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古人別號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麼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我們在瞭解某位古人生平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在書中這位古人經常會出現數個不一樣的稱謂。比如北宋詞人蘇軾，有人叫他“蘇軾”，有人叫他“蘇子瞻”，也有人叫他“蘇東坡”;又比如唐朝詩人李白，有人叫他“李白”，有人叫他“李太白”，也有人叫他“李青蓮”。那麼這裏就有很多人不明白，難道蘇軾、李白他們的曾用名有這麼多嗎?當然不是，其實這三個稱謂都是同時存在的，只不過代表的是不同的意思。如蘇軾，其實“軾”是蘇軾的名，“子瞻”是蘇軾的表字，而“東坡”則是蘇軾的別號。
“名”我想無需多介紹，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熟悉的名字，而“表字”則是古人在本名之外所取的另外一個稱謂，《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就是幼時取名，成年取表字。而古人之所以要那麼做，其原因如同唐經學家孔穎達所說“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因爲在古代，人們認爲成年後，被直呼名字是一個特別不禮貌的行爲，所以爲了避免這種尷尬，古人就會給成年後要步入社會的子女取一個“表字”，它就是專門用來在社會上供對方稱呼所用的。
也正因爲“名”和“表字”都是爲了禮儀而產生的。所以在取名和表字上，古人都必須遵循着家族、宗法、禮儀及行輩之間的那些條條框框的規矩，因此在當時，人們並不能對自己的名和表字進行隨心所欲的"創造"，他們必須遵循着各種的禮制。當然，這些條條框框的規矩對於那些有自己想法的文人墨客來說，這絕對是一種煎熬，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顯然是不能，也不敢衝破禮制對於他們的禁錮的，無論再怎麼不願意，他們也都得遵循着這種規矩。
可是這些文人墨客顯然也不甘於被世俗的規矩所禁錮，所以聰明的他們就想到在“名”和“表字”之外再爲自己取一個稱謂，而這就是“別號”。“別號”在當時多用於自稱，及他們自己所作文章、書籍、字畫的署名(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筆名")。比如歐陽修所作的《醉翁亭記》，“醉翁”就是歐陽修的別號，再如陶淵明所作的《五柳先生傳》，“五柳先生”就是陶淵明的別號。
“別號”的作用就是供那些不甘於寂寞的文人墨客自由地抒發和標榜自己的志向和情趣時所用的。比如明朝畫家唐伯虎，他覺得人生就是如幻、如夢、如泡、如影、如露、如電，於是他就給自己取了一個“六如居士”的別號，意思就是“我的人生就是一個如幻、如夢、如泡、如影、如露、如電的人生”。又比如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他因看不慣那些譏諷他不守禮法的權貴，所以爲了表達他對於那些人的蔑視，就爲自己取了一個“放翁”的別號，意思就是“我就是一個豪放的老頭”。
而起號之風，源於何時，現不得而知，文獻資料也甚少提及。不過從歷代的記載來看，“別號”出現的時間最晚不會晚於春秋戰國時期，這段時期“別號”已經可以在文獻資料找尋到其蹤跡。如《左傳·昭公二年》載“少姜有寵於晉侯 ， 晉侯謂之少齊 ” ，在這裏杜預就說道“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孔穎達也說道“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
當然春秋戰國時期，乃至在唐朝之前，“別號”之風並不盛行，此時文獻記載出現“別號”的記載可謂只有寥寥數筆。雖然在東漢末年相繼出現了臥龍、鳳雛、水鏡這些爲人所熟知的“別號”，但是從大環境來看，此時的“別號”並不多見，如當時“竹林七賢”這些名士就都沒有別號，而從中我們可以得知魏晉時期“別號”並不流行。
可以說直到唐之後，取號之風纔開始在文人中流行了起來。而其流行的原因在於唐朝開放的社會風氣，此時諸多的文人墨客都不再受限於太多禮法的禁錮，從而越來越多的文人開始放飛自我，再加上當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等大文豪都爭相以“別號”來宣示自己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取“別號”開始逐漸流行於天下。此時白居易的“香山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李商隱的“玉溪生”、李白的“青蓮居士”、王維的“摩詰居士”、劉禹錫的“廬山人”等“別號”紛紛出現在各種的文獻記載中。
不過唐朝的“別號”從流行的範圍來看，它只是流行於詩人這一圈子當中，對於唐朝其他圈子來說，他們似乎都不是那麼熱衷於取“別號”。如唐朝四大畫家吳道子、閻立本、韓幹、周昉等就都沒有“別號”，亦如姚崇、宋璟、郭子儀、裴度等也都從未有過“別號”。所以從種種跡象來看，唐朝的“別號”似乎只流行於詩人之中。
