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2.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3.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對東亞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爲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爲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裏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爲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爲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爲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裏“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李朝時期，爲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爲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爲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爲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爲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影響。
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爲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爲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爲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羣臣百僚，以禮爲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爲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爲必修科目。
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爲“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日本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爲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爲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爲官方哲學，成爲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併爲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爲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爲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鬆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
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爲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彥，出生於交州的廣信(今廣西蒼梧縣)，其先祖爲魯國汶陽人)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爲牧，教以詩書，薰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爲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爲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爲“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歐洲影響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隻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爲代表的政治文化，對於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穌會士歷經千辛，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裏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爲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啓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法國啓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爲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爲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並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啓示神學;被稱爲“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爲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爲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百年來，中國人、東方人都公認，現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於歐洲。學習、借鑑，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爲許多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熱點。但是，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經過近百年來，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認爲，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文化上的障礙、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爲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近20年的飛速發展的歷史，向世人顯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東方文明，不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精神阻力，而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類共同勞動與智慧的結晶。人爲地把文化分爲東西兩個對立的體系，只看各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不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偏見。這種文化偏見，已經成爲人類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種精神障礙。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曾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古代的“四書”“五經”也影響了西方的現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