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周明(1886—1957年)，日本山形縣人。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學習吠陀文學和古印度哲學。1913年夏，讀亨利·卡登斯爵士的著作《New India or Indian in transition》,放棄了“完全宇宙泛生主義”,轉而支持大亞細亞主義。1918年加入滿鐵，曾爲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調查科長，後爲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理事長。1918年10月，建“老壯會”。1919年8月，建“猶存社”。同年去上海訪問北一輝，帶回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剛》初稿。1923年3月,與北一輝意見不合，解散猶存社，1924年成立行地社。1925年著《特許殖民會社制度研究》，獲法學博士。此論文獲吉野作造讚揚。1929年，東亞經濟調查局從滿鐵分離，任理事長。此間與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等軍人接觸頻繁。1932年組“神武會”，爲會長，倡導“國家改造論”，鼓吹侵略思想。1932年6月因5·15事件連坐，判刑9年。1937年假釋。1939年東亞經濟調查局重新成爲滿鐵的一個機關，大川被任命爲最高顧問，同時爲政法大學大陸部部長。1941年出版《美英東亞侵略史》。1945年10月被定爲A級戰犯被捕，入巢鴨拘置所。1946年5月被審判時精神病發作，入鬆澤病院。1948年12月免訴釋放，歸神奈川自宅。入院中譯成《古蘭經》。 1著有《日本文明史》(1921年)、《復興亞細亞諸問題》(1922年 )、《日本精神研究》(1924年)、《亞細亞建設者》(1940年)、《安樂之門》(1951年)等。
學養根柢與“亞洲精神”
大川周明的學養根柢是漢學，尤其是宋代理學。這樣的知識結構和經世思想結合起來，決定了大川以後的學術志向。他在爲自著《日本精神研究》所寫的序文中說：儒教可爲信仰根柢，儒教“天”的觀念，含蘊強烈的宗教意識，其與佛教一起，融化於日本的精神。“武士之魂，千錘百煉而成的士道”與儒教、佛教渾然爲一，形成日本人的“實踐規範”。
大川周明主張亞洲應該有宗教。他在《東洋的道與南洲翁遺訓》中說：“日本人具有迴歸自然的精神，關於這一點首先注意到的一點是我們使用的語言中沒有‘宗教’這個詞語”，即使印度與中國的詞彙中也同樣沒有這個詞彙，“無適當的詞彙可以對應。”他爲此而感到遺憾。
他試圖分析日本語彙無“宗教”一詞的原因。他說：人對天的關係爲宗教，對人的關係爲道德，與志同道合者的關係爲政治，“人的實踐生活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個方面。在西歐，這三個方面乃是次第的分化，各成自己的領域，各有自己的發展而有自己的規模，而東洋未見這樣的分化。”東亞將“人生一體把握。包容三體，而求精神生活全體的規模。”他主張將中國“道”的精神發揮起來，認真研究“道”所包含的意義。“道”乃合天、地、人三者總體之理，亦謂人與天地正確對應的總原則。中國儒教闡明道德的宗旨，其爲一個教系，將宗教、道德、政治盡然包含其中。“儒教至少不是西歐概念中的宗教，也不是倫理學與政治學。儒教不是它們中的一個，而是它們的總和。”
竹內好在《大川周明的亞細亞研究》一文中認爲，就政治哲學而言，大川周明精神深處所埋，乃所謂“大亞細亞主義”。這個“主義”給予大川周明以“精神的啓示”。大川周明著有《復興亞細亞的諸問題》(1922年)，此文總論爲《革命歐羅巴與復興亞細亞》。竹內好編輯的《亞細亞主義》一書收載此文。大川在文章説：“亞細亞民族首先必爲者乃獲得自由，而獲自由，須實現堅固一致的統一。”
大川周明認爲：大凡支配世界人心的所有偉大的世界宗教，皆起源於亞細亞。亞細亞人無論體現於歷史的優秀特質，無論對於世界文化所做的貢獻，方方面面，其世界地位一概高過歐羅巴人。僅此三百年的近世，歐羅巴憑其暫時的優勝，自負矜持，而將亞細亞人陷入自棄卑屈之中。
亞洲本具有以“精神自由”爲特徵的貴重文化價值。亞洲近代以來無奈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原因在於文化的“健忘”與精神的“怠惰”。亞洲由是而無序、衰敗與墮落。他“激勵”日本奮起發揮“先進國”的楷模作用，以使亞洲道德重光、精神復興。
亞細亞原本的精神是“內在”化的，缺乏“向外”與“社會化”的特徵。大川希望亞洲人努力實現社會生活的“組織化”，將亞細亞本有的“向內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向外擴大，而形成組織化的有形力量。他強調，歐洲的精神正在衰落，“組織起來”的亞細亞承擔着拯救世界的使命。
岡倉天心、北一輝給予的影響
