔佐順宗充當協調，這既有歷來皇帝與宰輔各自處理政務的傳統特色，也有德宗貞元以後改變制度、提攜翰林學士充當機要分割宰相職權的特殊結果。
由於順宗的健康確實是存在問題，他很少在朝堂公開接見大臣，就讓人誤解他缺乏處理事情的能力。
史書稱順宗就算見大臣也居於簾幕後，但並非以此就輕率判定他完全喪失判斷力，順宗朝局的特殊性恰恰在於進一步發揮德宗改變行政方式突出簡化功效，幾乎成爲一個小班子。
王叔文雖然是翰林學士，卻沒加宰相職銜，他以能夠親近皇帝商討決策，然後取代皇帝、宰相三省和六部大臣共商議事的常規程序，這種明目張膽取代宰相與衆大臣的做法當然會引起朝野巨大的批評和爭議了。
回想德宗時期的陸贄等人，即便陸贄去代表皇帝處理一些事情都會被看不起，如他被朔方軍將領李懷光批評。王叔文如此大張旗鼓改弦更張，怎能不掀起驚濤駭浪?他爲了掌握財稅，包括調動人事，爲順宗安插有共同志向的一批官員，希望以此改變氣象形成一個新局面。
除順宗外，他們還得到牛昭容(爲李誦寵信的妃子)的支持，前面動靜不大，針對一些保守的文臣看起來還順利，可涉及到神策軍的任命，就觸犯當時俱文珍等宦官的利益。不過，並非王叔文、王伾就沒有結交宦官。事實上王伾主動拉攏了李忠言，但李忠言服侍牛昭容，對宮禁內外安危毫無實際作用。
王叔文等想要具體帶兵負責的範希朝取代俱文珍，實際想把神策軍歸還朝廷——由帶兵將領負責而非宮廷宦官。但神策軍歸宦官已經十幾二十年，重點是俱文珍等已經通過德宗時代的制度充分控制局面，王叔文等人的方式不夠嚴密周全，因此打草驚蛇，反受其害。
範希朝是德宗年間中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瓌是瑰的古代異體字，讀音也相同。西北靈州人，朔方軍出身，郭子儀頗爲欣賞的部下。李懷光在四鎮風波中帶朔方軍救駕，不滿待遇不如神策軍李晟而倒戈，當時李懷光曾試圖拉攏韓遊瓌遭拒絕)的別將，在建中年間平四鎮立功，得到提攜，進入神策軍任職。
韓遊瓌在貞元年間死後，手下將士聯名上書要求範希朝領軍，德宗同意，令其改任振武軍節度使(今天寧夏與陝西交界一帶，過去屬朔方軍駐地，包括綏州、銀州、麟州、勝州等地)，前後長達十四年，直到貞元末年纔回朝。
範希朝爲人正直，待士卒甚好，所以王叔文等認爲他有聲望兼口碑：“有貞臣之節，有良將之風，識達武經，學綜兵要”，任他爲左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韓泰爲行軍司馬，鎮守奉天，試圖取代宦官的神策都尉等職務。
影視劇中的唐順宗形象
關於大宦官俱文珍早期事蹟並不多，他是貞元后期大量啓用宦官去地方監軍才起家，本來隸屬宣武軍。此前李希烈的淮西節度使佔據汴州、宋州等地，後以劉玄佐出任汴宋節度使，宣武軍正位於汴州開封，俱文珍當時叫劉貞亮(史書稱冒姓劉氏，恐怕不是事實，俱文珍很可能的確姓劉，只是後來因爲宦官身份口碑不好而被排斥才貶低其出身)在地方任監軍。
在劉玄佐死後，兒子劉士寧意圖作亂，被劉貞亮等擒獲。體現了德宗安排宦官監軍對地方軍隊的確有監督的效果，只不過很難簡單評價最終效果到底是好是壞，至少可以表明雙方矛盾十分突出。劉貞亮後來舉薦宋州刺史劉逸準，深得德宗賞識，地位迅速提升，之後還舉薦韓弘，全都證明劉貞亮善於發掘人才，經過兩次整頓，宣武軍終於徹底改組。
顯然，這個本來叫劉貞亮的俱文珍是有一定才幹的人物，在貞元后期回朝勢力大增，成爲竇文場、霍仙鳴(此二人在貞元前期風光了十一二年，在貞元十二到十四年先後死了)之後又一大頭目。
俱文珍的特殊性在於，他之前並不算德宗身邊的親信，完全是在地方建立功勳返回宮廷受到提升。這是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忽視的一點。
