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英國地方報紙《卡姆登新日報》首次披露了列寧的“畢生摯愛”阿波里納利婭·雅庫波娃的照片。今年4月，俄羅斯史史學家羅伯特·亨德森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發現了它，終於讓這張遺失了近一個世紀的照片重回世間。
列寧夫人稱她爲“黑土地上的原生力量”
幾十年來，雅庫波娃的神祕面紗讓一代又一代歷史學家遐想不已。她與列寧有着複雜的關係，關於在政見方面有互不相讓的爭論和分歧，列寧曾向她求婚卻遭拒。她曾是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最親密的盟友，卻最終互生嫌隙。不過，克魯普斯卡婭仍然羨慕地稱她爲“黑土地上的原生力量”，精力充沛的革命家，有着閃閃發光的棕色眼睛，渾身散發着“鮮草”般的自然香氣。
亨德森博士是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的一名俄羅斯史專家，今年4月他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找尋另一名年輕的俄國革命家Vladimir Burtsev的資料時，意外地找到了這張照片。亨德森說，當知道有可能找到雅庫波娃的照片時，自己“不得不用盡一切力量找尋”。
亨德森最初找到的一些資料顯示，莫斯科檔案中有兩張可能是雅庫波娃的照片。但是第一張已經無法找到，另一張照片中是一位迷人的、長相很有特點的年輕女子，這就是雅庫波娃。這張黑白照片隱藏在一捆文件中，拍攝於雅庫波娃被囚禁於西伯利亞戰俘營時期。
“能夠發現它真是意想不到的驚喜。”亨德森說，“一百年之後，雅庫波娃的神祕面紗終於被揭開。這就是檔案研究的樂趣之一，往往大部分成功都要走一段很長的路。”
雅庫波娃曾拒絕了列寧的求婚
據資料記載，雅庫波娃的父親是一位牧師，20世紀初，27歲的她來到英國倫敦。而在此之前，雅庫波娃因政治活動被囚禁在西伯利亞戰俘營，但她設法逃了出來，長途跋涉7000英里(約1.1萬公里)，來到倫敦，住在攝政街一座現已拆毀的建築中，靠近倫敦市中心的大英圖書館。
之前在俄國時，雅庫波娃曾在聖彼得堡女子高等課程學校的物理和數學系學習，每天晚上和週日，她還給工人們上課。在這期間，她與當時還是列寧未婚妻的克魯普斯卡婭建立了親密的友誼。
來到倫敦後，雅庫波娃在倫敦東區精心策劃關於共產主義理論的辯論會，同時，她還是倫敦懷特查佩爾地區組織講學社辯論會的關鍵成員，直到意識形態差異將這個聯繫緊密的組織變得四分五裂。在此期間，雅庫波娃又遇見了克魯普斯卡婭，並結識了列寧，她成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心人物，三角戀也就此發生。
雅庫波娃最爲人所知的是她曾拒絕了列寧的求婚，1964年，此事被美國記者路易斯·菲舍(Louis Fischer)披露了出來。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列寧是否從這一打擊中恢復過來爭論不休。“她真是個美人!”亨德森說，“不管是不是真的，從她同時代人的回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雅庫波娃擁有很多品質，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無窮的精力，這足以吸引這世上最鐵石心腸的人。”
列寧曾指責她是無政府主義
1902至1911年間，列寧斷斷續續地住在倫敦，與雅庫波娃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政策常有爭論和衝突。雅庫波娃傾向於“有組織的民主”，勞動人民可以更多地參政議政;而列寧支持“中央集權主義”，由一小羣職業革命家發號施令。
亨德森博士在論文中寫道，“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列寧指責雅庫波娃是無政府主義，這樣的論調對她影響很大，以至於她覺得渾身不舒服。”
