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由山東、直隸一帶的義和拳、民間祕密結社和練拳習武的組織發展而來。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事變”，從某種意義上是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矛盾的一次總爆發
運動過程
冀魯爆發
由於德國在山東的侵略行徑，使得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極爲反感。早在1897年就發生了鉅野教案，山東巡撫李秉衡因此被貶職。在此之後，山東的民教矛盾有增無減。
1897年，山東冠縣飛地梨園屯(今邢臺市威縣)村民與教堂因歷史上的土地糾紛引起衝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的邀請，前往援助。後趙三多將梅花拳改名爲義和拳。
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認爲義和拳本屬鄉團，建議“改拳勇爲民團”。並明確說義和拳就是“義和團”，在清朝官員中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同年10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臺市威縣)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起義”，遭清軍鎮壓而失敗。
次年(1899年)，山東平原縣知縣蔣楷鎮壓義和團，當地義和拳首領李長水請求荏平、高唐等地的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支援，朱紅燈在槓子李莊整齊隊伍正式豎起了“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10月11日，蔣楷率領勇役數十人前來鎮壓，被義和拳打敗。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爲“平原起義”。
後來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來鎮壓，在森羅殿戰鬥中擊敗義和拳。其後清軍遊擊馬金敘活捉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當時的山東巡撫是毓賢，他仇視外國侵略者，對民衆反基督教情緒比較同情。他罷免了蔣楷、袁世敦等，對義和拳採取剿撫兼施，以撫爲主的措施，有說法指出正是毓賢改拳爲團，還向朝廷上奏將民教矛盾的責任歸結於教會一方。其態度遭到外國敵視，在列強交涉下毓賢被革去職務。但毓賢對義和拳也進行了鎮壓，在其離職前下令將朱紅燈、心誠和尚、於清水等義和團首領殺害。1899年12月，袁世凱代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
轉入直隸
1899年，袁世凱在濟南就任山東巡撫後，對義和團始終持敵對態度，在其任山東巡撫後嚴格限制義和團的活動，並從1900年6月開始血腥鎮壓復起的義和團。1900年春，義和團開始向直隸等地轉移。清政府嚴禁義和團，先後派出多批軍隊參與鎮壓。
1900年5月12日，淶水縣高洛村發生教案，練軍分統楊福同前往彈壓。5月22日，數千義和團在石亭設伏擊斃楊福同，被稱爲“淶水大捷”。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爲震驚。
隨後的1900年5月27日，直隸中部蘆保鐵路沿線約3萬義和團佔據了涿州城，知州龔蔭培無計可施，便絕食坐以待斃，這是義和團佔據和控制的第一個州城。在此之後，清政府又派出聶士成等參與鎮壓，與義和團多次交戰。但此時直隸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已呈現出“誅不勝誅”的局面。
列強介入
義和團的迅猛發展，殺害外國傳教士使外國聯軍大爲恐慌，他們紛紛要求清政府採取措施消滅義和團。實際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發佈嚴禁義和團的上諭並組織軍隊進行圍剿。但由於多種原因，一時難以撲滅義和團。在北京北堂(西什庫教堂，當時是中國天主教的總堂)主教樊國樑的建議下，列強遂於1900年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館衛隊”進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絕，後被迫於31日同意，但提出“每館以二三十人爲率”，結果列強先後派出400多人進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後來外國聯軍又派遣西摩爾帶領2000人前往北京，這些行爲對清政府形成了嚴重威脅。
對此，清政府一面繼續發佈鎮壓義和團的命令以消除列強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調集軍隊進入北京以防不測。對外國人抱有敵意的董福祥所率領的武衛後軍(甘軍)即在6月9日被調入北京駐守，6月11日，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爾聯軍，在永定門外被甘軍所殺。事後，大臣榮祿親赴日本使館道歉。