大川周明在《日本文明史》的序文中說，給自己思想以重大影響的有兩人，一個是岡倉天心，一個是北一輝。與北一輝不同的是他沒有對中國革命投以關心。竹內好說：這是大川思想的弱點。 大川周明與北一輝關係密切，一生中有多次合作，雖然有過意見的分歧，但對北一輝的人格思想最終還是欽佩不已。北一輝死後，大川爲撰寫碑文寫道：“超越於尋常人間之繩墨，往來於佛魔一如之世界，而融通無礙。”
大川周明從北一輝那裏接受到的最大“影響”是“國家改造” 理論。如已敘述，1919年北一輝執筆《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初稿(已完成的前七章)“墨跡未乾”，同年即由祕密來滬的大川周明帶回日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及其闡述的“國家改造”及“純正社會主義”理論，成爲日後日本“國家改造”運動的精神指針。
對於北一輝要把日本“改造”成“純正的社會主義”，大川也有深切的理解。他在《憶北一輝君》說：“北君將刊行《純正社會主義》的出版社定名爲孔孟社。如若瞭解北君，對此一重要事實，應該予以重視。北君的社會主義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北君20歲前後主張將孟子的王道表現於近代。當他皈依於法華經……又主張將‘無上道’的思想表現於近代。正因爲如此，北君拒絕了一切熱心的誘致，並將馬克思主義呼爲‘直譯的社會主義’，決不與其共行動。”他論“北君的革命之道，屬法華經的無上道。他認爲真正的革命者應該是法華經的行者。是故北君終日誦讀法華經，尤獨居之時常在讀經三昧中度過。”
東亞的現代化過程也就是社會發育的過程。這個發育指的是從農民社會發育到市民的社會，從貧民社會發育到中產社會。當社會主體還是農民與貧民，這個社會的主要聲音就是劫富濟貧，公平正義。民粹社會主義及社會革命思想成爲部分敏感知識分子的思想首選。東亞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農民社會”與“貧民社會”，亦稱“落差社會“。城鄉差別、貧富差別、官(腐敗官僚)民差別，是形成落差社會的主要原因。社會落差會因世界經濟的惡化而加劇。大川周明與北一輝所處的時代，日本社會處於此等“落差社會”，人民生活痛苦，階級矛盾激烈。如同水流落差引起激浪，社會落差急劇之時常是社會革命爆發之時。北一輝與大川周明在這個時候打起“革命”的旗號，闡發“國家改造”的思想，引動激烈的反響。
老壯會、猶存社等
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於1918年10月成立的老壯會，成爲日本從“國粹”思潮走向“國家改造”思潮的轉折點。“極左至極右的各類思想系統”聚會於此，“毫無忌憚地發表意見”。參加者爲：第一，大杉榮等無政府主義者。第二，以後組成日本共產黨的一派。第三，社會民主主義者。第四，國家社會主義者。第五，組成猶存社的一幫人，政綱與國家社會主義類似。
20世紀20年代往後，“國家改造”思潮聲勢愈漲。接着成立的猶存社，成爲這個思潮的“中心勢力”。大川周明承認在此中心，滿川龜太郎、北一輝和他本人，“三位一體”，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10此後大川又創建行地社、神武會，繼續成爲鼓吹與策劃“國家改造”運動的政黨型力量。
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後，“國家改造”思潮從理論宣傳轉爲血火畢現的暴力“運動”。1931年3月日本發生政變，企圖建立軍部政權，未遂;同年10月中旬，再發動軍事政變，企圖建立以荒木貞夫爲首相的軍人政權，又失敗。1932年5月15日，海軍少壯軍人突襲首相官邸、警視廳、內大臣牧野伸顯邸宅、三菱銀行、政友會總部等。首相 犬養毅 被殺。直至1936年日本發生2·26事件。以此事件爲標誌，日本徹底走上以軍國主義爲特徵的東方法西斯道路。
晚年的大川寫作《安樂之門》(1951年)，是乃回顧如何走向“宗教自覺”的思想自傳。講他如何從西洋哲學轉向亞洲哲學，最後至於日本主義與亞細亞主義的精神歷程。大概因爲欣賞自己獨特的經歷，《安樂之門》第一章題爲“人在獄中亦能安樂生活”，第二章則題爲“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樂生活”。竹內好認爲發生於日本的一系列暴動事件，對於大川來說，雖不能説沒有關係，但不是主犯。他不是事件的組織者，而是一個書齋中的“精神家”，即思想家。而北一輝不同，他是一個“革命家”。
竹內好這樣的評價是頗爲勉強的，回看歷史，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與所謂“國家改造”運動具有最直接的關係。這個運動是有其組織的，具體而言是老壯會、猶存社、行地社、神武會等一系列“大亞細亞主義”團體，而大川周明正是這些組織的創辦者與領導者，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大川周明難脫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