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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7月5號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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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5日 (庚辰年六月初一)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在76年前的今天,1940年7月5日 (農曆六月初一),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1840年7月5日(距今176年),英國艦隊炮轟中國舟山羣島上的定海縣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閉關鎖國”後的中國落後於世界大潮。爲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英國開始向中國走私鴉片,來獲取暴利。

歷史上的今天7月5號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爲打開中國市場大門,英國藉口1839年六月林則徐的虎門銷煙,而發動的侵略戰爭。後因戰事不利道光帝派直隸總督琦善與英國議和,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國第一次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嚴重危害中國主權。使中國開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虎門銷煙和鴉片戰爭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新篇章。

1943年7月5日 (癸未年六月初四)庫爾斯克戰役爆發

在73年前的今天,1943年7月5日 (農曆六月初四),庫爾斯克戰役爆發。

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蘇德戰場暫時沉寂,雙方都在準備新的戰鬥。1943年1月,德國宣佈全國實行總動員,以挖掘人力補充前線部隊和軍事工業,並重新分配原料、燃料和電力以加強軍事生產。德國統帥部計劃以庫爾斯克突擊部隊爲主,發動一次代號爲“堡壘”的夏季攻勢,以改善戰場形勢。爲了這次戰役,德國調集了90萬軍隊,1萬門火炮,2700輛坦克和自動火炮,2000多架飛機。蘇聯最高統帥部洞悉德軍戰略意圖,準備了佔優勢的軍隊、大炮、坦克和飛機,嚴陣以待。1943年7月5日(距今73年)晨,大批德軍在飛機和坦克的配合下,開始進攻,從一開始就遭到蘇軍的頑強阻擊。

歷史上的今天7月5號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第2張

德軍奧廖爾兵團從庫爾斯克北面進攻,損失了上萬人和上百輛坦克,到7月10日才向前推進10—12公里,再也前進不了了,只好轉入防禦。在庫爾斯克南部,雙方多次進行激烈的坦克戰,德軍曾前進35公里,但在蘇軍頑強抗擊下,又不得不在7月15日退卻。

7月12日和15日,蘇軍先後在庫爾斯克的北部和南部轉入反攻,德軍節節敗退。8月5日起,蘇軍連續收復了奧廖爾、哈爾科夫、頓巴斯、基輔等重要城市。爲此,莫斯科曾首次鳴放禮炮祝捷。德軍的“堡壘”計劃完全破產。


1943年7月5日 (癸未年六月初四)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

在73年前的今天,1943年7月5日 (農曆六月初四),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

1943年7月5日(距今73年),王稼祥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紀念共產黨成立22週年和抗戰6週年。

在這篇文章裏,王稼祥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王稼祥認爲中國共產黨22年的歷史,是爲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史,也是尋找、確定和充實中國民族正確道路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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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八路軍機關幹部作報告的王稼祥

中國民族整個過程中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在其著作中或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一個政黨應有革命的理論,共產黨應有馬列主義與本國的革命經驗、本國現實相結合的革命理論,在中國,它就是毛澤東思想,沒有它的領導,革命運動無法勝利。


1948年7月5日 (戊子年五月廿九)北平發生“七·五”慘案

在68年前的今天,1948年7月5日 (農曆五月廿九),北平發生“七·五”慘案。

1948年7月5日(距今68年),國民黨軍警在北平鎮壓東北流亡學生,造成流血事件。

1947年底,東北民主聯軍繼夏、秋季攻勢之後,發起冬季攻勢。在三十月內,殲滅國民黨軍13.6萬人,解放城中18座,將國民黨軍壓縮在瀋陽、長春、錦州等幾個孤立地區。在潰敗中,國民黨政府爲爭奪利用東北青年,以建立東北臨時大學、臨時中學爲名,將大批東北大、中學生騙入關內,流亡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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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排列在北平街頭上的示威隊伍

7月4日,北平中參議會通過《救濟來平學生辦法》,決定停發東北流亡學生的公費,企圖將學生集中起來進行軍事訓練,然後投入內戰前線。5日,流亡北平的東北人、中學生數千人,羣集北平東交民巷市參議會議長許惠東住宅,憤怒抗議市參議會通過《徵召全部東北(流亡)學生當兵的議案》,遭到預伏的國民黨軍警開槍鎮壓,9人被打死,100餘人受傷。事件的發生,在北平學生界引起強烈反響。