列強向北京強行進軍和義和團抵禦外國軍隊，使清廷對義和團的態度開始出現轉變。面對列強咄咄逼人的態勢，清廷內部主和與主戰，主剿與主撫的分歧更加嚴重。清政府於6月5日派趙舒翹和何乃瑩，6月6日派剛毅去涿州“勸散”義和團，實爲考察情況。結果剛毅的態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趙舒翹等也贊成採取招撫的措施。再加之載漪等官僚的鼓動，清政府逐漸開始承認義和團爲合法組織，這種態度直接導致6月初義和團大量進入北京。從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員的默許下，義和團開始大量進入北京。在初期，義和團與北京的外國人關係緊張，但並未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報，東華門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牽而北去。是爲義和團入京第一次肇禍也”。(《庚子大事記》)。有論者認爲這起事件很可能與克林德擅自拘捕路過使館區的義和團員有關，北京的局勢迅速惡化。
在使館衛隊入京後，以德國公使克林德爲首的部分外國外交人員一味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克林德帶領水手一排行於內城之上，發現有沙地有義和團練習，即毫不遲疑發令開槍，當場打死二十餘人(《庚子使館被圍記》)。此後使館衛隊開展了“獵取拳民行動”，多次主動攻擊義和團員，這種行爲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憤怒的義和團在北京到處焚燒教堂和屠殺無辜基督教徒，並殃及今前門大街外的大柵欄地區，“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
主和派官員袁昶指責克林德說：“門吏等方與步軍統領議彈壓京城內外，遵旨嚴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鄰釁。不意德克使闇於事機，擅自拿辦拳匪，以致激變”。而克林德本人則在6月20日去總理衙門交涉時與神機營章京恩海相遇，並被後者射殺，釀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對外宣戰
在局勢緊張的情況下，慈禧太后連續召開御前會議，並最終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聯軍進京的決策，其中重要的一條決策便是對外宣戰。清政府對外宣戰的原因衆說不一，但大多認爲慈禧太后的意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清廷對外開戰的決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對，但主和派在鬥爭中失勢，五位主和派大臣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在其後聯軍逼近北京時先後被殺。清政府以發佈上諭的形式對外“宣戰”。此時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戰詔書並未提名向何國宣戰，也未將宣戰文告遞交外國使節，在戰爭中，清朝與列強始終保持外交關係。故有人認爲清廷宣戰徒有虛名，只不過是一個動員令而已。
圍攻使館
從克林德被殺之後，在北京的外國使館便成爲攻擊的目標。清廷圍攻使館的動機也是一樁爭論不休的懸案。當時在北京的清軍和義和團對於據守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外國軍隊有壓倒性優勢，卻始終不能攻下。這與清政府的實際決策者慈禧太后有關，她爲自己留有餘地，不肯全力進攻使館。
慈禧後來談起此事說：“依我想起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但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着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庚子西狩叢談》)
清軍多次停止進攻使館，還向使館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資。對使館的圍攻一直持續到北京被聯軍攻陷，解圍後法國公使前去西什庫教堂看望樊國樑主教，他們“互慶餘生，擁抱爲禮”。
戰爭擴大
外國聯軍不顧清政府的阻攔，正式組建八國聯軍，由在級別最高的英國軍官西摩爾爲統帥，美國軍官麥卡加拉爲副統帥，率軍自天津向北京進發，有論者以此爲八國聯軍侵華的標誌。但由於沿途鐵路許多已被義和團拆毀，再加之義和團與甘軍的不斷進攻，西摩爾在楊村陷入困境，被迫後撤，又在歸途中遭到義和團與聶士成部的攻擊，最終敗迴天津租界。
西摩爾提到此次戰鬥時說“義和團所用設爲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軍覆沒”。中國史學家將這次戰鬥稱爲“廊坊大捷”。
在廊坊義和團與西摩爾交戰同時，列強繼續集結兵力，並於6月16日向大沽口炮臺中國守軍下達最後通牒，要求交出炮臺，遭拒絕。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時間還差70分鐘，列強的軍艦即與守軍交火，守軍力戰不敵，大沽口失陷，守將喀什噶爾提督羅榮光犧牲(也有後來在天津自殺一說)。
天津保衛