不過到了宋之後，隨着宋朝“重文輕武”的政策，許多文人開始躋身於國家最上層的決策機構之中，再加上宋朝文風盛行，文人的地位不斷的在宋朝得到提升。也就是如此，取“別號”這個原本只流行於文人之中的行爲，開始被社會主流所接受。之後不管是文人墨客，亦或是權貴官宦都開始爲自己取“別號”，如歐陽修(醉翁)、王安石(半山)、蘇軾(東坡居士)、司馬光(迂叟)等，甚至在當時就連宋徽宗趙佶也都爲自己取了一個“宣和主人”的別號，可想而知此時連皇帝都開始取“別號”了，“別號”之風在北宋的風靡程度可見一斑，自此“別號”之風開始盛行於天下。
之後到了明清時期，此時不但人人都有一個“別號”，而且有時候一個人還擁有數個“別號”。如明朝畫家陳洪緩就有“老蓮”、“老遲”、“悔遲”、“雲門僧”等四個別號，再如明朝畫家唐寅就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魯國唐生”、“逃禪仙吏”等數個別號。可以說這個時候“別號”已經成爲了文人墨客的“標配”之物，這時只要是稍微有點文化的人就都會爲自己取一個“別號”。
那說到這裏，很多人都會問古人在取“別號”的時候，有沒有規律可言?這裏我只能說規律肯定是沒有的，畢竟“別號”是文人墨客隨心所欲創造出來的，所以幾乎不會有什麼規律。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的去分析的話，不難發現“別號”雖沒有什麼規律可言，但是大多卻也有着一些異曲同工之處。總結起來古人所取的“別號”大多都可歸納爲以下幾種(只是大範圍的):
其一、“特定名詞”。古人取別號一般情況下都會加上“先生”、“公”、“子”、“老人”、“翁”、“外史”、“山人”、“散人”、“漁”、“山樵”、“叟”這樣的名詞。如稱“先生”有東萊先生(南宋呂祖謙)、龍川先生(南宋陳亮)等;稱“公”有石公(明袁宏道)、眉公(明陳繼儒)等;稱“子”有幽憂子(唐盧照鄰)、知非子(唐司空圖)、歸來子(北宋晁補之)等;稱“老人”有千巖老人(南宋蕭德藻)、黃華老人(金王庭筠)、西巖老人(元張之翰)等。
稱“翁”有醉翁(北宋歐陽修)、放翁(南宋陸游)、笠翁(清李漁)等;稱“外史”有海嶽外史(北宋米芾)、會稽外史(元王冕)等;稱“山人”有九華山人(唐杜荀鶴)、少室山人(明胡應麟)、射陽山人(明吳承恩)等;稱“散人”有湖海散人(明羅貫中)、顧曲散人(明馮夢龍)等;稱“漁”有沂東漁父(明康海)、藕蕩漁人(明嚴繩孫)等;稱“山樵”有百子山樵(明阮大鋮)、天目山樵(清張文虎)等。
其二、“以居士自居”，自稱居士的文人大多是認爲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或是看透世間冷暖;或是在政治上失意，有歸隱田園的心思;亦或是自認自己是有才學的“世外高人”。如蘇軾號“東坡居士”，這個別號是他在被流放到黃州時所取的，同時“東坡”是他在黃州城外打理的50畝田地的名字，顯然此時蘇軾已有了歸隱田園的心思。
如歐陽修晚年號“六一居士”，這個別號是他在反對王安石變法，並遭受到多次誣謗後，心灰意冷提出辭官的時候所取的，正如他在《六一居士自傳》中說到“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此時他已經看透世間冷暖，就想辭官。再如范成大晚年號“石湖居士”，取這個別號時他已經多次向皇帝奏請辭官，然後歸隱田園，但都被拒絕。
其三、“以道人自居”，這個“別號”大多是出現在元代，因爲這個時候文人大多崇尚道教，而在道教中道士們就經常以“XX道人”自居，因此文人們也就有樣學樣。如馮子振號“怪怪道人”、喬吉號“惺惺道人”、任仁發號‘明山道人”、吳鎮號“梅花道人”等。
其四、“帶有抒情色彩”。如南宋亡國時，很多南宋文人取“別號”都帶有一種不忘宋朝的意思，如宋末詩人鄭思肖號“所南”，意思就是不忘宋室。再如明朝亡國時，學者傅山號“朱衣道人”，“朱衣”之意就是他認爲自己還是朱家王朝的子民。再如清末年間，文人圈子中盛行“奮發圖強”的思想，所以此時的文人取別號多數帶有“愛國圖強”的寓意，如譚嗣同號“北飛”、黃少配號“黃帝嫡裔”、陳天華號“思黃”、秋瑾號“競雄”等。
當然文人取“別號”除了有抒發家國情懷的意思外，還有就是對自己本身志向與情趣的抒發，如南宋詞人辛棄疾，因爲其重視農業，晚年又退居農村，“更從老農以學稼”因此就自號“稼軒”。又如南宋詩人戴復古號“石屏山人”，《感遇》雲“人將作金塢，吾以石爲屏”，即用"石屏山人"來表達自己堅硬，素樸的精神。再如北宋詩人張詠號“乖崖子”，其言“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即用“乖崖子”來表達自己想要超脫世外的志向。
以上就是文人墨客們在取“別號”時所擁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徵，當然這個並不能一概而論，只能說大部分都是採用以上的幾種方法去取“別號”的。
同時一般來說，別號多是文人墨客自取的，如陶淵明的“五柳先生”，《五柳先生傳》雲“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亦如歐陽修早期的別號“醉翁”，《醉翁亭記》雲“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
不過"別號"也有一小部分是別人取的，如宋朝宋祁因寫了“紅杏枝頭春意鬧”這樣的名句，就被世人送上了“紅杏尚書”這樣的別號，亦如唐代詩人溫庭筠因其在叉手之間就可寫出一首詩，正所謂“八叉乎而成八韻”，故世人送其別號“八叉”，再如陶淵明的書齋名“聊齋”，故世人送其別號“聊齋先生”。
當然不管"別號"是自取的，還是他人所送的。"別號"的作用就是用來彰顯出文人的“與衆不同”，及突顯出文人們自己所要表達的那種情趣和志向，而這就是它存在的主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