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爲天”，宋朝人的飲食有多講究呢?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宋代的食文化很發達，這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有關。宋代的社會經濟基本構造是以種植業爲基礎，經濟作物與畜牧養殖等行業當時得到了長足發展，而且商品流通與都市經濟蓬勃興盛，《夢樑錄·物產》中列出了各種物產的若干種名稱，穀類蔬果、禽獸蟲魚，應有盡有。只有充足豐富的飲食物產才能讓食文化興盛起來。同時宋朝的食文化發達，也與南北食文化交融密切相關。中國的任何朝代，京師都是承載各種文化的重地，宋朝南渡後，北人南遷，四方雲集，極大的促進了飲食文化的大交融。北方的飲食風俗與烹飪技術迅速傳播到了東南地區。當時杭州城內的餐館，很多都是汴梁來的人，江南的食文化在政治中心南遷的過程中，加速與北方的交融。
《夢樑錄》中有：“曏者，汴京開南食麪店，川飯、分茶，以備江南往來士夫，謂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來，凡二百餘年，則水土既慣，飲食混淆，無南北之分矣。”同時，當時的杭州城中還有川、魯、冀等地的風味菜餚和食品經營，傳統的地域風味得以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帝都飲食文化。
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寫道：“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感嘆昔日東京的繁華盛景，作爲政治中心的京師，朝廷的達官貴人們豪奢的筵席，雖然在官修史書中表現出合乎禮儀的“喜氣”，但是，宋朝的宮廷飲食，揮金如土的奢華，也叫人感嘆不已。
宋神宗晚年沉湎於深宮宴飲享樂，經常“一宴遊之費十餘萬”。史載，宋仁宗又一次內宴，“十閤分各進饌”，僅蛤蜊一品二十八枚。當時的蛤蜊一枚價值一千，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在“豐亨豫大”思想的作祟下，在飲食生活上更是追求奢侈豪華，盡情享受，揮霍民脂民膏。據史載，政和二年，宋徽宗在太清樓宴請蔡京等九命大臣，筵席上的山珍海味堆積如山，令人瞠目結舌。
皇帝飲食奢靡，宋代的官僚士大夫在飲食上也多以奢侈爲時尚。司馬光曾經在《論財利疏》中寫道：“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致，無復分限。以豪華向尚，以儉陋相訾。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舒。”宋真宗時，宰相呂蒙正喜歡吃“雞舌湯”，每朝必用，以至雞毛堆積成山。北宋中期，擔任宰相多年的呂夷簡，家財頗豐，生活非常奢侈。連宮廷難以弄到的名貴食品——淮白糟魚，他的夫人竟然用筐相送。北宋末年，權臣之家的飲食更是奢華，譬如有名的權相蔡京，“享用侈靡”，他喜歡吃鵪鶉，“每預蓄養之，烹殺過當”，所謂“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
據《東南紀聞》記載，蔡京有一天召集下屬開會，會後留下來宴飲，其中單單蟹黃饅頭一味，就費錢一千三百餘緡，其他還未計算。又曾經在家裏請客飲酒，命令庫吏“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來”下酒，小吏送了十瓶進來，大家一看，才發現原來是當時的稀罕名貴食品“黃雀肫”，不禁大爲驚異。黃雀是一種小鳥，胃部更小，用其胃部醃製“鹹豉”，那麼必然有無數黃雀被殺死才能做出這十瓶。此時，蔡京問庫吏，“尚有幾何?”庫吏回答道：“還剩餘八十多瓶!”普通官員一瓶尚且難得，蔡京竟有百十來瓶，客人的“驚異”也便容易理解了。
蔡京倒臺後，朝廷開始抄家，從他的庫房中“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鮓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蔡京爲了享用天下美食，家中還配備大批廚師，並且分工細緻，連製作包子，切蔥絲的都有專人負責。不僅蔡京，王黼、童貫、樑師成等等權臣之家的飲食生活，都是如此豪奢。
南遷以後，朝廷中的貴族大臣在飲食生活並未隨着北宋政府的倒臺有所收斂，反而奢侈之風更甚過去。以秦檜爲例，胡銓在《經筵玉音問答》中寫道：“太上每次排回內宴，止用得一二十千，檜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當時不僅重臣如此，普通官員也紛紛效仿，洪邁在《夷堅志》中寫道：“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誇多鬥靡，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啖羊肉，惟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吃羊肉，竟然只“嚼汁”，其窮奢極欲，少見。
這些人在官場上應酬往來，出手極爲闊綽，雖然是一個小官，“相習成風”，只要招待客人，便用名酒名菜堆砌在桌上，每一次宴客，費用都是在二萬錢。如果上級光臨，那請客都用“大牲”，小則也要“刲羊刺豕”，“折俎充庭”，號稱“獻茶飯”，以至於要“三跪進酒上食”，直喝的昏天黑地，吃的撐腸拄腹才滿心歡喜的結束。
與此相對應的是，宋朝的普通農民的日常飲食卻非常艱難，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司馬光說：“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元祐六年，蘇東坡給朝廷的報告中指出：“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飢，見今農民已食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南宋官員王炎在《雙溪集》中寫道：“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炎，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向在臨湘爲縣，亦是水災，濱江之民，盡掘大蕨根而食之。”
王炎說的食蕨根，其實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也有記載，幾千人跑到山上挖蕨根，挖出後，搗碎取粉，用水澄細然後煮食。洪邁感嘆，“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至矣!”野菜、樹皮、蕨根等物，都不易下嚥，必須用水送，這其中又有很多農民因爲過量飲用生冷水，而導致肚子膨脹而死。洪邁長兄洪适給朝廷上摺子，其中有：“小民艱食，或有攜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衆強糴而相殺傷者;或有逢縣尉而持刃拒抗，致憲司傳以爲賊，而出兵掩捕者。”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災區，在京師以及附近地區同樣存在。
唐朝滅亡後，坊市制度被打破，都市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宋朝的都市飲食文化在《夢樑錄》中多有描述。不過，拋開那些光鮮亮麗的表象，其實貧富不均更趨嚴重。現在很多人都在讚美中華飲食的多樣，所謂“食材”豐富，不過，看看宋代悲慘農民的生活，就明白，這多樣性的背後，其實並不光榮，因爲，它隱藏着中國農民數千年來無以爲食又無不爲食的斑斑血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