在大沽口失陷後，清軍和義和團對外國侵略軍進行了積極抵抗。義和團首領曹福田與張德成等分別帶領義和團進入天津攻擊侵略軍，直隸總督裕祿以禮相待。義和團在清軍幫助下進行了紫竹林之戰和老龍頭之戰。直隸總督裕祿也在奏章中提到義和團的功績。但同時聯軍也迅速增強了兵力，日軍進攻紀家莊，擊敗義和團，然後與其它聯軍夾攻聶士成，聶士成部因寡不敵衆而失敗。聶士成於八里臺殉國。
聶士成犧牲後，馬玉昆等清軍將領對義和團的態度變化。馬玉昆部讓拳民充先鋒，卻在後面槍殺拳民。例如在夜間攻打租界的戰鬥中“華兵在後，義和團在前，合攻租界;洋兵開排槍御之，天明而止，計轟斃義和團二千餘名……拳衆持刀前行，洋兵開槍轟擊，前列者已死;在後者，官兵即用槍擊死。故是夕拳衆死者如此之多，並非皆洋兵打死”。後來抵達天津的宋慶也“遇團即殺”。結果是“半日間城內外樹旗設壇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聯軍卻在做好充分準備後對天津發動總攻。經過血戰，聯軍在漢奸的指導下炸開城牆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聯軍設立“天津都統衙門”對天津進行殖民統治。
東南互保
在清廷對外“宣戰”之後，部分清朝地方官員抵制朝廷對外開戰的決定，與外國達成協議，維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表現最爲積極。在買辦官僚盛宣懷的策劃下，由上海道餘聯沅同各國駐上海領事會商，制定《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各省由各省督撫保護。後來參與東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員不斷增多，此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等、四川總督奎俊，都對“東南互保”表示支持。閩浙總督許應騤簽訂《福建互保協定》，實際實行東南互保的省份擴大到東南地區的十餘個省份。
清政府對於地方督撫，一方面要求“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進行備戰。一方面卻又表示宣戰是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要求“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凜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之所當爲，相機審勢，竭力辦理”，實際上有默許東南各省督撫“相機審勢”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後清政府正式承認了“東南互保”的合法性。
從客觀上看，東南互保使東南地區得以免遭侵略軍的破壞，對東南地區起到了保護作用。但同時東南互保也使外國侵略軍免除了後顧之憂，得以集中力量進攻華北，大大增加了華北地區軍民反侵略鬥爭的壓力。因而東南互保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浙江按察使容銓對此上疏道“東南各省督撫，謬託保守大局之名，定約九條，實則爲苟且偷安之計”“漠視朝廷，忍欺君父!”也有官員指出李鴻章實行東南互保“糾合十餘省督撫，保護外洋商務，使敵國無糧餉匱絕之虞，併力抗我”。
沙俄入侵
沙俄除了派兵參加八國聯軍入侵華北以外，還派出軍隊入侵我國東北，從7月開始，沙俄軍隊分數路大舉入侵東北地區，最後攻陷鐵嶺，東三省淪陷。沙俄還自7月製造了慘絕人寰的海蘭泡慘案與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屠殺大批中國平民。面對沙俄的侵略，中國軍民奮勇抵抗，璦琿副都統、漢軍鑲黃旗人楊鳳翔力戰犧牲，黑龍江將軍壽山自殺。東北各地人民參加六合拳和忠義軍等各種抗俄組織，堅決抵抗侵略軍。
京郊阻擊
八國聯軍在受到清軍和義和團重大殺傷後，攻佔北倉。北倉失陷前，已任巡閱長江水師大臣的李秉衡帶兵入京“勤王”，並在與慈禧太后的會面中堅決反對與外國議和。於是慈禧 派其率軍抵禦聯軍，河西務，與聯軍交戰，諸軍潰敗。李秉衡亦在通州張家灣自殺殉國。
北京失陷
8月13日，聯軍進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國聯軍對北京發動總攻，並攻破東直、朝陽、東便、廣渠各門進入北京，董福祥的甘軍和義和團堅持抵抗，而此時的慈禧見勢不妙，遂帶領光緒帝、隆裕皇后等與部分王公、太監於15日晨出神武門西逃。聯軍繼續進攻北京，經巷戰後於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強成立管理北京委員會對北京進行統治。北京失陷也標誌義和團運動失敗。
聯軍暴行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兵分數路，向南進犯保定，向西進犯山西，向北進犯張家口和山海關，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
屠殺：聯軍對待中國官員極爲兇狠，護理直隸總督廷雍便爲聯軍所殺。而一般百姓更加悲慘，當時有人記載“城破之日，洋兵殺人無算，……但聞槍炮轟擊聲，婦稚呼救聲。街上屍骸枕藉，洋兵驅華人舁而埋之，畚鐳既畢，即將舁屍之人盡行擊斃，亦埋坑中。……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室。今高門大宅，尚有虛無一人而遺屍未斂、蛆出戶外者。雖青燐屑、揚州十日記，何以過之!”