1957年7月5日 (丁酉年六月初八)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遭厄運

在59年前的今天,1957年7月5日 (農曆六月初八),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遭厄運。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馬寅初於1957年6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書面發言。他根據1953年我國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和以後幾年人口增長的情況,認爲我國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距今63年),中國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這是一個靜態的紀錄。同年,在29個大中城市、寧夏全省、其餘各省每省選10個縣進行普查,另有35個縣只查一區、兩鎮、58個鄉、9個村,共有3018萬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爲千分之二十。但是,從1953年以後的社會情況考慮,人民生活改善,結婚人數增加,孕婦產婦和嬰兒得到福利照顧,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國內秩序安定,以及人們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壽,什麼五世其昌,兒孫滿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舊殘餘影響等等,馬寅初先生估計“近四年來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億爲基數,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長,一切有識之士,不能不認爲這樣增長下去是太可觀,太快了。因而,馬寅初先生認爲,爲了要擴大生產和再生產,加速資金積累。加速工業化的進程,應該降低消費比例,這就必須把人口控制起來。同時,爲了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擴大輕工業原料的來源,提高糧食的消費水平,以及爲促進科學研究事業,他認爲“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積累的減少,也就是工業化的推遲”,“所以對於人口問題若不早爲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爲失望與不滿,……不免給政府帶來很多的困難”。爲了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藉以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積累資金,一面應控制人口。

歷史上的今天7月5號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第5張

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點的分析說明以後,提出了三點建議:(一)建議在1958年至遲在1963年進行普選時,再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們可以知道這5年中或這10年中我國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接着認真舉辦人口動態統計,在這個基礎上來確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長的數字訂入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之中,使以後計劃的準確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傳,使廣大羣衆都知道節育的重要性,並能實際應用節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傳早婚的害處,遲婚的好處。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還不夠大,自應輔之以更嚴厲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國家理應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權;(三)實行計劃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傳避孕……以上就是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的主要內容。

儘管現在來看“新人口論”在理論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對問題的闡述上,還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確切的地方,但是,它確實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今天重讀“新人口論”,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現實意義。如果從那時起,能像今天這樣真正地重視這個問題,能正確地對待別人的意見,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來研究這個問題,本着爲真理而鬥爭的精神來宣傳它,恐怕20多年來我國人口的增長不至有這麼快,困難也不至達到今天這樣的程度。遺憾的是,那時沒有這麼做。相反地,對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論”卻大加指責,大加批判,加了許多誣衊不實之詞。

當時給“新人口論”戴的第一頂帽子是:馬爾薩斯主義。根據是:“新人口論”同馬爾薩斯一模一樣不從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出發來分析人口問題,而是抽象地談論人的性慾、數量、質量、生殖率,以及它們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它否認了“人多是好事”這樣一個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原理;它談論了人口的質量問題;談論了人口和糧食的關係問題;等等。給“新人口論”戴的第二頂帽子是:否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新人口論”中說:“我深信社會主義事業愈發展,機械化、自動化必然隨之擴大,從前一千個人做的事,機械化、自動化以後,50個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處都是二十分之一),請問其餘950人怎麼辦?因此,我就考慮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機械化和自動化。”又說:“我國搞社會主義,就應當多搞大工業,列寧也說過,沒有大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列寧文集第7冊第151頁)。然而,我們過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們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使我們不能大踏步前進。”“今年增加的1300萬人,能在工業中安插的不過100萬人(據李富春副總理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說明),其餘1200萬人要在鄉村中工作”。馬寅初先生認爲,這就難免發生副作用。因爲,“今日的農民對於自己生產出來的糧食,總想多留一些,對於生活上的需要逐漸要向城市居民看齊。他們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緊張超過糧食,他們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夠……因此把每年增殖出來的1200萬人口安插在農村,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在短期內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齊,長此以往,如何得了。”給“新人口論”戴的第三頂帽子是:對6億人口缺乏感情。由於理論宣傳片面,實際措施不力,致使我國人口迅速增長。

馬寅初是浙江嵊縣人,1882年生。早年留學美國,攻讀經濟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任教,並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馬寅初是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努力奮鬥,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英勇鬥爭的著名的民主戰士。1948年,他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衝出國民黨統治區,經香港進入解放區。

全國解放以後,馬寅初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四屆常務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等職務,在發展我國文化教育和經濟事業方面作出了貢獻。

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長周林宣佈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爲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恢復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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