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李純(778年―820年)，初名李淳，唐順宗長子，唐代皇帝，805年―820年在位。
貞元四年(788年)，封廣陵郡王。貞元二十一年(805年)，立爲太子，改名李純。同年八月即位。李純即位後，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李純在位15年間，勤勉政事，力圖中興，從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並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稱“元和中興”。李純的政績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暫時平定一些藩鎮。經過削藩，藩鎮勢力暫時有所削弱。後爲宦官陳弘志(一作弘慶)等人謀殺。享年43歲，在位15年，死後諡號爲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廟號憲宗。
憲宗繼位後剛明果斷，能用忠謀。力圖削平藩鎮割據，恢復唐朝的統一。他在位初期，任用杜黃裳、裴度、李絳相繼爲相。利用藩鎮之間的矛盾，先後平定了四川節使度劉闢、江南李琦的叛變，整頓了江淮財賦，招降了河北強大的藩鎮，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任用了名將李愬，全力消滅了淮西節度使吳元濟，使其他藩鎮相繼降服，歸順朝廷。結束了自肅宗以來，各地藩鎮專橫跋扈，各自任免官吏，對朝廷不供貢賦的局面，全國出現了暫短的統一。
但是，在和藩鎮的戰爭中，憲宗又重用宦官，竟任命心腹太監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兼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和招討處置使等要職，作爲統帥帶兵出征，使宦官勢力大大增長。有的大臣勸說憲宗要防止宦官權力過大，他卻回答說：“吐突承璀只不過是一個家奴，不管給他多大的權力，我要除掉他，還不是如同拔掉一根毛那樣輕而易舉”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憲宗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後，就自以爲立下了不朽之功，漸漸驕侈。任用皇甫博、李吉甫而罷賢相裴度，政治日見衰敗。他還信仙好佛，想求長生不老之藥。公元818年，他下詔徵求方士。宰相皇甫博向他推薦了一個名叫柳泌的山人，由他配製長生藥。又遣宦官使至鳳翔迎接佛骨。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懇切諍諫。憲宗勃然大怒，準備對韓愈處極刑。朝臣裴度等奏言韓愈忠直，乃貶爲潮州刺史。第二年,憲宗開始服用長生藥，性情變得暴躁易怒，經常斥責或誅殺左右宦官，宦官集團又分爲兩派，吐突承璀一派策劃立李惲爲太子，樑守謙、王守澄一派擁護李恆爲太子。
公元820年正月庚子日夜間，王守澄，陳志宏等宦官爲了立李恆爲帝，潛入寢宮謀殺了憲宗，然後守住宮門，不準朝臣入內，僞稱皇上“誤服丹石，毒發暴崩”，並假傳遺詔，命李恆繼位，還刺殺了吐突承璀。
從此，唐朝皇帝的廢立，都由宦官所操縱。
蔣系：“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僚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爲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已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細務，多自臨決，奸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籓邸監國，以至臨御，訖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鹹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羣盜。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興，章武而已。任異、鎛之聚斂，逐羣、度於籓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當，閹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幾於理矣。”
蘇轍：“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己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僨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舊唐書》：“貞元失馭，羣盜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嘯聚。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聞於頌聲。”
《新唐書》：“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
誅，強籓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鳴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也。”
《劍橋中國隋唐史》：“憲宗是一位重實幹的堅強的君主，他抓住時機採取了干預的政策。但在一開始情況似乎並不顯得對他有利。在順宗時期出現的不和以後，朝廷尚需恢復和諧關係，而地方政府廣泛的行動迴旋餘地已成爲全帝國被人接受的準則。憲宗對迅速恢復中央權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所以行動很謹慎，只是設法見機行事，而不是強制推行自己作主的全面計劃。可是憲宗頑強地堅持他的基本目標，即恢復對搞自治的藩鎮的控制，並要使所有藩鎮當局完全聽命於中央的指令。他幾乎不可能希望深入進行下去：對各藩鎮高級當局的需要，排除了恢復安祿山之亂前那種中央集權的可能，而且它們的軍事編制既龐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許作任何重大的軍事復員。
憲宗的又一個特點是，他沒有從純軍事角度去看待藩鎮的問題。他認識到，要削弱諸鎮獨立行動的能力，同樣需要作出制度的改變。的確，他的改革旨在增強中央的權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到9世紀的最後25年，除了河北幾部分外，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國重新樹立決定性的制度，從而進入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