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都想知道一戰後蘇聯是怎麼崛起並順利擺脫外交孤立?俄國曾經是一個令歐洲乃至世界敬畏的軍事巨人，但當斯大林接替列寧成爲蘇聯最高領導人時，他接過的卻是一個一戰慘敗和內戰慘勝的爛攤子。今天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講講一戰後蘇聯的崛起之路吧。
日俄戰爭失利之後，俄國與英國開始走近，並帶着雪恥和復興的追求，毅然參與對巴爾幹事務的干涉之中，對奧匈帝國宣戰。然而遺憾的是，由於國力羸弱，俄軍在東線戰場傷亡慘重，卻始終無法打開局面。隨着戰場局勢的糜爛，其內部先後爆發了兩場革命，直接迫使其率先退出了大國爭霸的戰場。
隨着蘇維埃的掌權，同盟國將蘇俄視作軟弱可欺的良機，協約國卻將其視作擾亂棋局的叛徒。結果就是一戰後期，蘇俄遭到同盟國的猛烈羞辱，俄國爲此不得不與德國簽署了《佈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割讓烏克蘭、波蘭、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等地，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尋求脫離戰爭。然而一戰的結果是協約國得勝，這的確促使和約失效，卻也招致紅白內戰的爆發和戰勝國對蘇俄的干涉。
在此後數年，新生政權爲了生存而苦戰不休，“不流血”的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得以保全，病疫、戰亂、饑荒和屠戮造成了俄國超過兩千萬人的死亡，數百萬人逃離家園。經濟崩潰導致許多受教育人士流亡海外，俄國盧布對美元的匯率也從1914年的2：1暴跌至1920年的1200：1，成爲一戰各參戰國通脹率最高的國家。當然，對於蘇俄乃至蘇聯最爲關鍵的影響是國際上的孤立處境。蘇維埃意識形態下的蘇聯，天然地遭到了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排斥，國際地緣局勢非常惡劣。如何破局成爲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當務之急，所幸俄國人遠遠沒到無牌可出的地步。
斯大林所繼承的不僅有蘇聯廣袤的領土和豐富的物產，還有分別承襲自彼得大帝和革命導師列寧的大國戰略傳承。沙皇俄國是在莫斯科公國的基礎上崛起的，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侄女索菲婭·帕列奧羅格爲後，自認爲是拜占庭帝國(東羅馬)的正統的皇位繼承人，奉行希臘正教，進而以一切東正教徒和斯拉夫人的宗主國自詡。從彼得大帝開始，歷代沙皇(即俄語凱撒)皆在大俄羅斯主義的引領下不斷向外擴張。
彼得大帝改革是俄國走向近代化的開端，因此彼得大帝本人的喜好和傾向也深刻影響了近代俄國人的社會風氣。比如彼得大帝本人對工程技術非常擅長，稱得上是一位超級工程師。在這種工程師精神的薰陶下，俄國形成了一套獨特而強悍的軍工傳承。他對出海口孜孜不倦的追求，符合大航海時代的歷史背景，並逐漸成爲沙俄的國家宏觀層面大戰略。在彼得大帝任內，俄國通過“大北方戰爭”擊敗瑞典，幾乎將波羅的海囊括爲俄國的內湖，後世繼業者們也紛紛四處謀求新的出海口。出海口戰略也因此對沙俄乃至蘇聯的外交、軍事和地緣方略的制定產生了很大影響。
強人政治是彼得大帝帶給俄國人的另外一個政治基因，這源於他遊歷西歐的經歷。爲了推動俄國從落後狀態脫離出來，成爲大國博弈的佼佼者，彼得大帝決心用鐵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促進俄國的發展。這種策略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國家的爆發力，卻極大地透支了作爲基層和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和長期發展均衡。一戰結束前後，蘇俄在先後遭遇同盟國、協約國和白軍進攻的時候，列寧就曾效法彼得大帝的風格，形成了戰時蘇俄政策。
除了戰時模式之外，列寧還爲俄國帶來了高度務實的外交策略。1918年與德國簽署的《佈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約》被列寧視爲1807年與拿破崙時代的法國簽署的《提爾希特和約》等價而論，認爲均是獲取喘息之機的權宜之計。另外一個列寧留下的遺產是“禦敵於國門之外”戰略，這源於蘇俄建立之初，因內憂外患導致的一系列戰爭。在平息內戰的過程中，國內與國外反蘇勢力糾纏不清，致使後期鞏固政權的戰爭愈發帶有越境攻擊作戰的色彩。
