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這場戰爭，通常被稱爲“中日甲午戰爭”，其實這種說法不經意地忽略掉了當年事件的另一個主角——朝鮮。同屬東亞的朝鮮，在地理位置上處於中國、俄國和日本之間，也是列強踏入東亞的最後一塊神祕封地。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朝鮮問題逐漸成爲東亞國際關係的焦點。朝鮮，成爲新興近代國家日本與傳統宗主國大清王朝的角力場，並最終引燃了中日大戰的導火索。
因其特殊的戰略地位，從甲午戰爭至今的一個多世紀，朝鮮半島仍是東亞乃至國際社會的特殊焦點。歷史與現實相糾纏，也使得它今天的現實更爲複雜。也正因爲此，更值得我們穿越歷史的迷霧，疏理當年中日這場甲午之戰的起源。
東學之亂
1894年，瀰漫於整個東亞的不安定，首先是從中日之間的小國朝鮮引起的。而新年之初即爆發的這場政治動盪，又似乎預示了它的影響將超越整個甲午之年，甚至更加久遠，最終直接引發整個東亞格局的大動盪。
甲午年正月初十，朝鮮全羅道古阜郡爆發了一場農民騷亂。騷亂起因很簡單：糧食連年歉收而地方官員依舊以高壓姿態徵以重稅。其實1894年的這場農民起義，並不是朝鮮歷史上石破天驚的第一次，而只是近幾年綿延不斷的農民騷亂的又一起，也是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下，底層民衆孤注一擲式的反抗。但與以往不同的是，甲午之年的這場農民起義，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令當權者心驚肉跳的巨大能量。
1894年的這場戰爭，通常被稱爲“中日甲午戰爭”，其實這種說法不經意地忽略掉了當年事件的另一個主角——朝鮮。同屬東亞的朝鮮，在地理位置上處於中國、俄國和日本之間，也是列強踏入東亞的最後一塊神祕封地。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朝鮮問題逐漸成爲東亞國際關係的焦點。朝鮮，成爲新興近代國家日本與傳統宗主國大清王朝的角力場，並最終引燃了中日大戰的導火索。
最後的屬國
滿族建立清朝、統治中原以後，繼續享用先前王朝積累下來的政治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宗藩體制”。宗藩體制是中國政治上的特殊現象。學者黃枝連先生對兩國關係是這樣形容的：“在正常的情況下，天朝與藩屬國所維持的只是一種間接的、鬆散的、形式主義的、低姿態的禮儀關係。”
《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一書解釋說，宗藩體制下，中國與其他國家交往的模式是，以中國爲宗主國，而將其他國家都視爲中國的屬國;作爲宗主國，中國有義務保護各屬國，也有權力干預各屬國的內政外交;作爲屬國，各國要向中國請封、朝貢，接受中國對其內政外交的干涉——雖然這種干涉是非常罕見的，各國在絕大多數時間裏，都保持着實際上的獨立自主。
對於屬國來說，來自中國的冊封不但使其政權擁有更爲充分的合法性證明，而且藉此獲得了抵禦外憂內患的強大外援。“在成爲中國的屬國之後，既不必擔心來自中國方面的入侵，還可以依賴中國抵禦來自其他國家的侵略。因而，屬國可以節省下爲保持龐大的武備力量所必需的開支。”在宗藩體系之內，屬國比中國獲益更大。
“雖然中國幾乎在每次改朝換代之後，都要對朝鮮半島進行重新徵服，以便將之納入宗藩體系之內，但一般來說，中國很少運用武力來確認和維護這種宗藩關係。大多數屬國都是和平地、自願地開始向中國朝貢的。”《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一書裏說。宗藩體制的鼎盛時代是明代，而這“恰恰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對周邊15個國家留下‘不徵’的祖訓之後到來的”，從中可以看出宗藩制度的非軍事性。
在宗藩體制之下，天朝除了獲得大國的聲威之外，單純從物質利益上來說，實際收穫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種追求“天朝大國”的威嚴感和滿足感。1592年，豐臣秀吉率20萬兵征討朝鮮，明朝幫助朝鮮抗擊日本的戰役持續7年之久，雖然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明朝的損失也是巨大的。當時明代吏部一官員對此總結說：“勞七年之士馬，費百萬之金幣，方全一屬國。”當宗主國國力強盛時，作爲屬國的小國獲得的實際利益，遠遠超出他們向宗主國付出的部分，因此他們也很願意依附於宗主國、強化這種宗藩關係。比如在明代，朝廷曾要求朝鮮三年一貢，而朝鮮方面卻堅持一年三四次朝貢。
滿清征服明朝以後，朝鮮曾一度自詡爲正統，認爲滿清爲夷狄，因而不向滿清稱臣，且決心爲明朝報仇。後清朝派兵橫掃朝鮮半島，迫使朝鮮與清朝建立了宗藩關係。1832年，英國人胡夏米前往朝鮮，要求與其通商，朝鮮方面的回覆是“朝鮮服事大清國，只尊大清國的旨”。這種回答在具有近代意識的英國人眼裏是不可理喻的，胡夏米在給朝鮮國王的回覆中，直截了當地表示這種定位“凌辱貴國之體面”，仍無濟於事。雙方的認識顯然有巨大差異。
可是進入到19世紀中期，大清王朝開始走向衰落，它推行的外交、政治和技術上的“有限現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抗擊列強，原本在宗藩體系下臣屬於清朝的各朝貢國多在列強的逼迫和離間下，中止對中國的朝貢關係。1883年，清朝與法國爲爭奪越南而交戰，兩年後，中法戰爭結束，李鴻章與法國代表在天津簽訂《中法新約》。根據條約，清朝承認法國與越南簽訂的所有條約，這意味着清朝自此喪失了對越南的宗主權。就在同一年，不甘寂寞的英國效法法國入侵緬甸，迫使緬甸脫離中國，淪爲英國的保護國。逐步放棄對越南、緬甸等南部屬國的宗主權，對於已有日薄西山之相的清王朝來說，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對當時的清王朝來說，令他們多少有些安慰的是，當其他屬國紛紛棄之而去的時候，朝鮮這個北方屬國，至少看起來還保持着與清朝相當穩定的關係。雖然清朝在英國的炮艦之下被迫打開大門，並被迫與列強相繼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而也不得不進入條約體制，但同時與朝鮮的這種宗藩體制卻仍然保留着。對清政府來說，朝鮮不僅是重要的朝貢國，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是中國北部的一個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離了來自日本和俄羅斯的威脅，清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掉以輕心。
