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斯洛伐克的政治家，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68年~1969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議會主席(1968年~1969年，1989年~1992年)。1992年9月1日，杜布切克因爲車禍重傷，於11月7日逝世。
1968年有一句話，"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去實現不可能之事。"，杜布切克就是這樣一個悲劇的現實主義夢想家。
先說這個人，這個人難以捉摸，沒有捷克斯洛伐克人能真正瞭解他。他不獨裁，不擅長演講，公衆場合時常笨拙，有時優柔寡斷，善於聆聽，斯洛伐克人認爲他是自己的民族代言人。
杜布切克的父親，曾經懷揣美國夢，去了他心目中自由和民主的美國。他失望了，美國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他成了社會主義者，在杜布切克三歲時他們全家移民到了心中新的燈塔——蘇聯，爲了社會主義夢想而努力。杜布切克從此有了一個濃濃的蘇聯情懷，蘇聯和共產主義代表着正義，直到1968年。
後來，在杜布切克推行改革時，他最大的特點就是謹小慎微。杜布切克自以爲了解蘇聯，他每走一步都在仔細考量着蘇聯的反應。最有代表性的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問題，他親欽點了支持率最低的斯沃博達將軍——因爲他曾經和蘇聯紅軍一起對抗納粹，是蘇聯人的老朋友，而且非常保守(不過儘管討厭杜布切克，但斯沃博達後來在入侵時依然極爲硬氣)。
儘管極其謹慎，但杜布切克的改革是極其令人神往的，從1968年一月開始，捷克斯洛伐克的審查制度和祕密警察被徹底廢除，布拉格的報紙充滿了對蘇聯領導人的嘲諷，學生也組織起了靜坐活動，布拉格成了世界的中心，像其他地方一樣，布拉格的年輕人相信，自己也是1968年解放世界運動的一份子。有史以來第一次，共產主義民主如此現實。
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學生質問杜布切克:你怎麼保證過去的日子不會回來
杜布切克:你們自己就是保證，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是保證
4月，杜布切克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他說明了自己的立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平等，社會主義的目標，個人信念和政治信念不被祕密警察審查，改革政治，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杜絕權力濫用。
杜布切克的真正悲劇在於，他自以爲了解蘇聯和勃列日涅夫，他以爲可以配蘇聯玩一個小小的遊戲。他是黨內官僚體系的一份子，但當他手握權力以後，他卻成了一個民主主義者。他很現實，卻心懷夢想，但夢終於還是碎了。他低看錯了蘇聯。
杜布切克一直小心翼翼地強調蘇聯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鮮血凝成的友誼，他向人民不斷強調蘇聯絕不會入侵，他邀請蘇聯人民來布拉格度假，幾乎所有蘇聯遊客都對捷克斯洛伐克評價甚高，全世界的年輕人涌入布拉格，酒店餐廳供不應求，紐約時報稱"對於30歲以下的人，布拉格是這個夏天的理想之地"。因此，當蘇聯入侵時，杜布切克感到不可思議——這幾乎激怒了整個世界。據說杜布切克真的哭了。他考慮了辭職，但很快就意識到留守會讓蘇聯人更加麻煩。蘇聯人希望的國內親蘇派響應沒有發生，蘇聯人在一天後就會發現，自己犯了大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不對入侵做軍事抵抗，全世界都看到了這樣的場景——蘇聯人野蠻地入侵愛好和平的捷克人民。共產黨國家裏，南斯拉夫，中國，羅馬尼亞公開譴責了蘇聯，意大利，法國和日本的共產黨也與蘇聯劃清界限，東京學生甚至在蘇聯大使館門前組織了示威，甚至在莫斯科，紅場出現了一個只有七個人的微弱卻堅強的抗議活動。在西方，政治危機中的戴高樂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與美國入侵多米尼加相提並論，洋洋自得與自己的外交政策，而英國在1968年唯一一次同法國站在了一邊。而最奇妙的是，美國對此反應極其溫和，約翰遜不斷強調美蘇談判的新進展絕不能放棄。
最終，布拉格之春結束了，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對於蘇聯的意義比蘇聯想象的還要可怕，他直接標誌着蘇聯的終結。對於杜布切克這樣的人來說，蘇聯曾經是人類的希望，他傲然挺立在歐亞大陸，宣佈着另一條道路。他以自己的血肉，粉碎了納粹和其幫兇。這個神話在1956年鬆動，在1968年破碎，從此以後直到1989，蘇聯再也不能吸引任何人。
天鵝絨革命以後，杜布切克悲劇地說:蘇聯拒絕了一個變革的可能性。
我個人一直覺得杜布切克和哈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上相輔相成，都是悲劇的夢想家。
杜布切克自以爲可以對蘇式共產主義進行改革，給它一張人性面孔;哈維爾自以爲可以對資本主義進行變革，給它一張人性面孔。但杜布切克最終只能面對勃列日涅夫和蘇聯的鐵騎，而哈維爾只能面對他所痛恨的克勞斯與"黑手黨資本主義"。
最後，再回到問題上來，如何評價亞歷山大·杜布切克?一個典型的冷戰中的東歐悲劇，一個現實主義的夢想家，一個堅持自我未曾動搖的人(此爲哈維爾評語)，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他的悲劇，正是共產主義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