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漢書·司馬遷傳》裏說的“太史公”，是指的司馬談。司馬談年輕時向一個叫做“唐都”的人學習天官，這個“方士唐都”後來參加了漢武帝元封年間的著名的“太初曆”制定工作。什麼是“天官”呢?“天官”就是根據日月星相預測吉凶之人。司馬談後又學習《易》與“黃子”，這裏說的“黃子”應該是指的那些漢初信奉黃老道術的知識者。西漢初，黃老道術十分盛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史記·太史公自序》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戰國時代，中原一帶曾經流行過一種叫做稷下黃老的學派，內涵主要是神仙方術和養生學。什麼是漢初的“黃老道術”呢?根據1970年代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文物情況情況看，漢初，西漢社會十分盛行養生道術。而且，《漢書·藝文志》記載，西漢時，《黃帝內徑》這部養生醫學典籍就已問世，同時，漢初又盛行天文曆法知識。
由此可見，西漢初期的“黃老道術”，應是指的一種夾雜了天文、數學、醫學、養生、曆法、春秋、刑名、老子和法家等綜合理論元素的治國理論。出土於馬王堆漢墓中的《黃老帛書》，究竟成書於何時，現尚無定論，許多學者認爲這部《黃老帛書》，其實就是流傳於後世的《黃帝四經》。這樣的說法，當然有其理由，因爲，《黃老帛書》與《黃帝四經》中的不少章節名稱和內容，的確多有相同之處。
西漢以降的史籍對西漢時曾經一度風行的“黃老”內涵的記載大多語焉不詳，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遺憾。現收藏於《道藏》中的《黃帝四經》中有“【經法】：道法，國次，君正，大(六)分，四度，論，亡論，論約，名理;【十六經】：立命，觀，五政，果童，正亂，姓爭，雌雄節，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順道;【稱】;【道原】。”等篇章。
其與1970年代出土於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黃老帛書》中的“【經法】：道法，國次，君正，六分，四度，論，亡論，論約，名理;【十六經】：立命，觀，五正，果童，正亂，姓爭，雌雄節，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順道，名刑;【稱】;【道原】。”等篇章相比，在名目內容上基本上大同小異。只不過，現收藏於《道藏》中的《黃帝四經》中的“【經】，【十六經】，【稱】，【道原】”四章節段與出土於長沙馬王堆漢墓之中的《黃老帛書》相比，有個別脫字而已。
在漢武帝元封年間(前110年一前105年之間)，司馬談見學者們好讀書不求甚解，於是，他很痛心疾首，他就決定梳理清楚當時很混亂的各家學派的知識情況而作了“六家要旨”。“六家要旨”全錄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之中，應該說，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學術思想評論文獻，也是後來許多中國學子用以區分中國先秦各家學派的主要依據標準。但這也證明，當時的太史公司馬談的主要成就，並不是著作春秋史，而是思想史評論。即使如此，司馬談作“六家要旨”也不是他的“太史”職能，應是他的業餘之作。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根據史書的記載依據推論，後世許多史家都認爲司馬談可能死於漢武帝元封元年，所以，司馬談在“元封之間”做“六家之要指”，也應是在元封元年。史載：“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即，司馬談於漢武帝建元初年至元封年間之間出任“太史”職。“太史”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職官呢?太史令、丞，屬於太常下屬的職官。
漢武帝著名的“輪臺罪己詔”中又說：“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由此可見，漢武帝時代的“太史”職官職能，就是占星觀氣象，以協助太卜預測戰爭或政治的吉凶。所以，漢武帝時代的“太史”，不是記載評說歷史的史官，應是觀察天文的天官術士。其實，兩漢時代的“太史”，都是朝廷中專門負責觀星望氣和協助朝廷預測吉凶的天官術士，並非記述歷史事件和人物故事的史官。