都知道德宗李適後來爲人很敏感，不太輕信任何下屬，儘管相對更倚重宦官，畢竟俱文珍主要是靠表現，心理上還不見得是德宗非常容易親近的一個人。
那麼在德宗駕崩，順宗李誦登位這一關鍵時期，新君李誦想改變時局，恰恰身邊沒有特別依賴的宦官。由於他很寵信牛昭容，身邊宦官李忠言一度被王伾等借重，希望由李忠言充當與宮廷宦官羣體的紐帶。對於宮廷局面，成爲俱文珍和李忠言誰能真正操控神策軍的較量，顯然李忠言根本不是俱文珍的對手。
儘管俱文珍前期只是地方監軍，與神策軍的關係也是後來到京師才建立。但俱文珍畢竟有真材實料，《舊唐書》稱其性情忠直堅強，也頗識義理，歷來認爲是根據韓愈所寫《順宗實錄》，有些誇張不實。假如客觀看待俱文珍從地方到宮廷的一系列表現，他對付二王八司馬雖然是一個立場問題，可論才幹和見識，恐怕並不是韓愈功利心態下的胡亂吹捧。
韓愈歷史上對大宦官俱文珍態度曖昧
如前強調，順宗是唐代多少年來難得一次儲君正常繼位，那麼俱文珍按照規矩扶持新君，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要過於戒備什麼，製造某種緊張氣氛對他並沒什麼實際好處，即便對神策軍與朝局情形肯定在觀望。
何況對二王八司馬調動官員頻繁，引發反響，一開始也和俱文珍無關，而是其他如武元衡、鄭絪等，也包括西蜀地方的劉闢。
武元衡、鄭絪都是憲宗前期的重臣，武元衡爲武則天家族後人，其曾祖武載德是武則天的堂兄弟。建中四年(784)參加科舉因詩賦文佳，列進士榜首，然後到地方任職。貞元二十年(804)升御史中丞，掌監察執法、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之事，德宗李適經常稱讚他有宰相的才能。
在武元衡聲名鵲起的時候，嫁女兒給另一後來地位顯赫的重臣段文昌，不過早期的段文昌還名不見經傳，屬於德宗十分信賴的西蜀藩鎮韋皋從中牽線，段文昌起初正在韋皋身邊任職。由於武元衡是名聲很好的文人出身，且家境不錯(雖然武家不比當年女皇在位，畢竟名氣還是存在)，又的確能幹，原本王叔文、王伾早都對武元衡有好感，多次想結交拉攏，但武元衡對王叔文等太子身邊的人私自結交大臣拉幫結夥很反感。所以，大臣們對王叔文的排斥並不是順宗繼位之後的事，順宗之後應該說是這股聲浪變得激化和加劇了。
德宗死後，武元衡原本負責喪葬事宜的山陵使，名義上很看重，實際也有被閒置的可能性。監察御史劉禹錫希望爲儀仗官，爲此方便影響武元衡，結果還是被拒絕(劉禹錫和武元衡不說私交，就文學交往至少還不錯，詩集中有不少唱和之作)。
順宗繼位後，王叔文對未來宏圖比較心急，希望大幹一場，對很多官員不支持，甚至對他們的批評很窩火，乾脆將武元衡罷免，改爲太子庶子，結果反而讓武元衡與太子李純有了交集。
鄭絪與武元衡有點相似，也是進士出身，一度到西川任掌書記，回朝一直在德宗身邊供職十三年。順宗繼位，鄭絪沒有成爲新君的重臣，也對王叔文、王伾用事不滿。後來鄭絪也是元和宰相，與武元衡、李吉甫交情頗深，有《奉和武相公省中宿齋，酬李相公見寄》詩歌流傳。
反對王叔文的其實還有杜佑、杜黃裳等人，杜黃裳是韋執誼的岳父，只不過他們表面上對王叔文、王伾的態度相對緩和。但杜黃裳私下對韋執誼有過比較嚴厲的反對，認爲韋執誼不應該支持二王。
詩人劉禹錫是順宗時熱衷功名的八司馬之一
韋執誼因王叔文過於武斷兩人產生一些分歧，體現了翰林學士對宰相職權的分割矛盾。加上杜黃裳和衆多大臣議論紛紛，爲掩飾自己依附王叔文，他也時常在辦理事情時表現出和王叔文不一致的舉動，但事後總會派人傳遞消息，向王叔文表示道歉。久而久之，王叔文還是認爲韋執誼三心二意，二人的矛盾有加深的跡象。就在得知順宗病情再次加重以後，杜黃裳率先主張由皇太子李純出來主事。韋執誼十分驚駭，勸道：“您怎能剛升官就談論禁中之事。”杜黃裳怒道：“我受三朝厚恩，怎能因一個官職便出賣自己。”
