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代，要說到重視人才，很多人難免要想到魯國。那個時代是以軍事力量作爲國力強弱的判斷標準。魯國是周天子的嫡親之國，又是禮儀之邦，是最爲推崇周禮的國家。魯國人推崇文化，孔子、墨子這樣的先賢都出生在魯國，魯國有着尊師重教的豐厚土壤，在後來魯國都城被攻破的時候，大軍在城外城中學子依然能安然無恙讀書誦經，這樣的文化環境就讓魯國不同於任何一個諸侯國。但是，魯國是最重視人才的國家嗎?其實不是。
實際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魯國，只是姬周時代以來的魯國，之前的魯國已是不存在了，這裏的根本就在於當年魯國的始封君伯禽。這位國君來到魯國的時候推行的是“變其俗”，就是把姬周的傳統習俗強行灌輸給生活在魯國舊地的東夷族羣。魯國最終是最具姬周特色的封國，即便到春秋晚期列國要學周禮也是以魯國爲聖殿級別，那麼可見魯國推行姬周風俗是相當徹底的。從另外的角度看，魯國發展是開天闢地的，是沒有傳承的，所有風俗制度體系都是嶄新的，魯國舊地的東夷風俗已是銷聲匿跡。
魯國是純正意義上的禮儀之邦，吳國王室派人到魯國學習中原禮俗，也都認爲大受震撼。很長一段時間內魯國人都有某種制度優越感，尊崇孔子等先賢之學，很多貴族都到孔子、墨子門下求學。但是有個很大的問題則是，這些先賢們所推崇的是復古舊禮，也就是說大多數人學的東西都是老派而原始的周禮，繁文縟節尤其之多，運用於政治和軍事上都不太實用。王室貴族們雖對此極爲嚮往，可具體操作層面他們更多還是以名利爲重，孔子本人也對政敵少正卯誅之而後快，更別說滿腹陰謀的三桓子弟。
魯國自伯禽始，推行的就是親者親、仇者恨，對於非我族羣，認爲都是其心必異，魯國人絕難真心堅持人才爲本，更多的還是站在自私的層面，保護着自我族羣的利益。魯國人對人才的態度充滿矛盾，就是孔子、墨子們尚賢，對那些非本派的子弟、非本派的觀點的，也是完全反對的。東夷族羣的人才即便是人才，也是反派，也要被屠殺;少正卯就是有才，因爲搶了孔子的徒弟，孔子就認爲是異端邪說;三桓重視人才陽虎，一旦產生政治衝突，三桓也要聯合起來共誅之。
那麼，如果魯國不是最重視人才的諸侯國?是哪個國家最重視呢?燕國有個燕昭王築黃金臺，以邀請天下人才入駐燕國，這當然也是重視人才，但燕昭王是有所圖謀。燕國受齊國壓迫數年，燕昭王求取人才是要振興燕國，要向齊國人復仇。魏國有西河學派，魏文侯固然是一代雄主，不過魏國剛剛經歷三分晉國，雖是繼承了優質政治和軍事資源，可是立國未久，魏國面臨韓趙和秦國夾擊，魏文侯招引人才建立西河學派，則更是對國家發展的未雨綢繆。其後之秦國，則更是如此目的。
史書中有：“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齊國這個國家有山海環抱，多鹽鹼之地，生活着東夷族民，這裏並非如人們所想象的是所謂蠻荒之地。姜太公在此立國，推崇士農工商賈五民，布帛和魚鹽之業成了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因此齊國人對各類人才都有着極大的寬容度，這種態度跟重農抑商的其他諸侯國不同，齊國對於文化更容易兼收幷蓄，到後來齊國人也才能產生出稷下學宮這樣的教育機構，諸子百家在齊國皆有其生存空間。
《管子》裏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正是在管仲任職期間，齊國推行“三選之法”，就是鄉選、臣選及君選，實行的是逐級推薦，就是要讓那些賢人上位。齊國以桓公之政爲標杆，大多有尚賢之策，如齊宣王時代就有“士貴，王不貴”的說法，可見齊國人對人才的態度。而由於姜太公在齊國推行“順其俗”，也就很好的在齊國保存了東夷之文化，很多東夷人才也在齊國有了生存之道，齊國也即成爲保存東夷文化較多的諸侯國，就連孔子也曾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孔子遭魯國驅逐，則有了周遊列國;孟嘗君想良禽擇木而棲，千里迢迢跑到秦國，結果還被一路追殺;商鞅、李斯雖在秦國建功立業，最終還是身遭慘死;吳起在楚國遭到迫害，就更別說伍子胥、申公巫臣流浪異國他鄉，范蠡遠離朝堂，南方諸國對人才的重視更是不夠，史書中還有楚才晉用的說法。稷下學宮所培養出來的那些人才，不止在齊國發光發熱，稷下學宮的孟子最後歸了魯國，鄒衍去了燕國，慎子、荀子去了楚國，申不害去了韓國，公孫龍則是去了趙國，稷下學宮可謂戰國之黃埔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