早在中法戰爭爆發之前，清廷內部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充分意識到中國真正的危機並不來自邊遠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對的真正威脅，除了國內的騷亂以外，主要來自毗鄰京畿的北方，中國如果喪失對朝鮮半島的宗主權，將會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在內的許多滿漢大臣真正關切的是京畿周邊華北和東北地區的和平。爲了保護朝鮮以屏御將入侵中國東北之敵，總署理衙門建議，把與朝鮮公牘往來中涉及洋務者，從原來的禮部管轄，改爲由李鴻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與朝鮮通遞文函、相機開導，並將結果報告總理衙門。這樣，李鴻章就成爲中國政府處理朝鮮事務的主要負責人。
動搖的“藩屬”
在北方，大清王朝日益感覺到了來自日本的威脅。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倒幕廢藩”，開始走向強盛。日本崛起後，首先破除了朝鮮與琉球的宗藩關係，並在一天之內將琉球王國吞併。
介於中日兩國之間的琉球羣島，在歷史上與兩國都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17世紀後，琉球同時向中日兩國朝貢。“至清末，日本將琉球置於薩摩藩屬下，清廷未予過問，默認爲‘兩屬’。”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說。然而，隨着明治維新的開展，日本國力強盛，遂開始覬覦琉球王國，試圖強制讓琉球成爲日本的藩國。1875年，日本強行把琉球併入自己的領土，引來大清國抗議。1879年，日本正式吞併琉球，改名爲沖繩縣。李鴻章《復何如璋書》裏說：“以威力相角，爭區區小國之貢，非惟不暇，亦且無謂。”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進行了國政改革，統一對外事務於政府。他們當時就曾試探地接觸朝鮮，但是第一次的接觸並不愉快。當時日本派特使帶了一封文書到達朝鮮，這封讀起來語氣比較誠懇的信，表示希望與朝鮮“大修鄰好”“是我皇上之誠意也”。但是信裏的“皇上”字眼觸怒了朝鮮政府。“守舊的朝鮮政府，以日本文書中‘皇上’字樣，違背舊例。朝鮮統治者以爲除大清國皇帝外，不復知有‘皇上’，拒絕接受此項文書，也不接待來使。”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說。日本不甘心，兩年後，又派特使到朝鮮，“再請通使”，又被拒絕。朝鮮的冷淡使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爲不滿。
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軍少佐井上良馨乘“雲揚號”軍艦，到朝鮮江華島附近測量海口，和朝鮮方面形成糾紛。日本方面深知，要解決與朝鮮的糾紛，首先要面對的是大清王朝。於是1876年1月，森有禮作爲“特命全權公使”，前來清朝交涉，也是想借機瞭解清朝對朝鮮的態度。森有禮到總理衙門拜見恭親王奕訢，而總理衙門在給其書面答覆中稱：“朝鮮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今日本國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
單有總理衙門的這番話並不能讓森有禮安心，他後來在拜訪李鴻章時，又再次詢問清朝與朝鮮的關係。李鴻章答：“高麗奉正朔，如保不算屬國?……高麗屬中國幾千年，何人不知?……邦字指高麗諸國，此是外藩，爲外屬，錢糧政事向歸本國經理，歷來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說不算屬國?”——李鴻章一方面強調朝鮮仍是“屬國”，另一方面又再次重申“錢糧政事”等由朝鮮自己處理。此番問答，顯示清朝方面仍以中國傳統的宗藩觀念爲根據，認爲中國與朝鮮的宗屬關係只要得到名義上的承認即可，不需要用條約加以固定。不得不說，這個觀念在當時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彼時國際社會也開始學會用條約來規定並約束彼此關係。此體制下的朝鮮是否是真正的獨立國或從屬國的問題，在對外交涉上一直成爲爭論的問題。
“清廷既不肯爲朝日關係居間，又不能阻止日本向朝鮮提出交涉，在邏輯上只有讓朝日實行直接交涉。”王芸生後來評價說。經過一番交涉談判，1876年2月26日，朝鮮與日本簽訂了《朝日修好條約》，史稱《江華條約》。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使節。除此之外，朝鮮還同意向日本開放三個通商口岸，日本在這些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
放寬歷史的視野來看，《江華條約》的簽訂，對於清朝而言，它對未來局勢最大的隱患並不在於日本通過建交而可以名正言順地使自己的勢力滲入，而在於朝日雙方對彼此政治主體資格的認定。《江華條約》第一款開篇就寫明：“朝鮮國乃自主之邦，擁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實際意味着宣告朝鮮對中國在形式上的“藩屬關係”至此廢除。日本藉此具有近代意義的國際條約，強化朝鮮“獨立政治主體”的地位，而藉此排擠清朝的影響。
但是，對清朝的統治者來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仍然堅信自己作爲“宗主國”地位不可撼動。所以《江華條約》的簽訂也並沒有遭遇來自清朝的阻力。梁啓超後來在《李鴻章傳》當中，重提此事，並痛心地說：“中日之戰，起於朝鮮，推原禍始，不得不謂李鴻章外交遺恨也。”康有爲弟子羅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一書也提到，後來日艦在仁川一帶測量朝鮮海岸，“中國視之漠然也”。
暗流涌動