英國記者辛普生也記載他目擊的情況：“ 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內拳匪、兵聯軍斬殺被俘的義和團丁、平民相與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槍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槍即轟擊於陷阱之中，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
搶劫： 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 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20世紀初有報道稱，各國洋兵“俱以捕拿義和團、搜查軍械爲名，三五成羣，身跨洋槍，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戶踹門而入。臥房密室，無處不至，翻箱倒櫃，無處不搜。凡銀錢鐘錶細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謂之擾城。稍有攔阻，即被戕害”。傳教士也不甘落後，樊國樑主教僅在一處王府家裏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一百萬兩銀子。
凌辱婦女：“聯軍嘗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驅諸裱褙衚衕，使列屋而居，作爲官妓。其衚衕西頭，當徑設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東頭爲出入之路，使人監管，任聯軍人等入內遊玩，隨意奸宿”。
11月方纔抵達北京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爲數必極重大無疑”。“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爲，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爲數極屬不少，亦爲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簽訂辛丑
爲了收拾殘局，清廷啓用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與外國談判。經過談判，1901年，清廷最終與十一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內容：
一、清廷派專使爲克林德事件向德皇道歉，並在北京爲克林德立牌坊。
二、處置“禍首”。主戰派大臣有的被處死或賜死，如啓秀、徐承煜、趙舒翹、毓賢、載勳等，有的被髮配邊疆，如載漪、載瀾等，有的被解職，如董福祥等，也有的被削去生前的恩典，如李秉衡、徐桐、剛毅等。
三、以那桐爲專使大臣，向日本天皇爲杉山彬事件道歉。
四、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損壞或污瀆的外國墳墓由各國使館重新恢復，中國爲北京附近的每處墳墓付款一萬兩銀，爲外省的每處付五千兩銀。
五、兩年內禁止中國進口軍火。
六、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
七、劃定使館區，不準中國人居住。
八、拆毀大沽口炮臺。
九、外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之間駐紮軍隊。
十、清政府保證鎮壓排外行爲。
十一、中國改善水道，以改善對外貿易。
十二、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位於六部之上。
餘部抵抗
慈禧在出走時發佈上諭，將戰爭的責任推到義和團頭上，並命令各地清軍予以剿殺。義和團迅猛的發展部分得益於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態度變化後，許多義和團組織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義和團堅持抵抗。劉呈祥帶領義和團在天津郊區抵抗侵略軍，保定義和團首領周老昆率部在山區堅持戰鬥，義和團首領郭逢春在廣昌與侵略軍和官軍戰鬥。侵略軍在華北的其它許多地區都遭到當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鎮壓。
辛丑條約簽訂前後，廣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隸深州、安平等地民衆在田燮經領導下，豎起“反清滅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動賣國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剛領導的直隸雄縣起義，也高舉“反清滅洋”旗幟。1901年，川東義和拳散發揭帖，提出“滅清剿洋興漢”口號。隨後1902年四川紅燈教首領李岡中在資陽起義，四川義和團鬥爭開始高漲。同年4月，爆發景廷賓起義，義和團首領趙三多也參與了起義。景廷賓被推爲龍團大元帥，豎起“官逼民反”、“掃清滅洋”兩面大旗，殲滅來敵七十餘人。起義隊伍很快發展到三、四萬人，勢力遍及冀、魯、豫三省24個縣。7月25日，起義軍被鎮壓，景廷賓被害。
思想意識
愛國思想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紅燈照就宣佈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並償二萬萬之款”。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佈的一個佈告，佈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臺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臺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
排外思想
與愛國思想相對應，義和團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與舉動。這些行爲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化處理。
一是義和團爲抵抗清軍鎮壓或外國侵略軍的進攻而在部分地區採取的毀鐵路拔電杆的行爲，這些舉動是基於戰爭形勢的需要，並不存在仇視外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如淶水之戰楊福同被殺後，義和團開始大規模拆毀鐵路，根據當時有人的分析，其緣由是“意謂前既拒殺官長，禍必不免，毀路所以阻兵，燒站而死西人，更可圖快。”(《拳事雜記》)。過去有人僅憑義和團的宣傳“拆鐵道，拔線杆 ，緊急毀壞大輪船”就認爲這是敵視西方文明的舉動，這是不嚴肅的。
