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庸調製，唐時實行的賦稅制度，以徵收穀物、布匹或者爲政府服役爲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爲基礎的賦役制度。此制規定，凡是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的賦稅並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調定須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破壞，租庸調法則失敗，武周後由於人口增加，又不斷土地兼併，公家已無土地實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使農民無力負擔，大多逃亡。安史之亂後，朝廷負擔遽增。唐德宗年間，改行楊炎的兩稅法，以徵收銀錢爲主。
1.實施背景
617 年秋，隋煬帝楊廣的姨表兄弟李淵，在太原扯起了反隋的大旗，並很快佔領了關中地區。次年五月，李淵廢掉了自己此前所立的傀儡隋恭帝楊侑，自立爲帝，建國號爲唐，定都長安。自 618 年李淵建國，到 907 年朱溫篡唐，作爲中國歷史上最令人神往的朝代之一，唐朝走過了 289 年的漫長曆程。期間，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而作爲唐王朝核心政策之一的賦稅政策，隨着歷史形勢的變化，經歷了從租庸調製到兩稅法的巨大轉變，在中國古代賦稅制度史中佔據了極爲重要且特殊的歷史地位。
2.租庸調製的實施與崩潰
唐朝初年，由於羣雄割據，所以唐朝統治者尚能勵精圖治，愛惜民力，但隨着天下一統局面的出現，統治者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往往會徵發百姓大興土木。所以，在租庸調製中不僅爲人民的負擔賦予了專門的名號，而且還額外增加了人民的勞役負擔。同唐初相類似，成年男子仍然是國家賦役的主要承擔者。他們每年需向國家繳納粟二石，稱作租;每年需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作調;此外，按照規定，他們每年還需要爲政府服徭役二十天，是爲正役。但如果政府當年正好不需要其服役，丁男就可以採取“輸庸代役”的方式，也就是繳納一定數量的絹或者布，以獲得免役的權力。從徵稅的數額上看，租庸調製下唐朝農民的負擔要比隋朝減輕不少。
從另外一個層面看，其實，租庸調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一種與唐朝均田制相輔相成的賦稅制度。均田制最早出現在北魏孝文帝統治時期，此後爲西魏、北周、隋及唐所沿用。根據唐代均田制的規定，國家要爲每一個成年男子授田 100 畝，此外，篤疾、廢疾及寡居的女性也都可獲得一定量的土地。丁男既然獲得了國家所授予的土地，也就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在賦稅方面的體現也就是所謂的租、庸和調。在接受授田的諸多羣體中，只有丁男需要承擔租庸調。這一方面反映了官員和方外人士享受到了特權，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國家對弱勢羣體的政策傾斜。租庸調製的實行不僅保障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普通百姓也可以通過經濟贖買的方式來抵消勞役，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國家對他們的人身束縛，對唐朝前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唐朝是在收拾隋末亂局之後所建立起來的朝代，所以唐朝初年，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無主荒地，從而保證了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的順利實施。雖然唐代均田制中也有對土地買賣的限制，但對於高門大族來說根本就是一紙空文。所以，隨着局勢的日益穩定，權勢之家開始利用手中的特權侵奪小農的田地。此外，雖然均田制裏也有爲官員授田的規定，但由於唐代官員數量可觀，而土地資源卻又相對有限，所以並沒有真正施行。當時的官僚貴族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兼併或搶奪的方式，來剝奪農民土地。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數量減少，但租庸調的負擔卻絲毫沒有減輕，無力承擔賦稅的農民只能逃離家鄉以避稅。
此外，在均田制下，普通百姓承擔的義務並非僅限於租庸調，還包括加入府兵，行軍作戰等等。府兵除了前往京師宿衛之外，還要前往邊疆作戰或戍守，是唐前期主要的武裝力量。府兵農閒時進行軍事訓練，戰時出征，具備了兵和民的雙重身份。唐朝初年，府兵的地位還比較高。府兵不僅可以通過戰功獲得榮譽性的勳官，還可以藉此進入官僚系統。但隨着普通士兵上升的渠道被權貴之家所堵塞，府兵的地位出現了下滑的趨勢。此外，隨着均田制的破壞，作戰所需的物資和裝備成爲府兵難以承受的負擔。爲了逃避兵役，農民紛紛逃到免除軍役的地區，這也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逃亡。
隨着均田制的破壞，大批農民或因逃避租庸調而成爲流民，或因爲躲避兵役而逃亡，使得唐政府所掌握的人口越來越少，賦稅來源逐漸枯竭，因而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庸調製也無法維持了。
3.兩稅法的頒佈施行及優越性
安史之亂爆發後，爲了平定叛亂並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唐政府新增加了很多新的稅收項目，從而形成了“科斂之名凡數百”的混亂局面。但唐政府的苛政暴斂並沒有能解決經濟困局，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楊炎在賦稅制度方面進行了新的嘗試，將此前的租庸調製調整成爲兩稅法。楊炎將此前的租庸調和名目繁多的雜稅合併爲地稅和戶稅，分夏秋兩次徵收，徵稅的主要標準也由人頭稅改爲財產稅。
兩稅法最重要的原則也就是量出制入，唐政府根據每年的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按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徵收。以往，只有本地的土著才編入州縣的戶籍，承擔租庸調。而在兩稅法下，外來戶也需按照現居地登記造冊，並按照家庭財產多少及戶等高下，向國家交納稅額。此外，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也不能逃避稅收，而由所在州縣，按照其收入徵收三十分之一的稅。
兩稅法相對於租庸調製來說，優勢非常明顯。首先，在租庸調製之下，國家徵收賦稅的依據是丁身;兩稅法則主要是依據財產的多少徵稅，意味着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減輕。此外，租庸調製下，儘管農民家庭的條件各不相同，但他們向國家納稅的數量卻完全一樣，顯然並不合理。兩稅法推行後，沒有土地的人，就只交戶稅，不交地稅。這樣，就多少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象。再有，租庸調製下，不入戶籍的流亡客戶不用納稅。而兩稅法只以財產多少作爲徵稅的標準，也就極大地擴大了納稅的範圍，使得國家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在兩稅法施行之初，唐政府宣稱此外不再加稅，稅外加徵會被以枉法論處。但實際上，在“量出爲入”的旗號下，唐政府經常會在兩稅之外巧立名目，百姓的負擔並沒有減輕。此外，兩稅法實施後，百姓所需繳納的由此前實物變成了貨幣，從而出現了“物輕錢重”的現象。在由物向錢的轉化過程中，百姓不但要承受物價下跌的損失，而且往往還要遭受到商賈的盤剝，負擔進一步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