朝鮮以儒教治國，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爲國家統治理念，朝鮮也模仿明清兩朝的科舉制度。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朝鮮由於遭到後金和日本的攻擊而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自清朝建立以來，朝鮮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它除了偶爾與日本有過往來外，與西方國家並無交往。歐洲人曾稱其爲“隱士之國”。
當大院君李昰應執掌政權時，思想保守的他，對外繼續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1866年，法國因其神父卡特利庫被朝鮮宮廷迫害、追殺而派出七艘戰艦，佔領江華島，向朝鮮施加軍事壓力，但大院君推行強硬的“攘夷”政策，不屈服於法國強敵，迫使艦隊撤離;1868年，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在平壤靠岸，試圖與朝鮮開展商貿外交，但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部分船員被殺害。1871年，美國派兵到江華島，要求朝鮮就“舍門將軍號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鮮拒絕。外交斡旋發展成爲武裝衝突。美國六艘軍艦侵入朝鮮，實施了登陸作戰。美國的進攻導致朝鮮的傷亡，但兩國交涉沒有取得任何結果，美國只好退出朝鮮。朝鮮長期以來的對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擋了歐美諸國用炮艦外交敲開國門的企圖，成爲遠東最後一個頑強鎖國的王朝。
《江華條約》簽訂後，日本勢力得以進入朝鮮。清朝政府當然不甘心放棄朝鮮，特別是日本吞併琉球后，中國對來自東鄰日本的威脅更加敏感。另一方面，北方的俄國也在躍躍欲試。清政府既不願意因出面維護朝鮮的權益而同日本和俄國發生對抗，又怕日俄勢力滲透朝鮮，故決定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
日朝締結《江華條約》
1879年8月，清廷令李鴻章“婉爲開導”朝鮮，開放門戶，與西方各國立約通商。李鴻章當時致函朝鮮國王李熙之叔、原太師李裕元，傳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與泰西(西方國家)通商，藉以牽制日本”。又說，“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手有餘。……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與杜俄人之窺伺”。
朝鮮政府起初並不願意開放，但最終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勸導”。1882年，主管朝鮮事務的李鴻章派員促成朝鮮與美國談判，美國承認朝鮮的獨立，對方同意建立外交關係，互派使節;朝鮮同意美國在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此後數年，清朝還促成朝鮮與英國、法國、德國簽訂類似協議，結束了閉關鎖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朝鮮的對外開放及現代化進程。
另一方面，朝鮮內部的政治格局也更加錯綜複雜。朝鮮國門打開以後，外國勢力開始全面進入朝鮮。朝廷內部，閔妃集團推倒大院君時代的一切制度，表示要“開化自強”，效仿清朝的“洋務運動”進行改革，按照清朝總理衙門的模式設立了統理機務衙門，派使團赴中國和日本訪問學習。1881年創立新式軍隊——別技軍，由閔妃的侄子閔泳翊掌管，開始招募日本軍事顧問改造軍隊，編制訓練新軍。軍制的改革觸動了朝鮮舊軍人的利益，招致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對，他們開始懷念大院君的“斥倭鎖國”政策，並密謀起事，準備擁戴大院君長子李載先，廢黜高宗，讓大院君復出執政。但是尚處在準備階段便被閔妃探知。30多名首要分子被誅殺，李載先因是國王李熙胞兄而賜自盡。大院君的勢力遭受清洗。
1882年，朝鮮大旱，人心浮動。這年7月，朝鮮發生京城侍衛部隊聯合城市貧民的起事，史稱“壬午兵變”。在士兵行進的同時，大量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城市貧民等漢城普通市民加入了這次起義，使“兵變”迅速轉化爲社會矛盾總爆發的“民變”。大院君利用局勢，引起義軍人把矛頭指向閔妃。民衆衝進王宮搜尋閔妃，閔妃裝扮成宮女，逃出王宮。下午17時許，成千上萬的朝鮮軍民開始圍攻日本公使館，起義士兵和市民與日本人激戰至深夜，他們焚燬了公使館周圍的民房，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被迫燒燬公使館，倉皇逃走。
一時漢城大亂，政局陷入癱瘓。高宗李熙無奈之下，不得不把生父大院君召入宮內，由他主持國政以收拾亂局。李昰應趁機入宮掌權。大院君上臺後，打擊外戚勢力和腐敗官吏，廢除閔妃集團執政時的一切措施，恢復鎖國政策。
因爲清朝在朝鮮向不設官，直到8月1日清廷才從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電報中得知兵變。黎庶昌急電清廷，建議“中國宜派兵船前往觀變”。閔妃集團的官僚金允植、魚允中向清朝求救，請求出兵朝鮮。原本告假回鄉奔母喪的李鴻章被緊急召回處理此事。經過緊急商量，8月9日，淮軍將領吳長慶、水師提督丁汝昌、候補道馬建忠率軍乘威遠等三艦赴朝。其中慶軍六營直入漢城，“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
“壬午兵變”被清朝平定，上臺僅33天的大院君李昰應再次倒臺。因爲被認爲是這次兵變的幕後主使，大院君被清軍誘捕，用船押送天津。大院君剛被禁時既悲且恨，頗有牴觸，“在船頗切危懼，食物概不入口”。大院君後來被監禁於直隸省城保定。李昰應的國王生父身份令同是皇帝生父的光緒帝生父醇親王奕譞非常同情，他反對囚禁李昰應，併爲其求情。到了1885年，大院君才被釋放回朝鮮。
另一方面，當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逃回日本、報告了事變經過之後，日方決定以保護僑民的名義派兵朝鮮。8月12日，花房義質回到漢城，並帶來了1500名日軍和4艘軍艦，要求朝鮮賠償損失。兵變平息之後，日本與朝鮮政府簽訂《濟物浦條約》。除了要求朝鮮賠償之外，還要求朝鮮允許日本派1000名警衛駐紮朝鮮，保護日本僑民和公使館。而清國對此十分警覺，又急速從本土增調3000人的兵力開進朝鮮，向日本施壓。因此清、日兩國皆駐軍漢城，形成對峙局面——現在看來，在“壬午兵變”中，清朝在軍事上是成功的，但在外交上卻頗爲失分。
