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州苗民起義指的是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至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古州(治今貴州榕江縣)苗民在包利領導下，反抗朝廷剝削壓迫的武裝起義。
苗民反叛
雍正四年(1726年)至九年(1731年)，清廷剿撫兼施，收復黔省苗族4萬戶，闢地二三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該地區由“無君上，不相統屬”到設官建治，顯然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是官軍駐紮該地後，修城、建署、築碉、開驛等，大量無償役使苗民，加之繁重的賦稅和各種名目的攤派，給苗民帶來沉重的負擔。苗民不堪忍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反抗情緒日益高漲。雍正十二年七月，黎平人包利到苗疆腹地古州，以“苗王出世”相號召，大造反清輿論。十三年二月，官吏濫徵錢糧，古州地區的八妹、高表等寨苗民蜂起反抗。包利乘機聚集2萬餘苗衆，於二十六日圍攻古州城北之王嶺汛地。古州總兵研勳率兵前往鎮壓，苗衆潰散。包利收集餘衆，北移至清江、臺拱(今貴州臺江)地區，從者復至2萬。
該地官吏告急，遠在貴陽的貴州巡撫元展成、提督哈元生令古州、清江(今劍河)各派數百兵丁前往彈壓。三月二十一日，包利率衆包圍臺拱番招坉汛城，元展成倉促調附近各營汛駐兵共5000人，前往解圍。途中反被包利軍包圍。四月，提督哈元生親自領兵300人，前來督師，行至清平(今黃平南)楊老驛，始知情況嚴重，畏懼不前。包利等探知清軍駐防兵大半已移戍西北，各城守備空虛，便乘機發起攻勢。
平叛失利
五月初至六月中旬，苗衆先後攻佔凱里、重安堡(今黃平南)、黃平、巖門(黃平與凱里間)、清平、餘慶等州縣司驛，逼近鎮遠、思州(今岑鞏)等府。雍正帝諭令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十餘人組成辦理苗疆事務大臣會議，籌劃用兵事宜;並於六月間急調雲南、四川、湖南、湖北、廣東、廣西6省清軍會剿。授哈元生爲揚威將軍，統領貴州、雲南、四川清軍萬餘人，由清水江上游進攻;任命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將軍，統領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清軍萬餘人，由清水江下游進兵。
七月，雍正帝又命刑部尚書張昭爲撫定苗疆大臣，前往督師，兼理後勤。在調集清軍之時，雲貴總督尹繼善已遣雲南清軍2000，星夜赴援，湖南、廣西清軍亦相繼開到。起義苗衆見清軍雲集，便棄城回寨。哈元生爲打通雲南清軍東來之路，先進軍凱里，又合攻重安堡。苗衆回寨後，乘各地營汛兵力空虛，攻圍營汛，阻截運道。於是，臺拱、清江、丹江(今雷山北)、八寨(今丹寨)清軍諸營同時告急。而八寨協副將軍馮茂誘殺已降苗衆600餘人，更加引起苗民憤怒反抗，以致起義蔓延到更大範圍。
分散擊潰
此時，清軍將領哈元生與董芳發生內訌，結果大兵雲集數月，曠久無功。乾隆帝繼位後，爲扭轉戰局，除繼續增調援兵外，下令將張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職守、貽誤軍機罪革職拿問。同時，任命湖廣總督張廣泗爲七省經略，重新部署進剿。張廣泗認爲前一階段進剿失敗原因，在於分兵爲戰、守二部，致使用於作戰的兵力不足。他決定採取剿撫兼施，以撫待剿的策略，先撫“熟苗”，後搗“生苗”，再懲“熟苗”，集中兵力，以整擊散。
十二月初，張廣泗到凱里，分兵三路，進剿苗族村寨。凱里一路4000人，由四川督標副將長壽、貴州定廣協副將軍曾長治率領;臺拱一路3000人，由廣西左江總兵王無黨、貴州黔西協副將康世顯率領;清江一路5000人，由張廣泗和湖北襄陽總兵焦應林、湖南九溪協副將李椅率領。三路清軍分別向九股河上、下游和清水江下游各苗寨同時發起進攻。廣大苗民堵路、築城、挖壕、埋籤，頑強抗擊，但終因力量懸殊，無法阻擋清軍圍攻。
平叛結束
年底，上九股的掛丁、郎川、空稗，下九股的臺雄、打革，清水江下游的擺尾等數十個較大的苗寨，先後被清軍攻破，苗民死傷慘重。乾隆元年正月，張廣泗進一步部署圍剿苗衆：命總兵焦應林、副將長壽統兵留駐已攻佔之苗寨;增調古州總兵韓勳、廣東高州總兵譚行義、四川川北總兵王廷詔等部，連同原有清軍，分爲8路，進剿丹江、高坡、羊色、擺調、烏留等地。
三月底，清軍攻破近200座苗寨。包利被迫率衆退入牛皮大箐。牛皮大箐位於黔東南苗疆中心，盤亙數百里，北爲丹江，南爲古州，西爲都勻，東爲清江。其主峯雷公山危崖入雲，老樹蔽天，泥濘沒膝。是爲易守難攻之處。包利率衆將路徑挖斷，試圖據守於此地以圖再舉。張廣泗採用沿山築長牆圍困之策，檄諸軍分扼箐口，然後四面搜剿。四月，起義軍首領包利，於烏糯箐被俘。義軍士氣大受損傷，加之糧盡援絕，戰鬥力銳減。五月底，清軍搜剿牛皮大箐，苗衆損失慘重。六月至九月，張廣泗回軍清江、臺拱、凱里、清平、黃平、施秉等地，大肆搜剿苗寨，數萬苗衆慘遭屠殺，一場聲勢浩大的苗民起義，終被鎮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