究竟當時如何提出由太子李純走向臺前，到最後脅迫順宗李誦讓位，可以說衆說紛紜。
李純成爲太子，本就是順宗繼位以後的四月(實際還是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有了儲君身份，朝廷內外對李純的傾向性引起一番波瀾。這時候大臣們對二王八司馬的反對已經聲勢不小，所以，李純的太子身份被定下來可以算未來變局一個小小轉折，爲提出太子主事奠定了重要基石。
但第一個拋出引玉的那塊磚頭，據說是鎮守西川長達二十年的藩鎮重臣韋皋臨終前的建議。提前數月，韋皋就派出節度副使劉闢在長安活動，向王叔文索要併入東川節度使的職務，王叔文非常嚴厲的斥責。
劉闢耗費幾個月時間，帶回不好的消息，引得韋皋忽然暴斃，跟着就是劉闢要求自己接替韋皋職務，然後就是李純即位後的軍事行動。但奇怪的是，爆出韋皋的消息後，荊南的裴均、河東的嚴綬也不約而同給朝廷發來表章，與韋皋的意見大同小異。
不少研究者推測，要麼韋皋、劉闢在長安本就帶着賄賂拉攏權貴的變通策略。當王叔文態度執拗，加上得悉衆多大臣反對王叔文，很可能劉闢與神策軍俱文珍等人有過聯絡，神策軍開始藉助地方藩鎮暗中推動朝野反對二王八司馬。
俱文珍以此契機後發制人，這就有了來自各地藩鎮的表章，然後爲推動太子李純上位進行輿論造勢，宦官操控朝野局面的力量再次脫穎而出。
隨着感應到王叔文插手神策軍的這種壓力，俱文珍本來就不會坐以待斃，他果斷採取非常手段，所以事態就發展爲激烈變化。當事人劉禹錫後來在《劉子自傳》中就說：“當時太上皇身體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對。而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
這年十月(憲宗登位是這一年八月，幾個月後就是元和元年了，算順宗二月繼位到八月讓位，剛好是半年時間)，山人羅令則從長安前往秦州矯太上皇詔令(這一太上皇就是被迫下崗的順宗李誦)，向隴西經略使劉澭請兵謀劃廢憲宗另立皇帝，可謂驚天舉動。
唐順宗豐陵
跟着德宗非常寵愛的舒王李誼神祕身故，《資治通鑑》和《舊唐書》都簡單記載永貞元年十月戊戌神祕的“薨”了，足見被認爲患病嚴重的順宗讓位一幕，在相關事實上絕不單純。隴西經略使劉澭當然能夠看清時局風向，立刻逮捕了羅令則，憲宗一方面以名馬金銀厚賜劉澭，另一方面詔令禁軍審問羅令則，將其杖死。
一開始爲了趁機上位掌控局勢的是大宦官俱文珍，以爲扶立年輕的太子坐到龍椅就能方便控制，事實上盤算錯了，憲宗雖然年少，卻很有手段，小皇帝反過來也在借俱文珍的力量爭取上位。
俱文珍密令管束神策軍的宦官拒絕接受王叔文等命令，王叔文自作主張還想要被任命爲戶部侍即時，俱文珍已開始控制宮廷守衛。而王叔文、王伾聯絡的宦官李忠言雖然親近牛昭容和順宗，但無任何兵力在手，根本無法充當保護傘。
俱文珍調動力量，攔截順宗發出的“制書”，他輕鬆削去王叔文任翰林學士的頭銜，剝奪他接近皇帝參與議事的職務。王伾經過多次爭取才准許王叔文三五天到翰林學士院一次，實際二王已被拆散，順宗朝廷大局已被俱文珍輕而易舉掌控。
永貞元年八月，俱文珍召集士族官僚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等人至金鑾殿，逼順宗禪位於太子李純，憲宗繼位時才十七歲。如前所述，順宗這時候到底病情程度如何其實是一個謎。
總的來說，
順宗李誦繼位後並沒有再發的跡象，但到半年後，隨着王叔文、王伾等人被大批朝臣反對，順宗眼見一番宏圖受到打擊，這時候病情可能是有復發，但真正刺激他的一幕實際是被強迫要讓位給太子。
