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清政府爲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立憲”的口號，掛起“預備立憲”的招牌，特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歐美日本等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
背景
20世紀初，經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清王朝內外交困，統治搖搖欲墜。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佈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所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遊歷。其理由是，“親貴歸國，所任皆重要職事，所識皆在朝之達官，故其傳述啓發，尤爲得力”。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以後，逐漸出現官員出洋遊歷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熱潮，對推動清末新政的進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加深的影響，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歸國報告後再做決策，於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過程
選派人員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選幾經變動，最初曾想派貝子載振、軍機大臣榮慶、戶部尚書張百熙和湖南巡撫端方，後因榮慶、張百熙不願去，改爲軍機大臣瞿鴻禨與戶部侍郎戴鴻慈。以後又因載振、瞿鴻禨公務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紹英。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團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上車準備出發時，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紹英等受傷，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書也走不了，又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
因此，最後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全部是高級別的一二品大員。鎮國公載澤，姓愛新覺羅，滿洲正黃旗人，是嘉慶皇帝第五子惠親王之孫，其妻與光緒皇后隆裕是姐妹，屬近支王公，宗室貴胄，故出洋後常被外國報紙稱爲“親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寵信的滿族親貴，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國後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書。戶部侍郎戴鴻慈與湖南巡撫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時護駕有功，獲慈禧賞識，剛出洋就分別被升爲禮部尚書和閩浙總督，回國後端方更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漢軍旗人，並與慈禧沾親。而李盛鐸原是慈禧寵臣榮祿之心腹，此時被任命爲出使比利時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
五大臣出洋還選調了大批隨員，選拔標準是“必須擇其心地純正見識開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隨員不僅人數衆多，而且級別較高、素質較好，不少人後來成爲政壇和外交界的風雲人物。他們先是奏調了38人名單，實際上後來分兩路出發時，僅載澤一路在其日記上提到的隨行或先遣人員名單已達54人。戴鴻慈一路，其日記所記同行隨員也有48人。隨員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各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還有地方官員，如道員、知府、知縣，海陸軍官如參將、都司，以及地方督撫派的隨員和留學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語和外國情況曾經留學歐美、日本的歸國留學生。其中包括民國時代當過內閣總理或部長、公使的熊希齡、陸宗輿、章宗祥、施肇基等人，還有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隨員們各有分工，分別擔任先遣聯絡、考察、翻譯、編撰等任務。五大臣出洋目標遠大，任務明確，調研細緻。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月16日，上諭規定目的是“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並要求在國外“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採，毋負委任”。臨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連日召見考察大臣，認真聽取了端方演講《立憲說略》，並讓考察大臣帶上些宮廷御點路上充飢。光緒帝還面諭軍機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當務之急，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
出洋考察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12月11日，戴鴻慈、端方等人已經待命出發。鑑於上次出行的教訓，這次出發時，北京火車站採取了嚴密的保護措施，實行戒嚴，所謂閒雜人等一概不能入內。“車站稽查嚴密，外人不得闌入”。按照慣例，完成拜祭祖先儀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後，戴鴻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經天津至秦皇島，再換乘兵輪“海圻”號前往上海，搭乘至歐美國家的船隻，開始西行。此外還有隨行前往美國留學的八名學生，日後因在美國宣傳孔教而聲名遠揚的陳煥章也在這羣留學生之列。12月19日，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載着幾十名考察人員，也載着清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錨起航，向着日本駛去。善於觀察的戴鴻慈剛剛上船，就詳細地記錄下整個郵輪的構造和機關設置情況。
12月11日，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等人也從北京出發，來以上海。次年1月14日，這批考察團成員搭乘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先到日本，再轉至歐洲等國家。一路上也是衆人擁簇，浩浩蕩蕩，同行的除了一干隨員之外，還有各省選派隨團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學生若干人。
儘管爲節省時間多參觀一些國家，出洋考察憲政團已經兵分兩路行進，但是相對而言，他們的行程還是很緊張的。因此隨行人員就各施所長，按照自己的領域去觀察他國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時間取得最大之功效。
自然，這次出國考察，憲政爲首要之目標，因此，每到一國，對於議院的參觀和議會制度的考察必在計劃之中，由是形成一個慣例，也引發許多思考。在戴鴻慈等人看來，在這些實行憲政的國家中，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爲了國家利益做出的溝通以及君主和議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讓他們耳目一新。當他們踏上所美國時，看到議院中的議員們“恆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於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而當他們來到英國時，也注意到“議員分爲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折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
在意大利考察時，戴鴻慈等官員看到意大利議會中往往由議院就可以決定國王任命大臣之去留。對於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讓他們感到十分詫異：“義國任命大臣之權，操諸國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職者，得由下議院控訴之，而由上議院以裁判之。歐洲諸國，政制相維，其法至善，胥此道也。”字裏行間，無不流露出對於這種政治體制的驚奇和讚歎。
在考察憲政之餘，這些官員們也對日本和歐美社會的物質和文化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事實上，這樣的社會氛圍對於他們而言，確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這爲時半年的國外行程中，他們分別參觀了一些外國的社會部門和機構。大致說來，既有像政府機關、郵局、鑄幣局這樣的行政管理和服務部門，又有像監獄、瘋人院這樣諸如管制社會另類人羣的機構;既有像基督教青年會、商會這樣的依靠宗教和社會力量所組成的團體，又有像美術院、博物館、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可以說是比較廣泛地近距離觀察、瞭解了日本和歐美社會的不同側面，並且與中國的社會情況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較。譬如，當考察大臣們在德國劇院觀看戲劇時，對於德國人編排戲劇時所花費的心思感觸頗多，認爲像德國這樣的歐洲國家非常注重戲劇對於民衆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資本、竭心思耳目”，遂聯想到中國的戲劇改良在社會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異，而我乃瞠乎其後耶!”
在參觀餘暇，考察憲政的大臣們也在享受着難得的休閒時光。每當他們到大城市進行考察之餘，總是不忘前往所謂“優遊休息”之地放鬆一下：“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遊休息之地，稍得閒暇，即往遊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相形之下，中國這樣的“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難免讓這些大臣產生相形見絀之感。待他們回國後，便立刻奏請由學部、警部主持，在京師次第籌辦這些公共設施，並由清朝政府“飭各省督撫量爲興辦，亦先就省會繁盛處所，廣開風氣，則庶幾民智日開，民生日遂，共優遊於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無形之治功，實非淺鮮”。他們不僅提議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建立起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公園等，而且還不惜斥重金從國外購買回一批動物，放在北京新建的萬牲園中，可以說是促成了中國最早的動物園的雛形。
歸國獻策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夏秋之際，經過近半年的海外考察，兩批出洋大臣先後回到中國。他們在梁啓超和楊度等人在東京事先寫好的有關實行憲政的文章的基礎上草擬了一份“考察憲政報告”，向清朝政府覆命，正式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並且還指出“立憲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此外，戴鴻慈、端方等人還根據從國外帶回來的關於憲政的資料，編寫出《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將歐美各國的政體或者相關的政治制度進行了簡略的介紹，“不僅對於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使慈禧和當權親貴對於世界大勢有所瞭解，憲政知識有所增長，有利於基本國策的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