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昭公，子姓，宋氏，名杵臼，宋成公之子。內亂與侵略、控制與糾纏乃至更多讓宋國衰敗的跡象，隨時出現在宋昭公成長的道路上。宋襄公當年的宏圖偉業，已經成爲宋國公室貴族們的黃粱美夢。只有在沒有敵國入侵之時，他們纔會意識到，宋國曆代國君努力打造的“大宋王國”實則危機四伏。那麼，爲了保護宋國王室的安定祥和，爲了保護宋國百姓的安居樂業，宋昭公能做什麼?宋昭公又做了什麼?
戰爭帶給人的心理烙印，就像身體上的紋身一樣終身無法抹去，但是每當這些人擁有施予暴力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毫不顧忌的發動軍隊，開啓對別國的侵擾，不管是思想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或者疆域上的，歷朝歷代任何君主皆爲如此。《史記》載：“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宋成公的弟弟子御弒殺太子和朝臣，是爲宋後廢公。宋成公時代的宋國受晉楚鉗制，逐漸淪落爲強者稱霸的緩衝地帶，宋國之聲望隨之跌至谷底。而君臣、兄弟，甚至父子間的猜忌，使得宋國君主的位置爭奪戰演變成一場血腥的遊戲。
宋後廢公篡奪公位，徹底將宋襄公當年所建立的仁義體系擊碎，潛藏在內心深處那種渴望權力的慾望，在宋成公的幾個兒子的心中逐漸膨脹起來。宋昭公子杵臼對於兄長，即宋成公的嫡長子，那個就連名字也沒有留存史書中的悲劇中看清了權力爭奪的本質，所有的資源都將圍繞着宋國最大的那位王，即是要成爲宋國君主而後，纔可能享有這世間最大的榮耀。因此那場關於“宋人共殺君”的背後，可能隱藏着更多史書中難以啓齒的真相。在春秋戰國時代往往有着一個不變的規則，即是隻要慾望永無止境，亂局就會頻繁發生，新的亂局環境總會釋放和發掘隱藏在諸侯或權臣們內心深處的更多欲望。
宋昭公的慾望也是無法阻止的，尤其是經歷過戰爭與內亂的公族成員， 對於亂世中的權力之重要性，其認可度必然會超越常人。他們對待王族成員多半沒有任何親情之眷戀，尤其是在禮崩樂壞的時代，稍稍發現有任何機會，即會爆發出其內心中的叛逆小宇宙。《左傳》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這個宋襄公的夫人，也並非是個簡單的人物，史書中明白的記載宋昭公的黨羽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等，皆爲其所弒，而顯然這些人都是宋昭公的左右股肱。這自然也證明，宋昭公能爲宋人推薦成宋國君主，本身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當然在對待宋襄夫人的事情上犯了錯誤，也就是沒有暴露出“斬草除根”的態度，或許本身還是受制於當時尚且死而不僵的禮樂制度。
宋昭公顯然是跟其祖父輩有着共同的基因，積極參與到中原諸侯會盟與征戰中，在與齊、魯、晉、鄭、楚等國的眼中，作爲中原腹地的宋國有着其存在的價值。經歷晉文公之後的數十年中，晉國陷入內亂，楚國在楚成王被逼迫自殺的內亂中尚未振作起來，中原的平衡局勢並再一次打破。在新的一輪輪的稱霸戰爭中，戰火不僅僅漫過了太行山，漫過了黃河，更是向南直抵楚國。頻繁的諸侯會盟，密集高強度的相與攻伐，中原需要一匹“獨角獸”，睥睨羣雄。然而，這匹“獨角獸”顯然不是晉國，不是齊國，也非楚國，自然就更不可能是宋昭公。看看當時在位的中原羣雄，周天子爲襄王，齊國爲昭公，晉國爲襄公，楚國爲穆王，而秦國爲穆公，最有機會稱霸的也就是西方的晉國與秦國，只是他們距離中原都太遠，對於宋國而言不具備任何的參考性。
《左傳》載：“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宋昭公方當繼位不久，就以臣服的姿態屈從楚國，成爲楚國穆王在孟諸打獵的護法。有趣的是當年與宋國鬥得你死我活的鄭國，如今的地位一落千丈，亦跟宋昭公享有同樣的遭遇。宋襄公、宋成公時代敢於與楚國正面對戰，到宋昭公時期的這種格局顯然刺激到宋國君臣的自尊，即便如宋昭公本人也對這種決策感到悲哀。沒有可持續性的軍事作戰能力，王國的傾覆也就在頃刻之間，這即是宋昭公選擇成爲楚國的附庸的無奈之處。不管擡頭仰望哪一片星空，都要低頭看看腳下春秋戰國時代的最基本的邏輯：軍隊的強權時代。
那些高喊着“尊王攘夷”的諸侯國君們，激情澎湃的時候，也還是要回頭掂量掂量自己國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作戰能力，誰的軍隊能打仗，誰就是大哥。宋昭公一生之中想要打的仗很多，但是打成和打勝的不多，畢竟宋國已非往日。“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同盟於新城”、“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這爲數不多的三次會盟，都沒有爲宋國帶來任何紅利，也不可能達到宋昭公的預期。在白雪紛飛的季節，宋昭公立於宮城之下，一定會感嘆，這刺骨的寒冷還要有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