在派往朝鮮的清軍陣營中，有一位年僅23歲的青年軍官，他便是後來權傾一時的袁世凱。一年前，參加鄉試不中的袁世凱，前往登州投奔駐防當地的淮軍將領吳長慶。1882年爲鄉試年，袁世凱本欲應舉，但是朝鮮突發的這場事變，不但打亂了他的計劃，而且自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渡朝鮮的袁世凱，在平定戰亂過程中表現突出。當時也是他協助吳長慶誘捕了大院君。事件平息之後，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特別表揚了袁世凱，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爲奮勇”。事後論功行賞，袁世凱被授予五品同知官銜。“壬午兵變”後，朝鮮王室重新編練新軍，袁世凱因在平息事變中表現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當年23歲的袁世凱則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紮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軍，開啓了袁世凱練兵的先河。
三日政權
“壬午兵變”平定後，閔妃在清軍護衛下回到漢城，朝鮮政府再次改組，閔妃集團重新掌握朝鮮政權。在清軍的幫助下，朝鮮政局動盪一時平定下來，但表面的平靜背後，又暗暗醞釀着下一輪的不安。
“壬午兵變”之後，朝鮮王室對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強，請求清軍幫助善後，清政府藉機對朝鮮實行了全面控制。平亂的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朝鮮訓練新軍，在軍事上加強了介入。此外，由清朝推薦的馬建常、穆麟德代理朝鮮海關，朝鮮的海關和外交事務實質掌握在清廷手中。最重要的是，李鴻章爲確定中朝關係，於1882年10月訂立中朝貿易章程，在其序言內聲明：“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列。”這顯然是再次強調清朝與朝鮮的特殊關係。締約後，清朝派商務委員陳對棠駐朝鮮，李鴻章希望通過這種締結條約的方式，在國際社會中確立中朝宗藩關係的地位。
當時清廷內部還出現了另一種聲音。梁啓超後來在《李鴻章傳》裏提到，1880年，清朝駐日本使節何如璋給總理衙門寫信，要求主持朝鮮外交，稱中國應當在朝鮮設立專門的辦事大臣。李鴻章說如果在暗地裏對朝鮮進行祕密保護，還是在能力範圍內的。“倘顯然代謀，在朝鮮未必盡聽吾言，而各國或將唯我是問，他日勢成騎虎，深恐彈丸未易脫手云云”，擔心朝鮮問題處理不好成了麻煩。“壬午兵變”之後，張謇甚至主張改朝鮮爲郡縣，或置監國，或置重兵，改革朝鮮內政;翰林院張佩倫請徵朝鮮，派員管理朝鮮的外交……但這些相對激進的主張都未被李鴻章採納。平心而論，當時的清朝其實也早不具備這種實力了。
因爲“壬午兵變”中造成日本平民的死亡，事變後，朝鮮國王派遣幾位代表前往日本表示謝罪，擔任全權特使的叫金玉均。金玉均出身朝鮮沒落貴族家庭，金玉均認爲，要挽救國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局面，要實現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的夙願，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在這方面，日本的“明治維新”對金玉均影響最大。金玉均在日本拜維新派思想家福澤諭吉爲師，一心想在朝鮮發動一次明治維新式的改革。回到朝鮮後，他與一些志同道合者結成開化黨，開化黨以青年貴族爲主。
1882年的“壬午兵變”令金玉均產生強烈的反清情緒，他曾對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表示：“清國對大院君實施綁架和以後對他的處理對朝鮮來說是國恥。”因此，他的開化黨主張“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宣佈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他們寄希望於藉助日本的支持以擴張政治勢力，實現一場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改革。
“開化黨”們經過幾次密謀，決定採用非常規手段，推翻守舊派政權。1884年8月，中法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其在朝鮮的威信急劇下降。同時，清廷爲了應付與法國的戰局，將原先駐紮朝鮮的3000名軍隊調動一半到華南前線。金玉均等開化黨人認爲時機已到。
1884年12月4日，“開化派”借京城郵政總局新廈落成時，發動政變，金玉均趁亂將國王李熙遷入景佑宮。與此同時，開化黨人在宮外放火製造騷亂，金玉均趁機“建議”李熙請日軍來保護。驚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鉛筆寫“日使來衛”四字。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便以此爲由，率領200多名日軍趕到王宮，與開化黨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把高宗所在的景佑宮內外圍得嚴嚴實實，一些守舊派大臣被開化黨刺客殺死。
這就是著名的“甲申政變”。政變一時取得成功，開化黨組成的新內閣，並在12月6日，對外宣佈十四條政綱。其中第一條就要求清政府早日釋放大院君回國，並且明確提出要脫離與清國的宗屬國關係，建立獨立國家。
袁世凱是在第二天才得知政變確切消息的。鑑於袁世凱在整飭軍紀、訓練新軍中的出色表現，1884年春吳長慶奉調回國之際，保舉袁世凱來負責留駐朝鮮慶字營。袁世凱藉助這個平臺，很快與國王和當朝主政的“東道西器”派大臣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由於有了這層關係，袁世凱的溝通能力和對朝鮮政府的影響，反而高於清廷的外交代表。爲此，他又受到北洋大臣、負責外交事務的清朝重臣李鴻章的器重。
