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范蠡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像他這樣，一生功成名就，且活得明白透徹的人，實屬鳳毛麟角。
他一生，三次抵達巔峯，三次清零重啓，官位、財富、權力和榮譽，隨時丟棄掉，毫不在意。最終在波詭雲譎的時代中，全身而退，活到了高壽。
後來人評價說，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其一人而已。
在他的事蹟被記載並流傳後，2500年來，他一直是中國人的理想人格鏡像。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歷史上的每個時代，都有無數人想參照他的活法，卻鮮有人模仿成功。
因爲他的人生太過完美，所以被奉爲經典範式。也因爲如此，各種頭銜在層累的歷史中，不斷加到他頭上：一流的謀士，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頂級的商人，富豪，慈善家，中國商聖;道家代言人之一，民間的財神，完美愛情詮釋者，遊刃有餘的成功者……
他是范蠡。一個滿身謎團的傳奇人物。
1
范蠡的出場，就是一個經典。
他是楚國人。春秋末年的楚國，出了很多人才，我們後面將要看到的吳越爭霸過程中，背後較量的兩撥謀士基本都是楚國人。
在人才濟濟的楚國，出身貧寒的范蠡，雖然腹有才學、胸藏韜略，但卻沒有機會嶄露頭角。怎麼樣攢人氣，養名氣呢?他採用的是當時的牛人慣用的手法，即《史記》所說的“佯狂倜儻負俗”——假裝瘋癲，“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
恰好范蠡所在的宛縣，當時的縣令叫文種，也是個遺落人間、落落寡歡的英雄人物。文種的志向，就是找一個最佳拍檔，一起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范蠡佯狂的舉動，於是引起了眼光不凡的文種的注意。
文種先派了個小吏，去請范蠡。小吏回來報告說：“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范蠡這個人啊，真的有病。意思是，文種您看走眼了。
文種聽後哈哈大笑：“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說白了，文種是在賭范蠡是真狂還是佯狂，是真有病還是裝病，這個概率是五五開;加上當時的社會，正趕上一個秩序崩潰與重建的時代，一切人和事往往都是反着來的，所以文種也說“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這麼一算下來，范蠡是賢士佯狂的概率大增。
真的被文種賭對了。
當他親自去拜訪范蠡的時候，第一次范蠡在他面前學狗叫，對着他狂吠，他毫不在意;第二次范蠡就放棄了瘋癲之態，修整衣冠，以一個君子的形象出現在了文種面前。
兩人徹夜相談，越聊越投機，相約前往當時的新興國家——吳越兩國，尋求實現個人抱負的機遇。
春秋末期，列國的爭霸事業，促成了各國之間人才的流動，以及職業經理人政客的出現。這些流動的政客，類似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以輔佐君王建立霸業爲根本目的，注重謀略和手段，而輕視是非與對錯。這一時期，列國後起之秀，已從黃河流域的傳統強國，逐步轉向長江中下游的新興三國——楚、吳、越。尤其是楚國，人才溢出效應明顯。
范蠡和文種結伴離開楚國，先到了吳國。但此時的吳國，已經有楚國人在那裏主政，著名的伍子胥、太宰嚭都是楚國人。
兩人覺得在吳國留下來建功立業的勝算不大，只好繼續前往實力更加弱小的越國。當時的越王允常，接納了他們。
這一年大約是公元前510年，距離戰國時代開端僅有35年。此時的范蠡，25歲左右，風華正茂。
接下來將近40年的吳越爭霸，是春秋時期最後的大國崛起之戰。兩國雖然僅趕上了雄霸天下的末班車，但精彩程度和戲劇性絲毫不遜色。
不過，翻開吳越爭霸的歷史，我們會發現，站在前臺鬥智鬥勇的兩幫人，基本都是楚國人。吳越兩國則成了楚國人施展謀略和智慧的舞臺，僅此而已。
2
在吳越爭霸中，范蠡最大的本事被髮揮得淋漓盡致。