隨着兩人的分歧不斷增加，這種狂風暴雨般的關係也不斷髮酵，克魯普斯卡婭在一封“言辭尖刻的信”中談到這位昔日的好夥伴，“對我來說，雅庫波娃現在是個陌生人。說實話，我不能接受她的婚姻(與社會民主工黨組織者Konstantin Takhtarev的婚姻)。”
亨德森說，列寧喚雅庫波娃“Lirochka”。在多年後寫給她的信中，列寧寫道，“恰好在給您的信裏不得不常常談到鬥爭(筆頭上的)，這也許很不合適。但是我認爲，我們昔日的友誼使我不能不採取這種完全直率的態度。”信件收錄在《列寧全集第44卷》中。
1908年，雅庫波娃和丈夫回到聖彼得堡，但是據亨德森說，之後他們的遭遇無人知曉。據悉，最後一個熟知她的人叫Takhtarev，1924年他形容雅庫波娃是“我無私的朋友，爲了解放勞動事業高尚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亨德森寫道，“可能是由於列寧或者克魯普斯卡婭的命令，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這位工農聯盟的重要成員沒有被寫入歷史。她去世的時間大概在1913年至1917年之間。”
同時代的人稱雅庫波娃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聰明、堅定、果斷並且非常真實。” 亨德森說，“就像其他很多被從俄國革命運動歷史中除名的人一樣，雅庫波娃應該得到遲來的認可。”
據悉，亨德森的研究論文預計將在2016年12月刊的同行審議雜誌《俄國革命》(Revolutionary Russia journal)上發表。
【附：列寧寫給雅庫波娃的信】
致阿·亞·雅庫波娃 10月26日
昨天收到您10月24日的來信。依照您的請求，我馬上回答您。
我現在不能把信轉去(指轉給普列漢諾夫)，因爲按我現有的地址，我不能用夾帶的方法，而只能用化學方法寫信，但是我沒有時間用這種方法把信轉抄一遍。昨天我已把信的要點寫信告訴了收信人，希望不久就把信的全文通知他。或者您把信用化學方法抄在未裝訂的書裏，那我就可以馬上轉給他。
我將把地址通知給姐姐，因爲她9月間沒在巴黎，所以你們未必能同時在那裏。我想您已按照我給您的地址給她寫過一封短信了。
現在來談正事。
您的來信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印象。除了通知地址和叫我轉交東西以外，信裏就只剩下了責備——實際上純粹是不加任何解釋的責備。您的這種責備幾乎到了挖苦人的程度(“您認爲這樣做是有利於俄國工人運動呢，還是有利於普列漢諾夫?”)，不過，我當然不打算和您互相挖苦。
您責備我“勸阻了”他(指列寧給普列漢諾夫的答覆)。您把我的話表達得極不確切。我記得很清楚，我並沒有寫得這樣絕對和肯定。我寫道：“目前我們難於提出意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預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作出決定。應該弄清楚什麼，我的信裏說得很明白：我們必須完全弄清楚《工人思想報》是否真正有了“轉變”(像通知我們的那樣，像我們有權根據你們建議普列漢諾夫參加這一點所推論的那樣)和究竟是怎樣的轉變。
對於這個基本的和主要的問題，您卻隻字未提。
我們認爲，《工人思想報》是一個同我們有着嚴重分歧的特殊派別的機關報，這您是早就知道的。幾個月以前，我和您的那封重要信件的收信人就直截了當地拒絕爲這個派別的機關報工作;很明顯，既然我們自己都這樣做，我們自然建議別人也這樣做。
但是，《工人思想報》“轉變”的消息使我們很“爲難”。真的轉變了，就能大大地改變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瞭解轉變的詳細情況，而您對這一點卻隻字未提。
也許您認爲，在您給朋友(指爾·馬爾托夫)的信中已經答覆了我提出的關於轉變的問題?也許您認爲，既然給普列漢諾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報》編輯部寫的，您給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編輯部的看法的正確反映?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就要作出這樣的結論：一點轉變也沒有。如果我錯了，請指出我的錯誤。前幾天，又有一位普列漢諾夫的積極支持者來信談到《工人思想報》的轉變。但是，在我同您通信的情況下，沒有得到您的證實，我當然不會聽信這些有關轉變的“傳聞”。