因爲顧忌到宮中還有日本軍隊，袁世凱開始還較爲謹慎，不敢擅自行動。不久，未遭開化黨清洗的中間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紛紛跑到清軍大營，“痛哭乞師”，要求出兵。袁世凱也在衆人猶豫不決的情況下，果斷決定率清軍入宮鎮壓開化黨。爲了打消衆人的疑慮，袁世凱承諾“如果因爲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當，決不牽連諸位”。
12月6日，袁世凱、吳兆有、張光前等率領1500多名清軍，同擁護國王的朝鮮軍隊一道進入王宮，擊敗開化黨人和日軍，將李熙解救。隨後，高宗李熙在清軍保護下入宮。由於開化黨人嚴重脫離羣衆，所以金玉均發動政變時，漢城市民都認爲開化黨勾結日本人挾持國王，奪取國家政權，因而當時反日情緒空前強烈，漢城市民紛紛聚集起來，圍攻日本公使館，300多名日本僑民也遭到市民的追殺，涌入公使館內。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自焚公使館，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領事館。金玉均的政權僅存在3天，便告流產。
危機潛伏
在平息政變過程中，漢城發生了朝鮮人和日本人互相殘殺的事件。步兵大尉磯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這次政變中被殺死。所以事件平息之後，日本開始同清朝交涉。當時正忙於中法戰爭的清廷，爲了避免腹背受敵，以集中力量對付法國，決定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1884年12月15日，清政府指示李鴻章：“目前辦法，總以定亂爲主，切勿與日人生釁。”
1885年2月底，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啓程來北京，與清政府交涉。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4月18日，清政府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主要內容如下：
1.清、日兩國駐朝鮮軍隊自簽約起4個月內各自撤回;
2.事後清、日兩國均不派員到朝鮮充當軍事教官;
3.朝鮮若有變亂或者重大事件，清、日兩國如果其中一國要派兵入朝，應先行文知照對方。
李鴻章當時之所以同意撤兵，一是因清朝彼時正在越南用兵，二是他認爲派兵駐朝鮮是爲了防日，日本既已撤兵，中國已經沒有留兵的必要。對於局勢，李鴻章還比較樂觀：“以後彼此照約撤兵，永息爭端。”
但是，《天津條約》在事實上第一次確立了日本在朝鮮同清朝對等的地位，也使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先前由中國獨享的宗主國權利，改由中日兩國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尤其是第三條，如果朝鮮發生事變，中日兩國想要派兵前往，必須互相通知照會，梁啓超後來是這樣評價的：“《天津條約》說明中國對於朝鮮之權利義務與日本平等，中國既可目朝鮮爲我屬國，則日本亦可目朝鮮爲彼屬國也。”“於是朝鮮又似爲中日兩邦共同保護之國，名實離奇，不可思議。”爲10年後清日兩國出兵朝鮮提供了合理性，也爲後來的衝突埋下伏筆。後來兩國各執一詞，糾纏不清，終於釀成了戰爭。這在後來被公認爲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敗。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的天津談判，是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第一次會面。時年62歲的李鴻章在見了比自己小18歲的伊藤博文之後，禁不住大讚對方是治國之才，並意識到未來日本將是中國最強勁的對手。“該使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果然一語成讖。10年後，李鴻章東渡日本收拾甲午戰爭殘局——簽訂《馬關條約》，而坐在他對面的，正是老朋友+老對手的伊藤博文。
甲申政變失敗後，開化黨人遭到了朝鮮政府最殘酷的處罰。金玉均雖僥倖逃脫，但作爲“逆賊”之首，其家屬無論男女老幼都被連坐處死，其他開化黨人及其家眷也多被處決。與此相反，這場政變最大的“贏家”是袁世凱。當時正被中法戰爭搞得焦頭爛額的清廷與北洋大臣李鴻章，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時，十分震驚。不過還沒有想好對策之時，又得知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時，清廷和李鴻章實在是大喜過望。李鴻章對袁世凱的好印象再加一重。
另一方面，清廷在朝鮮的身份也日漸尷尬甚至遭遇挑戰。在朝鮮，清廷自認爲是“天朝上國”，不屑於與屬國互派使節，因爲互派使節就意味着關係平等，有違“天朝”的體制，只派陳樹棠以“總辦朝鮮商務委員”名義駐漢城，監管朝鮮之商務和外交。但是這種與國際公法有落差的做法，也不爲駐漢城的其他列強諸國使節所接受，否則等於他們也承認清廷是高其上等的“上國”。所以他們經常藉口所謂“商務委員”充其量是個商務代表之類的角色，不具有全權使節的地位，在外交場合往往故意輕視清使，以此貶辱清廷。
《天津條約》簽訂後，按照雙方約定，清朝開始從朝鮮撤軍，吳兆有、張光前、袁世凱三個帶兵官員也都離開朝鮮。只有商務委員陳樹棠留下。當時朝鮮情況甚爲複雜，清廷既不肯放棄對朝鮮的宗屬關係，對朝鮮的內政外交都要干涉過問，這種局面顯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應對的。經過一番考慮，李鴻章向總理衙門提議由袁世凱接替陳樹棠。因爲在朝鮮的一些行爲遭到同僚攻擊，袁世凱在1885年初歸國後便賦閒在家，以避攻擊。沒想到，更大的責任很快落到他身上來。1885年10月，李鴻章命袁世凱護送大院君回朝鮮。年僅26歲的袁世凱被任命爲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員。
當袁世凱再返朝鮮後，發現朝鮮政局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甲申事變後，朝鮮王室對清廷失望、對日本懼怕，開始逐漸同北方強鄰俄國靠攏。此時日本在朝鮮採取低姿態，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勵清廷出頭抵制俄國對朝鮮的滲透。由於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後黨集團離心傾向日趨嚴重，親近清廷的大臣或被排擠，或無實權，從國王、閔妃到政府內的大多數大臣均傾向於聯俄拒清。管理朝鮮海關的德國人穆麟德本是由清朝派去，後來卻在暗中鼓勵朝鮮投向俄國，被李鴻章撤換回來。