范蠡曾向越王勾踐進諫，闡述了他的治國核心思想：“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具體來說，持盈靠天道，一個國家要維持強盛狀態，應該順應天道，盈而不溢;定傾靠人事，只有任用合適的人，才能使一個國家從危亡險境中安定下來;節事靠地道，國家要注重經濟建設和生產，處事要有所節制，從而奠定強國之基。
簡單來說，范蠡的能力就是兩個詞：
一個是“識機”——把握時機，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事，他都看得很準;
另一個是“識相”——認清形勢，該服軟的時候服軟，該強硬的時候強硬，絕無二話。
我們來看范蠡的實戰操作。
在吳越最初的交手中，吳王闔閭幾乎是常勝將軍，越王允常卻總吃敗仗，最後含恨而死。
公元前496年左右，允常的兒子勾踐即位，闔閭認爲新君不穩，這是攻擊越國的最佳時機。沒想到，越國在國喪期間受到攻擊，反而激起極大的鬥志。據說越國出動了一批敢死隊，分成隊列，步伐堅定地衝到吳國陣前，然後停下來，也不開戰，而是大聲叫喊一陣後，齊刷刷揮劍自殺。這種殘酷的死士打法，把吳國軍隊打懵了。最後，當越國主力發起真正的進攻時，吳國亂了陣腳，大敗而歸，連吳王闔閭都被擊傷，隨後不治而亡。
闔閭臨死時，交代兒子夫差說：“絕不可忘記越國之仇。”夫差遂以復仇爲志，專門找了一個人站在院子裏，一看到夫差就大聲提醒：“夫差，你忘了越王的殺父之仇嗎?”夫差一定要回答：“不敢忘!”通過這種仇恨宣傳，吳國上下瀰漫着一股復仇的氣息。
越王勾踐則叫囂着要趁勢滅掉吳國。但范蠡勸諫，反對越國出兵打吳國，理由是吳國的復仇鬥志一如此前的越國，被激發起來後就難以被戰勝。此時出兵，時機不對。
勾踐不聽，於公元前494年發動了進攻。吳越雙方激戰於五湖(今太湖)，越軍果然一敗塗地，狼狽逃回越國。吳國乘勝追擊，連戰連捷，勾踐一退再退，最後在五千戰士的護衛下，退守會稽山。越國面臨亡國之災。
眼看社稷江山難保，勾踐趕緊向范蠡求教如何擺脫危機。
范蠡指出，事到如今，只能識相，向吳國委屈求和，卑辭厚禮。只要不被滅國，越國甘願接受一切條件，稱臣納質，奴隸人民，什麼都可以。
勾踐這次聽從范蠡的建議，派出文種前往吳國軍中求和。文種用美女和厚禮賄賂了太宰嚭，太宰嚭遂在夫差面前替勾踐求情。伍子胥站出來，堅決反對饒過勾踐和越國，他說，天要滅越國，如果吳國不接受，一定會反遭其殃。夫差有過三秒鐘的猶豫，最終還是決定退兵，放過了勾踐。
條件是勾踐夫婦一起到吳國，做吳王夫差的奴僕。
出發前，勾踐要帶上文種。范蠡表示，自己願代替文種，隨勾踐同行，他說：“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文種擅長內政，理應留下來打理戰敗後的國家，而自己擅長外交，應當出發陪同越王一起爲奴。
在吳國，范蠡要越王勾踐把“識相”二字貫徹到極致。在吳王夫差生病時，范蠡教導勾踐親自去嘗夫差的糞便，以此迷惑和打動夫差。夫差果然動了惻隱之心，三年後允許勾踐等人返回越國。
與此同時，戰勝了越國的吳國向北方擴張，夫差準備對齊國發動戰爭。伍子胥仍然表示反對，一再跟夫差強調要把力量用來防範越國。夫差不聽，而進攻齊國也取得了勝利。對此，伍子胥認爲，雖然勝利了，也不是好事。這時，另一個楚國人太宰嚭，跟伍子胥鬧起了內訌，太宰嚭向夫差進讒言，說伍子胥是一個批評者，但不是一個愛國者，他並不愛吳國。
吳王夫差已然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選擇相信太宰嚭而懷疑伍子胥，並命令伍子胥自殺，讓太宰嚭主管國政。伍子胥臨死的時候預言說，把我的頭顱掛在城頭吧，我會看到越國滅亡吳國的。夫差不以爲然。
而回到越國的勾踐，接受了范蠡關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長期強國計劃。可是，勾踐臥薪嚐膽的耐心，終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堅定。到第四年，他就坐不住了，想起兵伐吳。范蠡按住他，跟他說：時機未到，時機未到!
以後幾乎每一年，勾踐都要催問范蠡：時機到了沒?范蠡每次只能苦勸他耐心等待。
伍子胥自殺後，勾踐要伐吳，范蠡勸阻說，天時未盡。
吳國遭災，水稻歉收，勾踐又要伐吳，范蠡又勸阻說，人事未盡。
勾踐聞言大怒說，我跟你談人事，你就跟我談天時;現在我跟你談天時，你又跟我談人事。你是存心耍我呢?