不管順宗是否有嚴重的病情，他到這時無心也無法再處理事務，唯有選擇讓位於李純，稱爲太上皇，內心有志作爲的順宗無力迴天，就此含恨退出了歷史舞臺。此後順宗被軟禁，無法再與任何大臣會面。到底是兒子憲宗的安排還是當時俱文珍的安排，已經無法查證了。
充滿悲情色彩的順宗李誦留給後人的疑惑不僅僅於此，還有他的死同樣迷霧重重，不清不楚。
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依照宮廷禮儀，皇帝、太上皇都要出來接受羣臣朝賀新年，可憲宗只在大會上提議爲太上皇上尊號。元宵節過後的正月十八，太上皇還沒有出來參加任何活動，憲宗只在朝會時對大家說太上皇的病仍沒有好轉，專門下了一道詔書(公佈太上皇長期患病)，還說他天天都要過去探視，還陪伴太上皇吃藥。
可就在第二天(正月十九日)，順宗就離奇死於興慶宮，遷殯於太極殿發喪。有不少人估計太上皇可能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只爲了向天下通報太上皇的病情，這是爲掩蓋太上皇已經被害死的真相。
究竟順宗是誰害死已經很難揣測。一般來說自然都懷疑仍然是俱文珍等有權勢的宦官羣體，可當時憲宗是十七歲，而且還堂而皇之在處理順宗的事情，假如俱文珍是害死其父皇的人，憲宗會不會這樣“配合”?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何況俱文珍在元和八年(813)病故時，憲宗對他的處置一直很不錯，還贈開府儀同三司。顯然在順宗死的問題上，憲宗與俱文珍的立場是一體的，李純當太子被各地藩鎮製造輿論時，可能已經與俱文珍表示合作。可以假設，如憲宗李純非常憎惡俱文珍等人，他能否被扶立就大成問題。
退一步講，例如當時舒王還在，朝野都知道當年德宗非常喜愛他，完全有機會再與李純一爭高下。舒王李誼當時神祕的死、順宗李誦跟着不明不白的死，全都是爲了徹底打消還有人覬覦皇位的辣手狠招，憲宗李純原則上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出於他受益最大，實在脫不了流言蜚語。
衆所周知，多年後報應不爽，憲宗結果也死的極爲蹊蹺。史書稱被宦官陳弘志謀害，當然他只是執行人，背後可能另有主謀，不少當時或稍晚的資料都推斷憲宗妻子郭氏嫌疑很大。
郭氏是老臣郭子儀的孫女，郭曖與昇平公主的女兒。憲宗雖然對郭氏不差，可出於忌憚外戚家族的傳統，遲遲沒有冊立皇后。郭氏極爲不滿，後位不定，兒子儲君地位不穩。憲宗晚年又迷戀丹藥，脾氣暴躁，神智受損，郭氏不能如願，最終就拉攏人自己動手，扶持兒子穆宗上位。
對此一幕，不要說宣宗時候的《東觀奏記》有野史小說色彩，當時親歷者元稹在《將進酒》中已經頗有“詩史”味道：“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傷主母。母爲妾地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佯爲僵踣主父前。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知妾爲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摧集主母牽下堂，扶妾遣升堂上牀。”
詩歌屬於文學語言，但中心意思卻很清晰，就是妾侍爲了上位而毒害夫主。後來像陳寅恪等研究大家都提倡文學與史學的關係可以“互通”，雖然不能完全輕信，但多少能夠側面提供一些線索和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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