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頒獎儀式結束後，1994年7月27日夜裏，警察在南非東北部城市約翰內斯堡發現凱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殺身亡。 遺言：“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凱文與朋友肯·奧斯特布魯克等人一起組建了“砰砰俱樂部”。“砰砰俱樂部”另一攝影師西爾瓦也是凱文的好朋友，他與凱文拍到了同樣的場景(不同的取景和處理)，只是沒有獲得任何獎項。1993年，就在凱文拍到那張著名照片後不久，“砰砰俱樂部”一夥人又來到託可扎採訪一次暴力事件，由於陽光太強，凱文先回到了城裏，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託可扎被槍殺的消息，此事幾乎徹底擊潰了凱文的意志，事後他曾經表示，應該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顆子彈。
據凱文的朋友們回憶，從這之後凱文開始公開地談自殺的事，一部分是因爲肯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還是他對錢的焦慮，入不敷出的經濟狀況讓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採訪的任務。這時凱文的狀態確實出了一些問題，儘管使用三個鬧鐘，他還是耽誤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飛機。當然，更糟的事還在後面，當他從莫桑比克回來時，居然把一包未沖洗的膠捲弄丟了——種種不順讓他感覺生不如死。
人性與道德在這一刻被扭曲了，凱文只是一個攝影師，他沒有多大的能力能拯救非洲人，他只是想要拍一張合適的照片喚醒人們心中那最後一份光明，事實上他也確實趕走了禿鷲。
1994年7月27日，凱文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中顯得很快活，先是在牀上一直呆到午時，然後又出去拍了一張片子，他還向朋友們傾訴了他的苦痛，有人勸他去看精神醫生。
遺孀莫尼卡是最後看到凱文的人，那天傍晚凱文來到她的家裏，向她講述自己的事情，還沒有完全從喪夫的悲痛中恢復過來的莫尼卡當然不能給他什麼安慰。晚上7點，凱文開着他的紅色長車來到有着他美好童年記憶的布萊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邊。他用銀色的膠帶把一截花園裏用的軟管固定在排氣管上，又從車窗送進車內，穿着沒洗的牛仔褲和T恤衫，他啓動了車子，然後打開身旁的隨身聽，用一隻袋子枕在腦袋下面當枕頭......
凱文·卡特永遠地離開了。這位攝影記者拍攝的大部分作品，雖然很可能同樣講述了重要的事實，卻不爲人知了。在他活過一次的世界裏，他只是一個小人物。《飢餓的蘇丹》也許會永遠被記住，有良知有頭腦的人們會知道這個世界有那麼多的苦難、戰亂、災害需要關注。
卡特的父母是英國移民，他出生在南非城市約翰內斯堡附近的郊區，這個地方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制度。兒時起卡特就對種族隔離制度產生了懷疑，他少年時的夢想是成爲一名賽車手。
16歲從一家天主教學校畢業之後，卡特開始學習藥學，但一年之後就因爲成績糟糕而離開了學校。作爲應徵對象，他進入了南非國防軍(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在那裏，他發現了非常嚴重的種族歧視。因爲支持黑人，卡特受到了其他白人士兵的攻擊。
1980年他離開軍隊來到德班，隱姓埋名做了一名DJ。在此期間他曾將安眠藥、止痛藥和老鼠藥一同服下試圖自殺，但卻沒有成功。然後他又回到軍隊完成他的兵役，1983年他被來自非洲人國民大會武裝力量的炸彈擊傷。退役後他供職於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並因此開始對新聞行業產生了興趣，同年他獲得了爲星期日快報(Sunday Express newspaper)做體育攝影記者的機會。第二年他加入約翰內斯堡星報(Johannesburg Star)，同時結識了一批同樣致力於揭露種族隔離制度罪惡本質的攝影師。之後他又先後供職於星期日論壇報(Sunday Tribune)、每週郵報(Weekly Mail)以及路透社的國際新聞機構，在80年代中期，他因爲報道了一種名爲“火項鍊”的私刑方式受到了關注，這種酷刑將充滿易燃物的輪胎套在犯人身上，再將輪胎點燃活活燒死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