我還是馬上坦白地說了吧(儘管有惹起新的責備的危險)。我完全支持我的朋友(您寫信給他的那個人)，我也同意他的這種說法：如果沒有轉變，“我們不得不和你們鬥爭”，假若有，就必須認真地弄清楚，究竟是怎樣的轉變。
您給朋友的信上說：“如果問心無愧，就請鬥爭吧!”他自己當然會回答您，但是我請求以個人名義回答這一點。既然在最基本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互不瞭解、互不信任、互不協調(我說的不只是《工人思想報》，而是在家裏所看到和聽到的一切)的氣氛已經形成，並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分裂”，進行鬥爭就完全問心無愧。爲了擺脫這種令人難受的鬱悶的氣氛，可以(而且應該)歡迎一場猛烈的風暴，而不僅僅是一場筆戰。
用不着那樣特別害怕鬥爭：鬥爭可能激怒某些人，但它卻能夠澄清空氣，確切地直接地確定關係——確定哪些分歧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完全走另外一條道路的人，哪些是在細節上有分歧的黨內同志。
您來信說，《工人思想報》犯了錯誤。當然，我們所有的人都會犯錯誤。但是，不經過鬥爭怎樣能把這些局部的錯誤與在《工人思想報》上顯露出來的、在《信條》中達到極點的傾向分別開來。
[附註：例如，在您給朋友的信中就有誤解和“經濟主義的”傾向。您強調必須進行經濟鬥爭，必須善於利用合法團體，需要聽各方面的反應，不應背向社會等等，這都是對的。這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確的。如果您認爲革命者的看法相反，那是誤解。革命者只是說，必須盡一切努力，使合法團體等不要把工人運動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和革命的政治鬥爭分開，相反，要儘量緊密地把它們聯結在一起。在您的信中，不僅沒有使它們聯結在一起的意圖，反而有使它們分開的意圖，也就是說，其中包含着“經濟主義”或“伯恩施坦主義”，例如：“《工人思想報》第一次提出了俄國現實的工人問題”這一聲明，關於立法鬥爭的議論等，就是如此。如果我引用您給朋友的信使您不高興，就請原諒，我不過是想說明我的想法罷了。]
沒有鬥爭，就不可能把情況弄清楚;不把情況弄清楚，就不可能順利前進，就不可能有鞏固的統一。目前正在進行鬥爭的人決不是在破壞統一。統一已經沒有了，它已經被破壞了，被全面地破壞了。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是支離破碎的建築物，公開的、直接的鬥爭，是恢復統一的一個必要條件。
是的，要恢復統一!但是如果我們把“經濟主義”的文件像不可告人的疾病那樣對同志們隱瞞起來，如果我們抱怨公佈在社會民主主義旗號下宣傳的觀點，那麼這種“統一”就是分文不值的，這種“統一”就真正是虛假的，它只能加重病情，使它轉爲惡性的痼疾。而公開的、直接的、正直的鬥爭卻能治癒這種疾病，能建立起真正統一的、朝氣蓬勃的和強有力的社會民主黨，對此我絲毫也不懷疑。
恰好在給您的信裏不得不常常談到鬥爭(筆頭上的)，這也許很不合適。但是我認爲，我們昔日的友誼使我不能不採取這種完全直率的態度。
握手!
彼得羅夫
附言：兩星期後我的地址將改爲：紐倫堡 新巷 雪茄煙店 菲力浦·勒格納先生(只爲寄信用，並且還是要用兩個信封)。[請您在信中不要寫任何父名和本名的首字母，——天知道，這裏的郵局是否完全可靠。]
從慕尼黑髮往倫敦
(本文原載於1930年《列寧文集》俄文版第13卷，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53—57頁，收錄於中文版《列寧全集第4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