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同治中興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古代封建王朝，若國家承平、百姓安居也無內憂外患，那麼即爲“盛世”;若國家經過變故、內亂或是外患，而最終又得到扭轉，則爲“中興”。關於盛世這裏不想多說，在此只想談談中興。
王朝“中興”，在中國歷史上雖不多見，但也是有的。比較著名的有夏代的“少康中興”、漢代的“光武中興”、宋代的“高宗中興”等。至於中國歷史上的各朝各代中興是否名副其實，確實不大好評價。而對於清代“同治中興”大致是有個評判結果的。
其實“同治中興”和同治皇帝似乎沒有任何的聯繫，辛酉政變後，兩宮太后和恭親王奕上臺，共同掌握了清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力，雖然統治集團暫時度過了皇位與權力危機，但內憂外患的政治危機卻依然十分嚴峻。因此，清統治者採取了三個方面的措施，而這三個措施，基本上就是“同治中興”的基本內容。
第一，重用漢族地方督撫，全力鎮壓太平天國
肅順等人被殺後，深受肅順等人賞識重用的漢族官僚，如曾國藩、胡林翼等人，一度大爲驚懼，深恐連累自己。但是，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在如何鎮壓太平天國問題上與肅順等人的政策幾乎是一致的。
辛酉政變後僅半個月，清政府即任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爲欽差大臣，武官自提督以下，均歸其節制調遣。任命一名漢族官僚，節制四省軍務，這在大清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所指揮的湘軍、淮軍的功剿鎮壓下，太平天國首都天京於同治三年(1864年)失陷。隨後，太平軍餘部捻軍亦於同治八年(1869年)被鎮壓下去。清王朝又恢復了在全國的統治。
第二，在中外問題上，開始從自我封閉轉向開放，對外國的態度也開始從抵抗轉爲了有限度的溝通。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統治對外國人充滿了鄙夷、懷疑和驚懼，總認爲這些不知禮儀的外夷包藏着種種禍心。但是，英法聯軍在佔據北京的情況下，與清廷簽訂了《北京條約》，取得了一些侵略特權和賠款後，很快從北京撤兵了。
這一情況大出清統治者的意料，因爲在他們的記憶中，無論哪朝哪代，一旦攻佔某國的都城，佔領其地方，都是要滅其國家，毀其宗廟，在政治上取而代之，成爲新統治者。此次英法聯軍很快遵約撤兵，使部分上層貴族對外國人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恭親王奕即是這一思想轉變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他在給咸豐帝的一份奏摺中感慨地說：自從與英法訂約以後，其紛紛撤兵南返，英法等國的各種要求，亦僅僅是“執條約爲據”。由此可見，這些夷人“並不利我土地人民”，即並不想長久佔領我大清朝的土地，統治我大清國的臣民，因此，對於英法等外國人“猶可以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似與前代之事稍異”。
既然清政府對外國或外國人的認識已經發生了變化，那麼其對外政策也必將發生轉變。首先，他們對外國不再是一味地畏懼固拒，而是試探着在某種程度或基礎之上的合作;其次經過一段時間的彼此溝通、交涉甚至是鬥爭，清政府逐漸放棄了自我封閉的國策，不但外國公使可以進駐北京，而且於同治十二年(1873)以近代通行的鞠躬禮覲見了同治皇帝。
幾乎與此同時，清廷也開始向英、法、美、俄等國家派駐了駐外公使、領事等，中國從此開始融入了世界。
第三，洋務運動的全面開展。
清廷先後興辦了許多近代的軍事、民用工業，創建了近代的海軍、修建鐵路、架設電線、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
除了上述因素外，再加上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以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外國軍事侵略戰爭，使得清王朝的政治統治相對穩固下來，所以當時的一些人稱讚清王朝在同治年間出現了“中興”的局面，即史書中所稱的“同治中興”(也有叫“同光中興”)。
客觀地講，“同治中興”確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就其歷史的發展或實質而言，卻很難將其譽之爲中興盛世，實在是中興而未興。這是因爲，自從以後，清王朝並未真正強盛起來，而是日趨嚴重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