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以“臥薪嚐膽”這個成語形容人刻苦自勵、發奮圖強。的確該成語的典故最早來源於《史記》，卻又不完全同於《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夠忍一時之辱而終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踐即爲其一。
司馬遷在其身心遭受巨創後載錄了句踐“嘗膽”的故事情節，這是《史記》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馬遷僅僅爲句踐設計了一個“嘗膽”的情節，卻並未有“臥薪”一事。“臥薪嚐膽”一詞最早出於蘇軾的《擬孫權答曹操書》一文，稱“僕受遺以來，臥薪嚐膽，悼日月之逾邁，而嘆功名之不立”，稱孫權“臥薪嚐膽”，與句踐實際並無聯繫。
而《呂氏春秋·季秋紀》中有言：“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吳。身不安枕蓆，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描摹出句踐爲激勵自己復仇，給自己創設的艱苦條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復仇的意志。
而蘇軾所言“臥薪嚐膽”，極有可能是其結合《呂氏春秋》之“身不安枕蓆”以及《史記》中的“嘗膽”兩個典故，合二爲一，造出的成語。此後，南宋文人諸如杜範、華嶽、黃震等人，纔將此成語真正運用至句踐故事。
然而我們回顧《史記》中司馬遷對句踐“嘗膽”之事的記載，再綜觀《史記》之前的文獻典籍，卻並沒有發現關於句踐“嘗膽”的記載。那麼，歷史上究竟有無越王“嘗膽”之事?這極有可能出自太史公的文學想象與虛構。究其原因，此情節的載錄大概受司馬遷自身經歷的影響。
太史公慘遭宮刑，又因父親“餘死，汝復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的臨終囑託，再者是自己“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的揚名之志，使得司馬遷只能將自己的不滿情緒融入文章之中。
凌約言在《史記評林》也稱：“太史公於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漬漬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鬱悶無聊之情耳!”司馬遷雖不是利用語言文字泄私憤，但這種身體摧殘之恥、心理不堪之辱極有可能強化了其創作的決心，成爲其創作的源動力之一。
而任何藝術衝動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馬遷的這種憤而著書的衝動便屬於“創作顯動力”，是“藝術家因各種物象、事件的觸發，常發生心理波動，造成失衡，並引發適當強度的情感。宣泄情感，以恢復心理平衡”。其中主要強調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這種外部刺激在發揮其動力作用的同時，有時將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時卻是在超越創傷的過程中，戰勝自卑，從而創作出名垂後世的文章。
這與司馬遷的創作經歷基本一致，是將其自身的情感意識寄託在句踐身上，賦予筆下人物一種新的、歷史本無的精神氣質，故句踐隱忍“嘗膽”一事就此應運而生。也正是因爲“嘗膽”這一情節的增設，才從側面表現出句踐隱忍之艱辛、復國之不易，也才更讓句踐這一國之君堅毅、奮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除了貫穿《史記》全篇的司馬遷的身世經歷問題，還有一些隱含的因素，構成了司馬遷筆下句踐隱忍“嘗膽”的文學形象。
首先，我們從《越王句踐世家》標題的擬定，到文中字裏行間，以及對史無所載的句踐苦身焦思、坐臥仰膽情節的增設中，不難看出司馬遷對句踐的溢美之詞。
同爲春秋霸主，只有句踐一人於《史記》標題中明確被稱爲“越王句踐”;同爲《史記》“世家”，吳太伯、齊太公、魯周公、衛康叔皆因是周王室親族且功勞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稱，唯獨句踐憑藉“其先禹之苗裔”的簡單記載，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經營，於東南蠻夷之地開疆拓土、稱王稱霸。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關於句踐的論贊詞中便有“句踐困彼，乃用種。嘉句踐夷蠻能休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此等作標題之法，不僅體現着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精神，更折射出司馬遷寄人生觀和史學觀於標題的動機：抑彼而揚此。
句踐勤政賢能，符合司馬遷心中的明君形象。司馬遷並不因越國處蠻夷之地就輕視貶低句踐，反而不吝筆墨加以誇讚，這是司馬遷進步民族觀的體現。他也在書中多次歌頌聖賢之君，上至五帝堯舜禹湯，下迄本朝賢能君王，他都予以極高的評價。
對於句踐，司馬遷借伍子胥之口重申“句踐爲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弔死問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因而就司馬遷的身世經歷以及所處的時代背景，句踐在《史記》中的地位便被有意無意地擡高了。