袁世凱在朝鮮期間的任務是在“各國通商”、“友邦環伺”的情況下，使朝鮮“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內修政治，外聯邦交”，換言之即強化清朝和朝鮮的宗藩關係，防止朝鮮獨立自主的傾向和日俄等國的窺伺。從這段時間到甲午戰爭爆發的9年時間裏，在李鴻章的支持下，袁世凱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朝鮮的宮廷事務和政治、經濟決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清朝對朝鮮的控制力。對此，連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覺。1894年6月，內田定槌致陸奧的信中談道：“近年來朝鮮國對清國所表示的藩屬關係，不止於朝鮮國王對清國皇帝虛禮，即駐朝官吏干涉朝鮮政府的內政、外交，而且朝鮮政府亦鄭重地聽從命令，不敢違抗。”朝鮮生活也給袁世凱一生留下深刻印跡，一生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凱，其中三位姨太太都是朝鮮人。
袁世凱在朝期間，把中國的宗主權提高到了極點，對朝鮮的控制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各個方面，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對朝鮮的滲透。與此同時，爲了強化中國宗主權，他有時不免會採用一些高壓或過激手段。清廷內的張謇、張佩綸等也曾攻擊袁世凱“侈然自大，虛驕尚氣，久留朝鮮，於大局無益”。
另一方面，朝鮮獨立自主的願望日益強烈，一些人士對積弱不振的大清王朝也有了逆反情緒。哈佛大學畢業的美國人墨賢理受清政府委託，接替被換回來的穆麟德，出任朝鮮海關總稅務司。他看到了朝鮮國內對清廷的一些態度，不免憂心忡忡：“現在只是使用武力才能控制他們(朝鮮)，而他們一遇機會便想法擺脫這種控制。”對於袁世凱，他後來在寫給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的信中說：“我已看出朝鮮人對他的惡感日益增加而對中國的惡感也與以俱增。”袁世凱的強硬姿態也引起了朝鮮國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滿，1889和1890年，朝鮮國王李熙三次上書，請求清廷撤袁世凱。但李鴻章力排衆議，不僅讓袁世凱繼續留朝任職，並於1890年2月給袁世凱寫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爲其難”的評語。
劍拔弩張
也許正是顧忌到《天津條約》裏對於“一方出兵需告知對方”的約定，當1894年全羅道的東學道人起義發生時，雖然接到袁世凱要求清廷出兵干預的電報，但清廷並沒有馬上做出決定。而且，他們也注意到，與上次“開化黨”發動的甲申政變不同，這一次東學黨人起義並不反華。不過袁世凱還是認爲這是一個盡宗主國責任的機會，他在給李鴻章的電報告知朝鮮國王請求出兵的消息時說：“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爲之者，將置中國於何地，自爲必不可推卻之舉。”李鴻章也認爲“韓國歸中國保護，其內亂不能自我了結，求中國代其戡亂，自爲上國體面”，也建議朝廷派海軍赴朝平亂。
1894年6月2日，就在清政府正式接到來自朝鮮的求援的第二天，日本駐朝鮮臨時代理公使杉村浚派人探訪袁世凱，打探朝鮮是否已經請求清國出兵一事。袁世凱表示，雙方已經達成內定意向，一旦獲得正式公文，待命部隊即可出兵。
此時蟄伏了10年的日本，已不甘坐視中國對朝鮮的控制。《天津條約》簽訂後，日本對朝鮮的滲透變得順理成章，並且不斷擴充國家的軍事力量。根據宗澤亞所著《清日戰爭》，1886年，清國和日本國對朝鮮的貿易額之比還是83∶17，到了1892年，這一數字已變成55∶45，水平已趨於接近。日本在朝鮮貿易的急速增長，也顯示清國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發生動搖。從日本方面來講，他們也絕不會再“忍受”清朝在朝鮮獨享控制權的局面。
另外，日方對袁世凱本人也心存戒意，在他們看來，滿腹野心的袁世凱必定試圖通過援兵入境進一步明確清國和朝鮮的宗屬國關係，爲自己建功立業。另外，袁世凱雖然口口聲聲絲毫不會傷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鮮“壬午事變”時，正是他派出清兵殺傷日本官民。
所以杉村得知袁世凱的態度後，立即給日本外務省發去急電，告知“朝鮮政府有請求清國派遣軍隊之意向”的急電。日本政府當即召開臨時內閣會議，一致通過“保護駐朝公使館和在朝國人安全”出兵朝鮮的議案。第二天一早，杉村親自拜訪袁世凱，明確表示：如果清朝出兵，日本也必將出兵，保護僑民。
也就在6月3日這一天，袁世凱接到朝鮮請求清國派兵的正式公文，他立即電告李鴻章，並把與杉村浚的會談情況作了報告。對於日方的反應，袁世凱的判斷是：“當前日本國內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過也是以保護公使館名義派遣區區百餘兵力罷了，對清國出兵不會構成威脅。”李鴻章贊同袁世凱的建議，決定派兵入朝——甲午戰爭結束後，當時國內即有輿論譴責袁世凱，一種意見認爲是他的錯誤情報導致李鴻章做出派兵赴朝的決定，以致局勢升級，最終導致戰爭——第二天，李鴻章令北洋艦隊之濟遠、揚威、平遠三艦，駛赴朝鮮，停泊仁川擔任護衛。同時命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統兵2000餘人，由海道赴朝，駐紮於牙山。
按照1885年《天津條約》的約定，6月6日，清廷將出兵朝鮮的決定告知日本政府。在清廷看來，這是執行“上國”保護“屬邦”的使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可是清朝的反應又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覺。日本外相立即語氣強硬地回覆，一是表示“日本歷來不承認朝鮮是清國屬國”，同時再一次明確表示：日方也會出兵。
6月9日，原本請假回國的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搭“八重山號”軍艦到達仁川。日方藉此機會，緊急湊集70名海軍陸戰隊員隨他趕赴朝鮮。他們在仁川與停泊在那裏的5艘日艦匯合，又臨時從各艦抽調海軍隊員加入先遣陸戰隊，組成總員488名的臨時戰鬥序列，以保護使館爲名，第二天一早由陸路赴漢城。幾天後，日本又陸續增兵。