范蠡解釋說，人事必須與天時、地利相結合，方可大功告成。今吳國遭災，人民恐慌，君臣上下反而會同心協力，共度內憂外患。大王仍宜歌舞歡飲，迷惑吳國，夫差見此，必然不修德政。待其百姓財枯力竭，心灰意散，便能一舉成功。
吳王夫差在黃池之會上，達成了吳國的霸業，但他沒有料到，所謂的巔峯，過後盡是漫長的下坡。
一直到公元前473年，越國終於向吳國發動了總進攻。因爲夫差連年北上中原爭霸，國力空虛的吳國很快就全線潰敗。夫差逃到姑蘇臺上固守，並派出使者向勾踐乞和，希望勾踐能像20年前自己對他那樣寬容，允許保留吳國社稷，而自己也會像當年的勾踐一樣倒過來爲之服役。
勾踐還真的心軟了。
這時，范蠡強硬地趕走了吳國使者，他說：“當年上天要滅亡越國，吳國放棄了，所以纔有今天的報應。如今上天要滅亡吳國，越國能逆天而行嗎?”說完，他擊鼓興師，滅了吳國。
吳王夫差最終蒙面自殺。蒙面是爲了死後不見伍子胥，他沒有臉面去見伍子胥。
吞併吳國之後，越王勾踐北上與諸侯爭霸，成爲春秋最後一霸。
3
而在越王勾踐忍辱多年，終於走上人生巔峯的時候，他的身邊，早已沒有了人生導師範蠡的身影。
根據《國語》的記載，范蠡在從滅吳的前線返回越國的途中，走到五湖，未入越境就跟勾踐辭行。是的，在所有人認爲范蠡應當享受越國崛起的榮華富貴之時，這個向來不按常理出牌的智者，這次把手中所有的牌都出光了——無論是官位、榮譽、權力還是財富，他通通棄之如敝屣。
勾踐急了，一半誘惑一半威脅，說：“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你不走，我跟你分國而治，如果非要走，我絕不會對你和你的家人客氣。
范蠡不爲所動，淡淡地說：“君行令，臣行意。”大家各行其是。
《國語》記載，范蠡“遂乘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給歷史留下一個功成身退的背影，僅此而已，沒有人知道範蠡的最終去向。
數百年後，到了漢武帝時期，司馬遷寫《史記》，才補寫了范蠡功成身退後的經歷。
《史記》記載，范蠡出海到了齊國，沒有忘記與他共患難的老朋友文種，他千里致書，勸文種趕快離開越國，以免遭殺身之禍。書中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多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接到范蠡的信，或許是認爲自己對越國有功，勾踐不至於殺他，或許是實在放不下身邊的榮華富貴，因而沒有當機立斷離越，只是“稱病不朝”。
這時有人向勾踐進讒言，誣陷文種“作亂”。此時的勾踐已經是春秋霸主了，哪裏還記得臥薪嚐膽的苦日子，身邊也不需要什麼賢士能臣了，於是賜劍給文種說：“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以先王試之。”話說得這麼漂亮，實則非常殘忍。你教我“伐吳七術”，我用了三招就滅了吳國，天下無敵了，你真厲害呀，剩下的四招，你留着去教教我那位生前老吃吳國敗仗的父親吧!用現在的話，其實就是“你去死吧”。
面對絕情的勾踐，文種最終伏劍自殺了。
而范蠡早已“浮海出齊”，改變姓名爲鴟夷子皮。先是在海邊耕作，父子共同勞動，艱苦奮鬥。時間不長，就成爲新一代富豪，齊人共推范蠡擔任齊國的丞相。他認爲自己的人生太順利，不管做官還是經營，都迅速達到極致，這樣反而不吉利，於是歸還相印，把家財分給朋友和鄉親，帶着家人悄悄離開。
最後，范蠡看中了陶(今山東定陶，或肥城)這個地方，認爲居於天下的中心位置，四面通途，有利於從事貿易，發家致富。不久之後，果然財富積累鉅萬，人稱“陶朱公”。
《史記》說，范蠡離開越國後，“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就是說，范蠡晚年三次創業，三次都成了億萬富翁，每次，眼睛都不眨一下，把錢全捐了。
司馬遷將范蠡在越地、齊地、陶地生活空間的轉換，稱作“三徙”“三遷”。《史記》寫道：“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又說：“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可見，司馬遷對范蠡三次重啓人生、三次均能達致成功非常佩服。
忠以爲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這就是范蠡的成功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活得明明白白。
按照司馬遷的記載，范蠡大概活到了88歲，相當高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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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司馬遷是按照“史上活得最明白的人”這一刻度在刻劃范蠡這個人物的。