司馬遷自己對“太史”的職能也說得很明白，他說：“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由此可見，由於一些後人沒有注意到司馬遷對“太史”職能的自白，他們看着司馬遷父子頭上的“太史公”字樣，就望文生義地以爲司馬遷父子生前是什麼專職記載和評說人文歷史的史官了。
關於“太史公”與“太史公書”的問題。司馬遷屢屢在《史記》中提及的“太史公”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後學史家歷來質疑甚多，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孝武本紀》集註中各家關於什麼是“太史公”的說法，誰更準確呢?東漢的張衡也是太史令，《後漢書·張衡傳》的註解中有“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一說。應該說，《後漢書·張衡傳》註解中說的“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是比較準確的說法。
因爲，說太史公“位在丞相上”，顯然是言過其實的，這是說的春秋以前的太史職官的職能範疇了。不過，根據史書記載，司馬遷被處以腐刑以後，他又被漢武帝任命成“中書令”，而“中書令”這個職官，相當於皇帝的祕書。所以，漢武帝時期的“太史”職，又可能是皇帝的天文顧問和祕書職務。
《史記》韋昭認爲，“太史公”這個說法，僅僅是司馬遷外孫楊惲對外祖父司馬遷和外曾祖父司馬談的尊稱，應該是有道理的。比如，漢文帝時期的太倉令淳于意，後人說他的故事時，往往是將他與他的女兒緹縈爲他鳴冤的事件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後世史書在談及這對父女故事時，就不直稱淳于意，而是將淳于意稱之爲“淳于公”。《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談及淳于意故事時，還直接稱呼他的名諱，但在《漢書》中則不再直稱淳于意的名諱了，而只稱呼“淳于公”了。
由於《漢書》成書於東漢孝文化盛行時期，所以，凡是論及長輩和晚輩的故事時，《漢書》就開始避諱長輩的名諱了。因此，說後世人延續司馬遷外孫楊惲的稱呼，將司馬遷父子的著作稱之爲《太史公書》，是說得過去的。根據桓譚在他的《新論》之中的說法，“太史公書”也可能是因爲漢武帝元封年之前的東方朔在閱讀司馬談所著的手稿時，他出於尊重司馬談的原因而隨手在書稿上手書了“太史公書”字樣，之後，“太史公”一說就流轉於世了。
因爲，司馬談的年齡肯定大於東方朔，也比東方朔更早出仕爲官，司馬談應是東方朔的長輩。筆者認爲，“太史公”這個說法，還是應以桓譚的說法爲準，一是因爲桓譚本來就是西漢末期人，二是桓譚本是跨西漢和東漢兩朝的大學者，他的說法，應更加可靠，至少，他的說法代表了東漢初期的學人們對“太史公”一詞來源的共同看法。後世的《史記》疏解註釋家們，畢竟是在跨越幾百年以後說事了。
當然，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桓譚此說，也是後學根據散落文獻而記載於後人所重新編撰的《新論》之中的!桓譚的《新論》可能在南北朝或隋唐時代就已殘缺不整了。這裏還需要說明一個情況，即，兩漢時代，說司馬遷父子所著作的史書名稱爲“史記”的可能性非常小!因爲，在兩漢時代，“史記”這個說法，是定指西漢以前的史書的流行說法，有些類似於今人所說的“歷史文獻”的意思。比如，《漢書·司馬遷傳》就說：“而遷爲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鐨之書。”這裏所說的“細”做收集梳理講。
由此可見，當時的司馬遷在國家圖書館的“石室”中所查閱的歷史文獻資料，就被司馬遷統稱爲“史記”，所以，兩漢時代，人們不可能將“當代人”的司馬遷父子所著作的史書與西漢以前的“史記”混淆不清。而且，根據西漢末期的揚雄在他的《法言》中多次提及司馬遷著作的時候，他都是以“太史公、太史遷”一詞去定指司馬遷著作的，這說明，至西漢末期時，人們都還是以“太史公書”去指意司馬遷父子著作的史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