就在中日兩國陸續向朝鮮出兵時，在國內外政治軍事壓力下，6月10日，東學黨人與朝鮮政府議和，起義軍退出全州城。清軍並未與東學黨軍接觸，朝鮮內戰實際已經停止。於是朝鮮政府在6月13日致函袁世凱，請求清朝撤兵，以解除日方藉口。李鴻章得報後，當日即電在朝鮮的葉志超，令速調部隊回牙山，準備撤兵回國。
這時，日本方面也覺得朝鮮情勢與之前的判斷有差異。“他(大鳥圭介)一進入漢城就已感到和從本國出發時所預料的情況有所不同，朝鮮國內出乎意料地平穩，中國派去的軍隊只是駐紮在牙山並未進駐內地”，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後來在其回憶錄裏寫道，他也意識到日本眼下“已成騎虎之勢”。他轉而又說：“考慮到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成敗的關鍵完全取決於兵力的優勢，所以決定仍按政府原定計劃迅速先將預定的混成旅團派往朝鮮爲萬全之策。”於是，日本混成旅團第一批先發部隊開始在仁川登陸。
日本大舉增兵，又驚動了清朝。6月15日，袁世凱與大鳥會談，雙方初步達成雙方不再增兵的口頭協議。同一天，日本召開緊急內閣會議，日方認爲：朝鮮的農民騷亂尚未徹底平定，此時不應立即撤兵，而應該幫助朝鮮徹底整頓政治，以斷絕再次騷亂的禍根。於是他們又提出一個新方案：要求大清國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鮮的內政”。這樣實際上也給自己找到了繼續留在朝鮮的理由——日本的方案當然遭到清朝拒絕。清國強調，“朝鮮內亂已經平息，朝鮮內政改革應由朝鮮內身解決，清日兩國應該立即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發出“第一次絕交書”，聲稱：“設與貴政府所見相違，我斷不能撤現駐朝鮮之兵。”此後，便着手開始單獨改革朝鮮內政的策略，並向朝鮮增兵。第二天，第一批上陸的混成旅團主力在京城完成集結部署。而6月25日，第三批清軍在牙山登陸，駐朝清軍總數達到2465人。
雙方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
引燃戰爭
6月26日，大鳥圭介拜見朝鮮國王，替日本的行動辯解。大鳥聲言，日本不撤兵一是依條約而行，二是想幫助朝鮮改革內政。諳知朝鮮方面心理的大鳥當天還給朝鮮國王寫了一封信，信裏說日本的願望是“全朝鮮之自主獨立”。大鳥的一番說辭果然奏效。兩天後，高宗李熙在和羣臣議事說：“外侮如此，國勢可知，言之亦恥矣。惟當奮發惕勵，可以自修自強矣。”
6月28日，大鳥圭介照會朝鮮政府，稱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的照會裏有“保護屬邦”的字樣，大鳥質問朝鮮政府是否仍然承認是清國的屬國，並且限期回答。朝鮮政府接到照會，甚是爲難，幾經躊躇，於6月30日回覆說：“本國自立約以來，所有兩國交涉交際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權辦理。此次請援中國，亦系我國自用之權利也。與朝日條約毫無違礙。……且我國內治外交向由自主，亦爲中國之素知。”這一天，日本混成旅第二批部隊登陸，在朝日軍已達8000人，比起駐朝清軍已佔絕對優勢。
6月30日，當袁世凱得知朝鮮在日本脅迫之下已經正式照會大鳥、申明朝鮮是自主國家的消息後，袁世凱致電李鴻章，要求撤回國內。袁世凱的理由是，朝鮮既然不承認是清的屬國，那麼他這個宗主國派駐朝鮮的“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就不被承認，日本可按國際法，找藉口將他遞解出境。如此則不但使他也使清廷蒙羞，所以不如主動撤回，另作他圖。李鴻章沒有同意，只是囑咐他“要堅貞，勿怯退”。
此時的李鴻章仍寄希望於在英俄的調停下，實現雙方共同撤兵。所以他既未向朝鮮增援軍隊，又沒有按袁世凱、聶士成等人的建議由清軍先撤兵，這種舉棋不定，最終也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
6月30日，俄國和英國方面都表示，希望兩國同時撤兵，當天，朝鮮國王李熙發佈《罪己詔》：“當前朝鮮國內混亂的原因，完全是由於自身的不德和官吏瀆職所造成的……”儘管如此，大鳥公使還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針，提出了朝鮮行政、司法、財政、兵制、教育改革綱領，要求朝鮮方面在規定期限內拿出改革具體意見。在此期間，日本保持了政治強硬立場。在他們的高壓之下，朝鮮政府被迫任命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員會，與日本共同商談改革事宜。
7月2日，正在召開內閣會議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接到杉村從朝鮮發來的消息，進一步確認清朝出兵的事實。陸奧宗光後來在回憶錄《蹇蹇錄》裏寫道：“如果默視不顧，就將使中日兩國在朝鮮已經不平衡的權力更爲懸殊，我國今後對朝鮮的問題就只有聽憑中國爲所欲爲了。”陸奧於是將杉村的信息告訴了閣員們，同時提出：“如果中國確有向朝鮮派遣軍隊的事實，不問其用任何名義，我國也必須向朝鮮派遣相當的軍隊，以備不測，並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均勢。”會議後，伊藤博文進了皇宮，向日本天皇報告了會議內容。
7月5日，袁世凱再度致電北洋，詳細報告朝鮮局勢，“日兵萬人分守漢城，四路各要害及我軍由陸地前來(漢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運彈丸、雷械甚多……似將有大兵續至”。再次向李鴻章請求撤使回國。但是清廷仍不放棄通過列強調停的幻想。7月7日，仍以聖旨形式拒絕了袁世凱的要求。
期待東亞國際關係安定的英國，一直對清日採取等距離外交的政策，期待維護東亞現狀的穩定。英國方面給日本帶回來的消息是：“清國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爲止仍不做出決定的話，清國將派遣12萬清兵部隊登陸仁川。”而日本仍然堅持先改革朝鮮內政，再談撤兵。英國的調停宣告失敗。
