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時，日本加強了對朝鮮的經濟滲透，並且加緊擴軍備戰。這以後的九年，中日關係表面上風浪不興，但兩國形勢卻正在悄然改變……日本一直關注着中國。1880年，日本參謀部部長山縣有朋嚮明治天皇進呈了中國軍隊調查報告。這一報告指出，清政府正在進行軍制改革，如果仿效歐洲，則清朝平時可徵兵425萬，戰時徵兵則可達到850萬人。所以他認爲“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
自1890年起，日本拿出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軍、陸軍。1893年後，明治天皇則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30萬元，並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10，以此來補充造船費用。此時的日本，舉國上下都士氣高昂，皆以趕超中國爲奮鬥目標，並積極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1890年時，北洋海軍中2000噸位以上的戰艦有7艘，總計27000多噸;而日本海軍2000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5艘，共17000千多噸。到了1892年，日本就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以來的十年擴軍計劃。而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23萬預備兵的陸軍，和排水量達72000噸的海軍，這遠遠超過了北洋艦隊。而此時的清政府，看到了洋務運動的一些成就，不免有些飄飄然。
同時，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清廷意識到西方人無意吞併中國領土，只是想在貿易上佔點便宜，於是就更加放鬆了軍備意識。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後，就再也沒有添置過任何艦隻。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漸漸老化的北洋艦艇表現出明顯的火力弱以及行動遲緩的缺點。1891年後，北洋艦隊甚至停止了槍炮彈藥的購買。原因是購買彈藥的錢被慈禧太后拿去修頤和園了。慈禧太后冠冕堂皇地說：“光緒帝1875年登基時年幼，我不得不垂簾聽政，到1886年改爲‘訓政’，1889年‘歸政’。我什麼都不過問了，修修花園養老還不行麼?”慈禧太后與明治天皇相比，何等迂腐!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朝鮮政府於是請求清政府派兵鎮壓。同時，日本政府也誘使清政府派兵，以此來爲自己出兵朝鮮製造藉口。清政府接到朝鮮政府的請求後，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2500百人分批赴朝，駐紮在牙山，並通知駐日公使汪鳳藻，令其根據1885年中日簽訂的《天津條約》(又稱《中日天津會議專條》或《朝鮮撤兵條約》)，照會日本外務省。當時，日本內閣見自己的陰謀得逞，就一面派兵進駐朝鮮，佔據漢城附近的戰略要地，一面則設立由參謀總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部長等組成的大本營，以此作爲指揮侵略戰爭的最高領導機關。當時，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曾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爲適當之臨機處分”，即授權大鳥圭介挑起事端，發動侵略戰爭。實際上，當中日兩國向朝鮮出兵時，朝鮮政府已接受東學黨起義軍的要求，而且雙方簽訂了休戰和約，起義軍已退出全州。朝鮮內戰其實已經停止，清軍也並未與東學黨起義軍交戰。
爲了消除日本出兵的藉口，朝鮮政府於6月13日請求中國撤兵。葉志超部準備定期從牙山回國，清政府同時要求日本撤兵。日本雖然失去了出兵朝鮮的藉口，但是仍然決心擴大事端，以此來促使中日關係破裂。日本不僅拒絕撤兵，反而繼續向朝鮮增派軍隊，還提出了所謂的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的方案，以期達到既賴在朝鮮不走又拖住中國軍隊的雙重目的。7月12日，陸奧宗光電令大鳥圭介：“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藉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大鳥圭介接到訓令後，於19日和20日接連提出強硬要求，強迫朝鮮政府廢除中朝通商條約，並驅逐中國軍隊出境;23日，日軍攻佔朝鮮王宮，拘禁了國王李熙，併成立了以大院君李昰應爲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鳥圭介命令大院君宣佈廢除中朝兩國間的一切商約，並“授權”日軍驅逐駐紮於牙山的清軍。
當天，日本不宣而戰，在豐島海面對中國海軍發起了突然襲擊，擊沉了中國運兵船“高升”號。同時，日本陸軍向駐紮於牙山的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並最終挑起了這場侵略戰爭。8月1日，中日政府同時宣戰，中日甲午戰爭就此開始。由於日本在武器上的先進性以及中國海軍裝備的整體落後，中國最終輸掉了這場戰爭，致使中國最終被迫和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日本得到了鉅額賠款和臺灣等戰略要地，不僅促進了本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對遠東地區的進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躍成爲亞洲唯一的新興資本主義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