從表面來看，凡爾賽體系下的蘇聯遭到世界大國的普遍孤立，然而從更深層的角度思考，卻是另外一種視野。一戰的慘烈程度是空前的，隨着步入工業化戰爭時代，戰場上的廝殺對於士兵個體而言變得毫無意義。更爲重要的是英法雖是一戰的戰勝國，卻並未獲得多少實質收益，反而從戰前的債權國淪爲債務國。此時的大英帝國雖然仍然處於世界霸主地位，卻早已日薄西山。德國雖然戰敗，但美國和日本的崛起勢頭卻絲毫不減。在世界主要大國之中，美、蘇、德、日不斷衝擊由英法主導的全球殖民體系舊秩序，只有更加衰弱的法國和若即若離的意大利勉強算是自己的潛在盟友。正因如此，雖然德、意、日等國雖然打着“反蘇”的旗號，其實質卻是在衝擊以英國爲核心的凡爾賽體系，這爲蘇聯騰出了足夠的外交空間。
當時的地緣格局詭譎多變，陷入束縛的德國極力尋求外交突破，爲此魏瑪德國傳奇外長施特雷澤曼頻繁加強與蘇聯和美國的關係，並利用美蘇反過來迫使英法放寬對德國的壓制。德國之所以爲尋求蘇聯的支持，是因爲從1928年到1932年，經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的蘇聯工業體系獲得了長足發展，工業產值已經達到了一戰前夕的234.5%，早已今非昔比。
在蘇聯，工程師羣體具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從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一直如此。卓越的工程師羣體構成了所謂“斯大林模式”的核心，而這恰恰是後來衆多效仿者所忽視的。在這些工程師的研發下，“波波沙”衝鋒槍、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強擊機等衆多神兵利器成爲蘇軍最鋒利的“刺刀”。經濟大危機爆發之後，德意日在“反蘇”大旗之下聚攏在了一起，英法順水推舟的希望禍水東引以緩解隨着自身持續衰落所面臨的地緣危機，至於美國則宛若一團巨大的迷霧，潛藏在大洋深處默默窺探着歐洲的動向。在此背景之下，斯大林有理由擔心世界上會出現一個空前龐大的反蘇聯盟，儘快將蘇聯提升至軍事大國行列就顯得迫在眉睫。
事實上，蘇聯和英國所面臨的地緣困境類似，都有可能面臨一個空前龐大的敵對陣營，其區別僅僅在於是推翻世界霸主、建立新秩序還是絞殺蘇維埃政權的動機上。英國首相張伯倫通過綏靖政策可以迫使德蘇雙方率先發生碰撞。正所謂驅虎吞狼、坐收漁利，斯大林同樣深諳此道。早在1935年張伯倫還沒有在英國上臺之時，斯大林就曾寫信給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清晰地表達了挑動歐洲各國相互爭鬥，確保蘇聯置身事外，從而攫取戰略主動安全的目的。
斯大林在東亞，通過軍援中國來牽制日本，又利用日本來制約美國。在歐洲則同時保持與英法和德國的接觸，以爲後招蓄勢。在蘇聯的戰略安排中，以歐洲爲主、亞洲爲輔，但20世紀30年代日本陸軍激進派的北進姿態導致亞洲問題遠比歐洲方向緊迫，日蘇開戰的可能性驟增。爲此蘇軍在遠東部署的兵力從六個步兵師、兩國騎兵師一躍上升至了1936年底的十六個步兵師、三個騎兵師、坦克1200輛、飛機1200架、潛水艇30艘，總計兵力約29萬人。此時日本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的總兵力也不過8萬人，更罔論交通條件的改善導致蘇軍機動運輸能力增強等因素的影響。
通過增強在遠東地區的兵力部署和對中國的軍事援助，蘇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住了日軍。不過，張伯倫顯然看到了蘇聯想要離間英國與德日關係的意圖，故而態度極爲牴觸。所以蘇聯轉而求其次，尋求與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簽署互助條約。不過當時的法國根據一戰的經驗，其國防戰略以防禦爲主，爲此修築了頗爲精良的馬其諾防線，不可能主動攻擊德國。換言之，如若德國率先攻擊蘇、捷，法國將坐視不管;如若率先攻擊法國，捷、蘇卻要承擔牽制德國的責任，這對於斯大林來說顯然是一個“糟糕的協議”。
然而慕尼黑協定的墨跡未乾，希特勒轉手就肢解了捷克斯諾伐克，這促使英國民意出現逆轉，張伯倫下臺、丘吉爾上臺。英國人強烈要求政府承擔起對波蘭、羅馬尼亞乃至希臘的安全責任。英國因波蘭問題被迫與德國對立，而德國也因羅馬尼亞同時涉及蘇德兩國，於1939年初決定謀求蘇德合作。斯大林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佳的機遇，蘇德兩國迅速走進，並於當年8月簽訂了震驚世界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國際地緣格局隨之大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