司馬遷受孟子思想的影響，以爲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孟子有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句踐“嘗膽”一事，確是“苦心志”、“忍性”之舉，亦符合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所謂賢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司馬遷爲一心復仇的句踐增設了“嘗膽”情節，使句踐具有了一種在逆境中求生、在艱苦惡劣的環境下成長的鬥志。此情節的設置，直接體現了句踐隱忍發奮，終成就霸業的形象。
其次，通讀《史記》全篇，不難發現，司馬遷還是較爲推崇那些敢於復仇之人。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吳，終不忘楚王殺父兄之仇，隱忍數年而鞭屍平王，報仇雪恨;范雎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國廁中之辱，及位秦相，終得魏齊首級，一雪前恥。
這種隱忍復仇的例子在《史記》中比比皆是。對句踐復仇之事的描述，顯示出司馬遷對句踐堅忍復仇精神的推崇。然而吳王夫差與越王句踐同有復仇事蹟，爲什麼司馬遷更加偏向於褒揚句踐而貶抑夫差?雖妄然揣度司馬遷的寫作傾向難免失之武斷，但我們還是可以通過簡單的分析，去釐清《史記》中關於句踐形象塑造的一些線索。
(一)，相比於自殺的夫差，司馬遷更加推崇隱忍苟活、以報吳仇的句踐。《史記》中涉及句踐忍辱負重的篇目除了《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世家》《伍子胥列傳》之外，還有《仲尼弟子列傳》《蘇秦列傳》《屈原賈生列傳》《貨殖列傳》，後幾篇雖只提到一兩句話，但基本都表達了句踐被困會稽而忍辱負重，終因禍得福而滅吳稱霸的主旨。
而就忍辱負重言之，司馬遷的看法顯然與傳統儒學有很大的出入。傳統儒學主張捨生取義，以死殉名，而司馬遷偏偏另闢蹊徑，推崇那些“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天下”的人。
(二)，夫差窮兵黷武，句踐正義稱霸。夫差復仇之後，不行霸主之道，不繼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戰，四處討伐諸侯國，這點並不符合司馬遷統一的民族思想。而句踐稱霸之後卻致貢於周，歸還各諸侯國失地，履行霸主職責，得諸侯朝賀。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勝而驕;句踐隱忍復仇，始終如一。《史記》之前的文獻諸如《墨子》《淮南子》等皆言夫差勝而後驕，論述其種種敗因，但句踐則往往被稱爲“聖人”“明主”。因《史記》寫作參考此前文獻頗多，故而受此影響較深。
且句踐忍辱負重後終得善果，稱霸至終，後世子孫受福廕若干年。而夫差憑藉其父闔廬所積澱的恢宏國力就輕而易舉地使越國臣服，此後便滋生了種種狂妄情緒。又與越國荒成不盟，越不爲敗而吳不爲勝。因而，夫差雖得復父仇，然終究是不徹底的復仇，乃至身死國亡。
司馬遷在尋求心理認同感的同時，所選擇的頌揚對象定非如夫差般先隱忍復仇，卻在得到一點成就後便狂妄自大的君王，而是如句踐般始終如一、不滅吳國誓死不休的隱忍發奮、謙恭用賢之君。
(四)，夫差復仇是被動的復父之仇，而句踐復仇是主動的復己之仇。《史記》一改《左傳·定公十四年》中“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的說法，轉而改爲闔廬臨死前對夫差說:“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夫差對曰:“不敢!”的記載。
從自覺主動地承擔復仇事業到被動接受父親臨終所託，性質發生了改變。且《史記》中對夫差復仇前的準備幾乎沒有描寫，只是簡單的一句“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而句踐卻是主動地復己之仇、復越國之仇。
司馬遷對句踐復仇的記敘也相當詳細，情節完整，篇幅宏大。司馬遷對夫差復仇性質的變動，以及對復仇前準備工作的描寫，也就間接表明了司馬遷對夫差與句踐的不同態度。
(五)，夫差的復仇屬於非正義性的復仇，而句踐甚至伍子胃的復仇屬於正義復仇。夫差之父闔廬於對越發起進攻的攜李之戰中傷亡，戰爭本身具有侵略性質。但句踐兵敗於夫椒之戰中夫差的尋仇，且自身受辱於吳國，入吳三年能夠忍辱負重;伍子胥父兄受讒言冤死，自身也在逃亡途中顛沛流離，從而更加強化了其復仇的意志。
顯然句踐與伍子胃的復仇是涉及自身的正義性的復仇，而夫差的復仇是非正義的。故而司馬遷對句踐以及伍子胃持褒揚之態。因此，就算《史記》中夫差與句踐同有復仇之事，也可能因以上五點原因而出現褒貶不同的傾向。
我們也可以較爲清晰地看到：司馬遷對於正義隱忍復仇、謙恭謹慎而終於稱霸的句踐報以極高的頌揚。也正因此，司馬遷對句踐故事的記述對豐富句踐的故事、深化句踐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司馬遷《史記》之前，從未有人記載句踐所謂的“臥薪嚐膽”，而司馬遷之後，卻有創作者不斷豐富着句踐“嘗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