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同樣是法家申不害變法和商鞅有何不同?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戰國初期，各諸侯國爲了應對日漸嚴峻的競爭局面，紛紛以改革來尋求富國強兵之道。務實、見效快的法家，成爲了各國君主的首選。首先吃螃蟹的李悝、吳起，曾讓魏、楚強盛一時;而公孫鞅踩在李、吳二人的肩膀上更進一步，他於公元前359年推行的變法，把秦國從被視爲翟夷的西陲弱邦，塑造成氣吞六合的虎狼之國。
也許少爲人知的是，就在八年後，身處中原的三晉之一——韓國也緊跟腳步，開始了變法。主持這一工作的是韓相申不害，因此被稱爲“申不害變法”。
對於這一變法的最終成果，《史記·韓世家》中僅僅這樣一筆帶過：“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資治通鑑》中則稱：“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
看似韓國通過變法實現了自保，然而就在變法的過程中，它仍被當時正走下坡路的魏國胖揍：公元前340年，龐涓伐韓，韓國五戰不勝，不得不依附於齊國;而過了三年申不害去世，韓國更是逐步陷入了被秦國不斷蠶食的泥淖。
下面筆者嘗試從變法本身出發，分析申不害與商鞅之道的不同內核，總結出其結果差異的必然性。
同爲法家，流派有別
各類史料中，對於商鞅及申不害變法的相關記錄篇幅相差懸殊。由於其對戰國曆史走向的關鍵性影響，前者被記載得極爲周全，《商君書》甚至能歷經兩千餘年流傳至今。
而申不害變法可沒有這種待遇，對於其具體如何操作，史書中惜字如金。《資治通鑑》中用了八個字對其進行概括：“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可以理解爲對內整頓政風，對外與各諸侯國四面逢源;而《史記·韓世家》中更是僅有四字真言：“脩術行道”，即：運用駕馭羣臣的權術，實行法家治國之道。
然而這一個“術”字，卻點出了申不害變法的核心。“術”是法家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外兩個是“法”和“勢”。後來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曾說：“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韓非子·定法》)，即申不害是“術”派的代言人，公孫鞅則是“法”系的代表。至於“勢”流派的宗師，則是趙國人慎到。
本文重點比較“術”、“法”之差異。顧名思義，前者可以理解爲國君操縱、掌控臣子的權謀之術，以虛實結合的方法，在不動聲色中明辨忠奸、察覺是非，並採取讓部下難以猜測卻切中要害的舉措;而後者的核心是以法令爲依據，以賞罰爲工具，將功名利祿與具體的功績進行綁定，鞭策各階層圍繞國家戰略目標而行動。
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目的都是爲了驅動臣下爲政權服務，但“術”的主體偏向君主個人，“法”則側重於法律條文。史書對這二起變法代表案例的記錄，就體現了這一差異：
《資治通鑑》一書對申不害變法的記錄篇幅極爲有限，除了上文的精煉八字外，還列舉了兩個事例，但這兩個事例的主角都是當時的國君韓昭侯。其一，申不害替自己的兄長求官，被韓昭侯以任官必須“修功勞、視次第”爲依據拒絕;其二，當自己的一件皮衣破舊後，韓昭侯命人將其妥善保存，卻不賞賜給臣子，理由是即使再微不足道的獎賞，也只能賜給有功之人。
而商鞅變法則呈現出完全相反的特點，自秦孝公決定推進變法後，他的名字好像就從史書中消失了，無論是“移木賞金”，還是對太子的師傅動刑，主角首先是法令，其次是執行人公孫鞅，國君本人則更近乎隱形。
主體的差異，背後是兩種流派內核的區別。
變革主體不同，內核大相徑庭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韓非子·定法》)
結合韓非子的這段話，筆者對兩種變法流派的不同本質總結如下：
第一，改革層面不同。申不害變法，最需要改變的是國君本人，要求其以才能選用官員，依據實際表現進行獎懲，對羣臣進行鞭策，變法只限於統治者階層;商鞅變法則是以法律條文來規範官府、民衆的行爲，以賞罰來保證這一體系的運轉，是牽涉到整個社會的變革。
第二，推行方向不同。雖然都被稱爲改革，申不害變法的推進方式是通過君主本人，以其意志規範政府的運行，由上向中，而未涉及到民衆;商鞅變法是以法令規範作爲各階層的行爲準則，雖然這個法令是國君意志的體現，但卻是由基層開始推行，國君只需要支持變法、不要因私破壞法制即可。
其三，監督機制不同。申不害變法信奉的是絕對的君主意志，所以落實的程度要看其個人的意識、臣下的規勸，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比如在申不害死後，韓昭侯就失去了自律性，公元前334年，在內外交困之際，他卻大興土木、修建奢華的門樓。
商鞅變法的行動主體是官、民，所以監督起來毫無顧忌。秦國的監督體系堪稱密不透風的大網：“吏雖衆，事同體一也。夫事同體一者，相監不可”，即不能讓官員互相監督，所以在秦國官吏監察民衆，民衆也要監督官員;“行間之治，連以五”，軍隊中五人爲一單位，互相監督，一人出問題、全員擔責任;“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這是家庭成員間的對話，即一人違背法令，所有家庭成員都要連坐，所以親人間也要互相監督...