7月1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給大鳥下命令：“英國在北京之調停已告失敗，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間過分非難的範圍內，不妨利用任何藉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同一天，日本對外發出強硬通告：“清國拒絕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無視英國政府周旋兩國合意的好意，仍然堅持日本先撤軍的立場。如此盛氣凌人不聽相勸，將來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態，清國必須承擔全部責任。”由此，日本正式下定向朝鮮派兵的決心。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發出了“第二次絕交書”，拒不撤兵，並反誣中國“有意滋事”，揚言“將來如果發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負其責”。清朝方面，總理衙門向李鴻章轉達了光緒帝的上諭，措辭也十分強硬：“若再顧慮不前……延誤事機，定唯該大臣是問。”至此，已無談判挽回可能。7月17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對清國開戰，並要求朝鮮廢除與清朝的一切條約，促使清朝從朝鮮撤軍，並限22日答覆，逾期不復，日本即採取斷然措施。
此時，袁世凱知道大局不可挽回。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在朝鮮12年，對其恨之入骨者也甚多，坐困危城的袁世凱開始焦慮不安，接連幾天致電北洋，陳述困境，要求回國，但李鴻章對此都不置可否。幾天後，唐紹儀也發電李鴻章，稱袁世凱生了重病。李鴻章也許動了惻隱之心，終於調袁回國。袁世凱接到電報，如逢大赦，打點行裝於7月18日乘船逃離漢城。經手各事交唐紹儀代辦。等到袁世凱離開漢城，使館人員也人心惶惶。
7月20日，日本編成了以伊東祐亨爲司令的聯合艦隊，戰爭的技術準備已經完成;同日，日本駐朝大使大鳥圭介向朝鮮發出最後通牒，要其“廢華約、逐華兵”，限3日內答覆。在日本的強壓之下，朝鮮國王和政府別無選擇，只得回覆日方：朝鮮同意放棄清國屬國論;與此同時，朝鮮被迫向清國駐朝鮮臨時代辦唐紹儀提出了清朝撤軍要求。對這種情勢，英國某報紙當日發表評論：“現日本代表者抓住朝鮮國王，強求內政改革，國王的性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事態狀況，處在不得不遵照日本命令的悲劇中。”
此後幾天，日本不斷得到消息：清國派數艘運兵船向朝鮮運送作戰兵力。日本認定清國政府無視日本的最後通牒，戰爭已不可避免。伊藤博文就朝鮮問題發表演說時稱，清廷出兵朝鮮，“其實是要毀滅朝鮮的獨立，使其完全成爲屬國，其間證據歷歷在目”。“幫助朝鮮獨立自主”，這個冠冕堂皇一番說辭，當時很具迷惑性。所以，當時的國際輿論對清朝也不利。
7月23日凌晨，大鳥命令部署在王宮附近的混成旅團向王宮發起攻擊，沿途發炮，直抵王宮，予以包圍。朝鮮王宮衛隊奮力抵抗日軍的進攻，但很快便被從各城門進攻的日軍打垮。凌晨6點左右，日軍佔領了朝鮮王宮。
在此之前，大鳥派人說動大院君李昰應，用他作爲政變的傀儡，並利用開化黨人爲之呼應。所以日本軍隊進佔朝鮮王宮後，將王室成員帶到日本使館，高宗李熙被囚禁，大院君李昰應則出任朝鮮國王攝政，組織政府。於是，在日軍護衛下，大院君進入景福宮。一貫奉行鎖國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搖身變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被日本控制的大院君宣佈廢除同清朝的條約，稱“朝鮮爲自主之國，不再朝貢”，並“委託”日本驅逐駐紮在牙山的清朝駐軍，“自此朝鮮政令，事無鉅細，皆入日人掌握”。
袁世凱回國後，向李鴻章彙報了朝鮮的緊迫情形。李鴻章意識到形勢緊迫，而且軍事佈置很不利，於是緊急調度——可是天津電報局的電報生受日本間諜收買，將發兵日期泄露。7月23日，愛仁、飛鯨先後運兵抵牙山登陸。25日早上，日本多艘軍艦集於牙山口外，攔劫中國兵船。7點50分，日本聯合艦隊在豐島海域和清國艦隊遭遇，發生戰鬥。日本駐留朝鮮的混成旅團也開始向牙山進攻。
7月27日，被囚禁於日本使館的朝鮮國王高宗李熙，壓力之下，宣佈朝鮮對清作戰，要求日本將清朝軍隊驅逐出去。7月28日夜，日本陸軍進攻牙山清軍，發生激戰，清軍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清、日雙方同時宣戰，甲午戰爭正式爆發。
從某種意義上講，甲午之戰的最大贏家是清朝與日本原本共同所懼怕的俄國。本來日本想通過聯中護朝來抗俄，後又想通過戰爭獨佔朝鮮，結果卻讓俄國乘虛而入。甲午戰爭更刺激了俄國對東亞的侵入。俄國取代中國開始在朝鮮問題上與日本正面交鋒，它憑藉其一等強國的地位迫使朝鮮接受了一項祕密協定，即除了俄國對朝鮮國王實行保護，爲朝鮮提供軍事、財政援助以外，還約定在朝鮮發生重大國內騷亂和外國侵犯朝鮮獨立時，俄國向朝鮮提供軍事及其他援助。清朝退出朝鮮之後，俄國的勢力在朝鮮朝野迅速滲透，由此又造成俄、日之間新的矛盾。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正式宣告中國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清朝勢力退出朝鮮以後，閔妃失去靠山。當她看到俄國聯合德國、法國壓迫日本退還遼東給中國以後，認定俄國是阻止日本進一步侵略朝鮮的強大力量，便謀求接近俄國。1895年10月8日，日本浪人衝進王宮，刀刃閔妃，然後焚屍滅跡。閔妃死後，高宗成爲日本人手中玩偶，朝鮮獨立和主權一步步被日本侵奪。
1897年1月，高宗改朝鮮國號爲“大韓帝國”，同時追諡閔妃爲“明成皇后”。大韓帝國宮廷內部分裂出“親日”和“親俄”兩個派別。日本人雖然建立了以大院君爲首的政權，但對於大院君並不放心。認爲“大院君75年來只知有中國，不知有其他，自頂至踵完全爲‘頑固’二字所充滿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們求媚”，暗中卻“託在平壤之華將轉達其心意於清廷”。大院君也不是一個受制於人的人，他雖被日本人推上臺，但對日本也是陽奉陰違。後來日本新任駐朝公使井上馨得到大院君寫給清軍將領的一封信，以此作爲他內通中國的證據把他趕下臺。此後大院君永遠離開了朝鮮的政治舞臺。閔妃死後3年，1898年2月，她的政治對手大院君也在抑鬱中死去，終年79歲。1907年，日本逼高宗退位。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朝鮮亡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