二是部分義和團員基於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模毀壞，如“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記》)此外，義和團還殺害了很多無辜捲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這些行爲遭到後世論者的極大詬病，認爲是封建矇昧主義的體現。
三義和團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在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皁白籠統排外的同時，另一部分部分義和團並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義和團員在實戰中意識到洋槍的優點並加以使用，如俄國隨軍記者揚契維茨基說：“街上到處都是扎着紅頭巾的義和團，不過，如今現在他們不僅手持長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槍了”。還有一些義和團只要形勢需要，並不拆毀鐵路。如新城某團“其團規不赴調出戰，不濫殺教民，不拆鐵路，頗守正。”(《拳匪紀略》)又如在保定西關“鐵路人人自危，皆錯愕不知所爲。或獻計曰：‘莫如迎師立廠，拳匪顧念同類，或可免意外之虞。’觀察不得已從之，立廠於西關永寧寺，迎師教練，誡毋焚殺。鐵路諸色人等盡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與工役耦居無猜，附省二百餘里鐵路得以無恙。” (《畿南濟變紀略》)。
迷信思想
義和團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這是由於構成義和團員主體的中國農民在當時缺乏先進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後的迷信思想來解釋外國侵略者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當時的義和團普遍認爲中國的災難是遇上了“劫運”。稱“劫運到時天地愁，惡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記》)。而災難的源頭就是洋人：“天無雨，地焦乾，全是教堂遮住天”，這種認識對義和團的迅猛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義和團也把抵禦外侮的希望寄託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過迷信儀式達到刀槍不入的效果，如《閉火分砂咒》：“弟子在紅塵，閉住槍炮門，槍炮一齊響，沙子兩邊分”。
宗教迷信觀也是義和團進行宣傳鼓動的形式，義和團在“請神”時“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變餘聞》)。用“升黃表，焚香菸，請來各等衆神仙”的形式吸引羣衆，因而義和團運動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這些迷信思想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爲聯結各個義和團組織的紐帶，使義和團在組織鬆散的狀況下仍能堅持鬥爭。義和團的迷信思想成爲維持紀律的工具，據記載，義和團員“其受傷深重而不能復活者，大師兄遍搜其身，或偶攜有他物，則曰是愛財，曾搶藏人物，故致死，萬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輒搶”(《亂中日記殘稿》)，故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義和團能保持較好的紀律。
迷信思想還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在八國聯軍入侵初期，“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衝頭陣， 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拳亂紀聞》)。
義和團成員解釋：“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
實際上“臨陣以童子爲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第2冊
當然，迷信思想並不能在先進技術前取勝，故在義和團運動後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義和團員曾經高漲的士氣衰落，天津六月八日義和團冒雨出戰，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記》)。而義和團運動後期義和團員違法亂紀的行爲則更是屢見不鮮。
忠君思想
由於封建思想的毒害，許多羣衆都有傳統的忠君思想，在義和團運動中的“扶清滅洋“口號就是一個表現。不過，這裏的“忠君”應該理解爲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緒皇帝。在義和團的口號中，就有“殺一龍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龍就特指光緒皇帝，可見一斑。
正因爲如此，義和團也纔會得到慈禧的重視，作爲宮廷鬥爭中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清廷對外宣戰後，許多義和團員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許多義和團員受到頑固派官僚的操縱，有的甚至形同團練。
不過，還有大量義和團組織有一定獨立性，甚至不聽朝廷號令。在那桐、許景澄奉旨與外國交涉時，走到豐臺，爲團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義和團回答說：“吾民知有祖師之命，不必問朝廷之命”。這部分義和團不但不問朝廷之命，有的還公然對抗朝廷官員，如清軍副都統慶恆就被義和團所殺。有的義和團組織甚至與清政府決裂，如另立皇帝，“時城東王習村有鄉人稱帝，設軍師、將佐諸目;旋爲防營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爲拳匪所擁以稱亂者。”(《定縣誌》)這種行爲更是公開與清朝作對。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一些羣衆認清了清廷的本質，不再對其抱有幻想，轉而提出新的“掃清滅洋”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