一般認爲，《國語》是戰國時期的作品，離范蠡生活的年代更近，而《史記》的問世是在《國語》的兩三百年後。所以問題來了，《國語》對於功成身退的范蠡去了哪裏、又做了什麼，均沒有交代，只說“莫知其所終”。而《史記》突然對這一切都有了清晰的交代，離歷史現場越遠，記載卻越詳細。這正是史學大師顧頡剛提出來的“層累地製造歷史”，時代愈往後，歷史人物的形象愈得到放大和強化。
也就是說，至少從司馬遷的時代開始，范蠡已經被傳奇化了。
回看春秋諸侯爭霸的歷史，其實非常模式化，彷佛是爲了說明同一個道理而共同編寫出來的。這個道理很簡單：任用賢人則王，輕信奸人則衰。吳越兩國爭霸，歷經三四十年，兩度興亡，都在這個道理中循環。范蠡這個人在吳越爭霸中，有兩個鏡像：一個是吳國的伍子胥，一個是越國的文種。
論才能，同爲謀臣、各爲其主的范蠡和伍子胥，不分上下;論功績，主軍的范蠡與主政的文種，亦難分伯仲。但這三人中，只有范蠡得到善終，這纔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缺失、最稀罕的品質：
能力和功績都是容易複製的，尤其是在一個人才大爆炸的人類文明“軸心時代”;但活得明白的人，永遠只是鳳毛麟角，甚至獨一無二。無論是100年，還是1000年，甚至3000年，都跳脫不出這個定律。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功業，但當無數的大腦爲了建功立業生死與之的時候，最終能走出來的那個唯一的全身而退者，纔是打破定律、超越時代的存在。
司馬遷寫范蠡，不排除傳說和虛構，可能正是想突出這一層意義：人要做自己命運的主宰。
因爲司馬遷生活的朝代，也是歷史大循環中的一環。西漢立國之前的楚漢爭霸，就是春秋末年吳越爭霸的一個鏡像，身陷其中的各種英豪都能在歷史中找到他們對應的“原型”：
劉邦——勾踐;
項羽——夫差;
伍子胥——范增;
文種——韓信;
范蠡——張良;
不管是爲人，還是經歷，這些人物對照組都有十分類似的地方。包括他們說出來的話，講出來的道理，比如韓信被誣謀反，喊出那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正是范蠡對文種留戀權位的告誡嗎?而范蠡這一理想型人格，終於在時隔數百年後，找到了張良這個完美對應的鏡像，以至於有不少學者質疑，司馬遷到底是以張良的形象在重新塑造范蠡呢，還是以范蠡的形象在塑造張良?
司馬遷表面是在寫歷史，實際是在寫政治寓言。通過吳越和楚漢這兩個時代的人事紛爭，揭示了歷史的循環論。而他寄寓跳脫歷史循環的完美人物，無疑就是范蠡—張良這一組鏡像。堅持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智慧纔有助於獨立人格的建立。
范蠡得到後世的尊崇，原因正在於此。
到了東漢，人們給范蠡虛構了一個搭檔叫西施(關於范蠡與西施的愛情，也成爲後世一個經久不衰的虛構題材)，並認爲范蠡是神仙轉世，在傳奇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神化。唐宋時期，范蠡配享武成王廟，地位進一步提升。唐代詩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詩，對范蠡激賞不已：
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揚五湖風。
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
宋人黃震則評價說，“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范蠡一人”。
最有意思的是偏居一隅的南宋，宋高宗趙構以越王勾踐自居，大力弘揚臥薪嚐膽精神，在君臣的對話中，經常以吳越爭霸的歷史作比喻。趙構曾以呂頤浩、秦檜並相，將他們比作范蠡、文種。而臣子們也用范蠡的話術，告誡皇帝“人事未盡”“天時未盡”，什麼時候該強硬，什麼時候該妥協等等。在這種政治語境下，范蠡成了南宋君臣相互利用的歷史資源。可惜南宋最終呈現出來的時代格局，卻走向了越國崛起歷史的反面。
到了近代，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范蠡因爲他在商業上的成功，而被民間廣泛奉爲“財神”。
然而，這些加諸其上的頭銜，說到底只是歷史對於成功人物的“馬太效應”罷了，牛掰的人在層累創造之下，顯得越發牛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