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軍逮捕戰犯的過程，多年來在各類作品中流傳着多種版本，其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呢?於祺元曾聽父親講述過當年發生的事情。蘇軍進駐長春之前，蘇聯情報人員已經對關東軍的裝備、設施、軍需倉庫和主要日僞官吏的情況瞭如指掌。蘇軍方面曾給於鏡濤看過一張僞滿主要官吏的名單，讓他看看有沒有遺漏的，在這張名單中，並沒有於鏡濤的名字，因爲他在當時是現任官員，正爲蘇軍所用。
抓捕戰犯經過被杜撰和渲染
關於這張名單，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是由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紀提供給蘇聯方面的，還稱他帶領蘇聯紅軍到各家去抓捕。事實並非如此。於鏡濤曾這樣講述，張紹紀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他因受到堂兄的影響，曾參加過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並幫助蒐集一些僞滿政府的文件資料。作爲張景惠的兒子，他能有這樣的思想和行動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但當時他並不具備與蘇軍接觸的條件。當時，就連中共中央派到東北的幹部想要開展工作，也得靠周保中從中進行溝通，做蘇軍工作。後來張紹紀作爲張景惠之子被帶到蘇聯後，也沒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直到從蘇聯引渡回國後，才由其當時在東北人民政府工作的堂兄向組織介紹和證明他在僞滿時期曾參加地下工作，後來他被安排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做日本戰犯的監管和教育工作。
僞滿大臣們“被開會拘留”
蘇聯方面對名單上的僞滿大臣們，並沒有實施抓捕行動。1945年8月25日，蘇軍通知僞滿政府高官到蘇聯駐軍司令部(原關東軍司令部，現省委大樓)開會。會前，張景惠聽說開會沒有讓於鏡濤參加，便讓呂榮寰、邢士廉和他的兒子張紹紀到市政府找於鏡濤，詢問蘇軍找其開會的目的，並稱張景惠希望於鏡濤一同過去。於鏡濤礙於情面，便同他們坐車到了開會地點。進入會場後，蘇軍的加爾洛夫少將看到於鏡濤也來了，當時很不高興，問他願意去蘇聯嗎，於鏡濤稱“也可以”。
據於鏡濤回憶說，當人員到齊後，出來見面的有科瓦廖夫大將、一名中將和加爾洛夫少將。科瓦廖夫對這些開會的人說：“目前局勢還不穩定，你們呆在這裏很不方便，我們認爲還是到蘇聯去比較好。”到會的人都沉默不語。科瓦廖夫等三人到隔壁房間商量後出來對於鏡濤說：“你來了，大家都看見了，就不能再走了，從這裏出去一個人，都得經斯大林批准。”然後讓這些人各自給家裏寫一個條子，列出需要隨身帶什麼東西，由蘇軍派人到各家去取。在取所需物品時，還收繳了各家的槍支。
僞滿大臣在蘇聯的生活是怎樣的
爲了保密和安全起見，蘇軍先將這些人用飛機送到內蒙古的王爺廟，第三天又返回長春，集中安排在西安橋外的“三浦公館”。這樣，人們便猜測不到這些人的去向。
大家開始情緒不安，有人認爲可能凶多吉少，議論紛紛。三天後，他們被送到蘇聯的赤塔。於祺元聽父親描述，日僞戰犯在蘇聯居住的地方是一幢別墅式平房，周圍都是樹林，僞滿大臣住第一座，溥儀一行住的是第二座，原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住的是第三座。蘇聯允許僞滿大臣和溥儀來往。
他們在蘇聯期間的生活待遇很好，一日三餐有豐盛的俄式西餐，還有一次午茶，有年輕的服務員，還有醫生和護士經常給他們檢查身體。當記者問起蘇軍拘留戰犯的目的，於祺元稱，他們很大程度上是爲了留存資料和爲遠東軍事法庭取證，溥儀就曾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出庭作證。建國後，他們被遣返回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