其四，血腥程度不同。以君王之術駕馭百官，除了升貶、獎懲外，偶爾只需要殺雞儆猴，不會帶來過多的殺戮。而商鞅變法涉及到全國的各個階層，爲了保證法令的權威，從變法伊始即伴隨着血腥的屠戮;上至太子師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下到黎民百姓：“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淪囚，渭水盡赤”。
其五，可持續性不同。冀望君主之術來促使政治清明，則很容易人亡政息，故此韓昭侯與申不害死後，韓國再也沒有像樣的管理者，其變法猶如曇花一現;而秦孝公去世、公孫鞅被殺後，其後秦國六代君主，雖性格迥異，但都未破壞變法的延續性。其祕訣在於以法令來管理國家，擺脫對君主個人的依賴。
申不害變法，強調主觀的帝王之術，沒有客觀標準，是“暗”的模式;商鞅變法則明文將功名利祿與具體的功績進行綁定，打破貴族政治，明賞罰、令行禁止，以赤裸裸的功利誘惑，將秦國上下捆綁在國家意志上。
那麼既然秦國變法在先，韓國爲什麼不學習其套路?
不同的起點，決定了迥異的道路選擇
作爲第一個被滅的戰國六強，韓國一直給我們以“悲情”的弱國形象，但在戰國初期，它的實力並不比秦國差。在三家分晉時，韓國分得了原晉國中南部的疆域，大致包括包括今山西中部、河南西部、陝西東南部;西臨崤山、東接齊魯，地理位置顯要。這些地區，自古以來是華夏文明發源的腹心，故而周王室也定都於其境內。
再加上承接中原霸主數百年來的政治、經濟遺產，韓國國土雖小，但經濟發達、人口衆多、技術先進，在資源上具有獨到的核心競爭力：“地方九百餘裏，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蘇秦語)
而秦國地處西陲，在變法之前土地貧瘠、地廣人稀。《商君書》中曾這樣對比：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有五，而谷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韓、魏...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並處。
可見秦國的土地利用率極低，韓國則人口密集，土地得到最大開發。而在農耕社會，土地就意味着經濟，意味着國力，更意味着戰爭潛力。
在戰國初期，三晉聯合行動，擊齊、伐楚，令各國頭疼不已。在申不害變法之前，韓國除了曾被魏國兵臨城下，還未吃過大虧。而秦國則不同，不僅被魏國以一國之力奪去河西、壓制回關中，而且連周邊的小國都瞧不起自己：
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除了實力不濟，此前的秦國政治也相當混亂。春秋戰國之交，秦國也落入了大臣專權的處境，經歷了所謂的“四代亂政”;後來秦出公被大臣所殺，秦獻公則因作戰負傷而死。公元前262年秦孝公即位時，秦國可謂內外交困。
用個可能不恰當的比喻：在變法前，秦國是個人見人厭的窮屌絲，韓國則是祖上風光無限的富家子。家底不同，後者應發展的更好纔是。
然而就如我們常說的規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內憂外患、危機重重的秦國，更願意接受徹底的變法，扭轉自身任人欺辱的窘境;而條件優渥、衣食無憂的韓國，則安於現狀，只願意進行小修小補。
因此，在變法開始前，秦國君臣經過論戰，達成了如下共識：
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即：只要能富國強民，以前的所有老規則都可以拋棄，這是一種務實到極致的改革觀。而韓國則在開展申不害變法時，對源自原晉國的法度並沒有做任何改變，韓非子曾這樣說：
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
新舊法並存，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具體到某一項事務時，若以新法爲基準有利，大臣們就就遵守新法;反之，則轉向舊法。就這樣，國君與大臣之間鬥智鬥勇，以權謀較高下。若僥倖遇上能壓制羣臣的君主，術道尚可以施行;若君主能力有限，那麼國家機制就會步入權貴們最歡迎的節奏：維持階級固化、保證既得利益。
結語：“術”與“法”的流派之爭，實際上是“權謀”與“信用”的對決
基礎的高下，滋生了迥異的改革動力;現狀的差異，促成了不同道路的選擇。同爲法家變革，但申不害變法，本質上是以權謀駕馭政治;商鞅變法雖然也是爲了君主服務，但其實現的途徑，是通過法治確立規則，並以君主的權威確立政權的信用，如公孫鞅所說：“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商君書》)
司馬光說：“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所以萬乘之勁韓，雖然經歷了轟轟烈烈的改革，卻落得不斷被蠶食、最終家底消耗殆盡的慘境;曾經窮僻之弱秦，則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逐漸國富而兵強，最終一統天下。
古時治國如此，如今爲人處事也同理。與其絞盡腦汁研究權謀，不如踏踏實實確立規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