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宋朝中央最高審判機構，在其諸多職能中，司法審判是主要職能。爲保證大理寺審判的公平與公正,避免徇私枉法和冤假錯案，宋朝制定了一系列規範大理寺審判的制度。
這在一定程度上爲大理寺有效、正確地行使審判權提供了制度保障，對維護宋朝法律有序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在獄案審判中，宋統治者將審(鞫)與判(讞)分開，審問案情的官員無法斷刑，檢法斷刑的官員也無權過問審訊，使之互相牽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讞分司”。宋代司法審判機構中，多數都分置“鞫司”與“讞司”。如開封府以左、右軍巡院和司錄參軍爲鞫司，法曹參軍及知府爲讞司。
大理寺則有斷司(即鞫司)與議司(即讞司)之分。州郡則以司理參軍爲鞫司，以司法參軍及知州通判爲讞司。審案時，由鞫司負責調查取證認定事實，由讞司負責檢法議刑，各司其職，不許越權。
高宗時曾下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對案件的判決得由長官、副長官共同決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詔“杖罪以下，長吏與通判量罪區分。”
鞫讞分司是宋代法政體制漸趨完善之重要標誌，在獄案審判中起着積極的作用。宋代統治者非常重視“鞫讞分司”之制，在審判中始終堅持這一原則，並立法禁止二司在結案前的商議。
“鞫讞分司”之制不僅使審理與判決之權分離，使之互相牽制和監督，而且還規定法司在檢斷時，有駁正的責任;讞司檢斷時，不得只據鞫司之審理定罪，也不許“傅會牽合，稍有文飾”，必須據法檢斷，力求對鞫司審理之誤予以駁正。
讞司檢斷中如有違戾，由監司按治施行;若審理有誤未予駁正，則要依法治罪。“鞠讞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強對審判中執法官的約束，防止官吏作弊，減少刑獄冤濫。
“錄問”，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經過初審後，必須由沒有參加審訊的、依法不合迴避的其他官員再次提審案犯，覈實供詞，案犯如無異詞，則可檢法議刑;如有異詞，則須由另一機構重審。
錄問制起源於五代，宋代加以繼承和發展。
宋律規定，縣級機關的錄問，一般由縣令、佐集體進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問無異，方得結解赴州。”州級機關的錄問，嚴禁所部僚屬錄問，而必須於“鄰州選官”錄問。京師地區一般選差御史臺官充錄問官，而御史臺審理的案件，須由門下省和諫院差官錄問。
錄問是宋代獄案判決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賦予犯人的第一個申訴機會，如錯過這個機會，到最後行刑前的“過堂”和行刑時，仍然可以稱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稱冤，案件就必須重審，稱“翻異別勘”。
該制度起源於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詔：“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服及親屬稱冤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鞫。”獄案的第一次翻異，則由同級機關異司複審，稱“移司別勘”。
宋代在各級司法機關內部都設有並列的審判部門，如大理寺下設左斷刑和右治獄，左斷刑下設左右推，負責鞫勘諸處送下獄案;開封府下設左右廳和左右軍巡院，左右廳協助長官“日視推鞠”。假如“移司別勘”後，犯人再翻異，則由上級機關“差官別推”。
宋代對翻異別勘制有嚴格規定，對那些必須依法別勘而不依法別勘者，則依情節輕重而治罪。
史載：“諸勘鞠公事，妄作緣故，陳乞移推，及州縣未結絕，非冤抑不公，而監司輒移者，各杖八十”。“諸罪人翻異或家屬稱冤，應申提點刑獄司差官別推而輒移屑縣者，徒二年，若無出入減三等”。
中國封建訴訟制度中的訴訟程序，一般是按訴訟管轄和審級自上而下逐級進行的。越級訴訟是訴訟中的特別訴訟程序，歷代封建統治者對越訴都是嚴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南宋時期，統治者卻增立越訴之法，大開越訴之禁，這在中國封建訴訟制度歷史上是一個突出的變化。
宋徽宗即位後，吏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斂，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國各地相繼爆發了農民起義，對趙宋王朝統治形成了嚴重威脅。在這種形勢下，宋徽宗爲了標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橫徵暴斂，加強中央集權，始開越訴禁門。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針對州縣官司“輒置櫃坊，收禁罪人，乞取錢物，害及無辜”的情況，御筆行下，凡“官司輒紊常憲，置杖不如法，決罰多過數，傷肌膚，害欽恤之政”者，“許赴尚書省越訴”。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針對“諸路州軍公吏人，違條顧覓私身發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監司守令坐視漫不省察”的情況，亦許“民戶詣監司越訴”。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現任官私置機杼，“令機戶織造匹帛”，又令尚書省立法嚴行禁止，如有違犯者，“各徒二年，計利贓重者，以自盜論，並許越訴”。
統治者試圖通過百姓的越訴來鉗制官吏的違法行爲，達到穩定統治，加強皇權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