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幾家媒體都報道，通濟門遺址考古獲突破，發現了“船形甕城”的西北角，也就是通濟門內甕城西北角，西牆和北牆的交匯處。
通濟門考古現場。
通濟門是南京“內十三”城門之一，其內甕城曾是“南京之最”，體量、規模勝過了中華門甕城。其船形外觀更是極爲獨特。
通濟門的船形甕城和水西門的船形甕城一樣，是中國古代城池甕城中的孤例。通濟門的船形甕城更要大過水西門的船形甕城。
通濟門俯拍，果然是一艘“大船”
水西門俯拍，也能看出甕城船的外形。
可惜的是，通濟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被拆毀，地表一點遺蹟都沒有留下。我們只能通過老照片，遙想船形甕城的雄偉。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也就此被塵封：通濟門甕城，設計成“船形”究竟有何用意？
通濟門被拆之前和拆毀之中留下的照片。
通濟門是明代初年南京城牆建成時13座內城門之一。通濟門建有內甕城三道，外面就是秦淮河，也就是說，當年進了通濟門，還要經過三道小城門，才能走進南京城裏。
如今的中華門甕城雖然號稱“國內最大甕城”，但歷史上的通濟門甕城更大、形制最爲宏偉。其兩側城垣爲南北走向，有拋物線的弧度，三道甕城也朝南彎曲，有如船艙，形成了典型的“船形甕城”形狀。
通濟門的幾種老照片。
可以想象，從明初建成到被拆毀的將近600年時間裏，通濟門就像一艘大船，靜靜地停泊在秦淮河岸邊。
朱元璋爲什麼要把通濟門等三座城門的甕城設計成“船形”呢？南京的城牆學者們曾經做過長期研究。明城垣史博物館的劉斌研究員認爲，這個謎底其實就藏在《易經》裏面。
通濟門旁邊的東水關。
通濟門和九龍橋。
南京城牆的規劃設計者，是充滿着神祕色彩的劉伯溫（劉基），通濟門和水西門，一個是內秦淮河入城的城門，一個是內秦淮河出城的城門，旁邊都有水關，有“水”則必定有“船”。
因此，由劉伯溫規劃設計出來的通濟門、水西門，外形上看起來像船，絕對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包含深刻寓意。
劉伯溫
爲了解開這個謎，專家們做了種種考證，劉斌將揭祕的突破口，選在了《易經》上。
這是因爲，在中國歷史上，《易經》最早論及建築起源和基本功能，它所蘊含的象、數、義、理等思想，對中國的建築有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特別是歷代都城或皇家建築的選址、佈局和形制都深受《易經》思想的影響。這一點，在明清北京城的佈局規劃上，有明顯的體現。
而朱元璋本人也很迷信天象，相信風水。中國古代風水理論的哲學基礎之一，就是古老的《易經》。
劉伯溫本人則精通堪輿術，他將《易經》的理論，運用於南京城池的營建也是有可能的。
朱元璋
早在遠古時代，中國的先民們對日月天地、鳥獸蟲魚、四季寒暑等自然現象就有着濃厚的興趣。他們的生產方式，往往是對大自然的直接模仿與再現。
中國古代從西周開始就有“觀象制器”的傳統，《周易·繫辭下》列舉了“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等各種卦象。
其中的“渙”卦，就是“水流盛大”的樣子。通濟門、水西門處於內外秦淮河交界處，正符合這一卦象。
水西門“船形甕城”平面圖
通濟門“船形甕城”平面圖
“觀象制器”是中國古代指導器物製造、建築設計以及城市規劃的一種美學思想。建築與城市都屬於“器”，卦象和審美密不可分。
通濟門、水西門這兩座城門所在處，水勢特別浩大，正是“渙”卦，這兩座城門因此也被相應設計成船形。
同時，“通濟”門的名字，也是對應着“渙”卦而起的。
通過對通濟門船形甕城建築意象的剖析，可以充分認識到，南京城牆的外形，有着深層的內涵，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體現了實用與理性兼容幷蓄的品格與境界。
德國攝影師赫達·莫理循拍攝的通濟門。
這一觀點，在建築學界也得到了認同。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吳慶洲曾經發表論文《船文化與中國傳統建築》。
該文指出，通濟門、水西門和內秦淮河、外秦淮河的密切關係，是這兩座龐大甕城設計成船形的最主要原因，而這樣的設計，就是受到了《易經》的指導。
取舟形爲城門之形，對應“渙”卦之象，意爲“水流奔其門，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所願者則是“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罕見的通濟門彩色老照片。
三山門
在南京城牆尚保存完整的年代，通濟門、水西門的繁華遠遠勝過其他城門。
通濟門的甕城高大恢宏，不僅在南京，可能在國內都是首屈一指的；
水西門更是水陸百貨總彙，商賈雲集的碼頭。通濟門，水西門外千帆競逐的景象，正體現了“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的深遠寓意。
康熙南巡圖中的三山門（水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