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在現在觀念裏通常被稱之爲“小中華”，然而我們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這個所謂的小中華，實際上自四世紀以後，除唐朝初期中原王朝因高句麗而派遣軍隊進入東北亞，而和朝鮮半島國家新羅、百濟有過短暫接觸外，長期與中原王朝並非實質上的鄰國，中國這個大中華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其實極爲有限。而唐朝佔領百濟而建立的熊津都督府，在短短十六年的時間裏就被朝鮮半島政權新羅所攻滅，安東都護府所在地也被迫從平壤遷至遼東，所轄州府任職的漢官，皆改由高句麗人取而代之。加之後渤海國的崛起，唐朝和新羅兩國在熊津都督府滅亡後，本身已經只是名義上的“鄰國”，當安史之亂爆發後，連名義都談不上了。
唐亡之後，宋朝連幽州都已經被契丹佔據，當然更談不上遼東朝鮮，其後蒙古人滅亡了南宋這個漢人政權。直至明代再次充實遼東，漢人才再次與朝鮮人直接接壤，可以說長期以來，“中華”和所謂的“小中華”並非實際上的鄰國。而元代的蒙古人，則是通過聯姻制度，將當時的王氏高麗歸屬於蒙古政權。而蒙古通過長期通婚高麗王室和直接任命蒙古官員，使得當時的高麗王室血統上幾乎與蒙古人毫無區別，而在此之下的後期高麗，服飾風俗也一如蒙古。其受蒙古影響極深的最爲典型的例子，便是以草原遊牧民族的騎射弓馬作戰見長，而聞名山地丘陵地區國家的李氏朝鮮開國君主，原元朝斡東千戶所千戶兼達魯花赤“吾魯思不花”——李成桂。
拋開標榜的“小中華”看其本質來說，朝鮮半島政權本身，一開始是建立在摧毀漢代所立的朝鮮四郡開始的。而之後的唐朝短暫進入，新羅雖是中國名義上的藩屬國，在實際上卻是敵對國家。當蒙古人退出中原之後，漢人在四個世紀之後重隔千年再次重歸遼東，看到的並非是什麼“小中華”，更類似一個小號的蒙古。而明朝在建國初期，高麗甚至因朝鮮對遼東有所企圖，雙方爆發過多次小規模軍事衝突，李成桂也是在高麗打算直接進攻遼東的時候，率部兵變而最終奪取政權的。在明初，明人直接赤裸裸的將遼東稱之爲三面受敵之地，這三面就是蒙古、女直和朝鮮。就遼東而言，蒙古和女直都逐漸被明朝壓制，唯有朝鮮乘元末蒙古人勢力衰退，和明人立足不穩的大好時機，將原有的元朝遼東部分領土佔據，從一個領土並未達到鴨綠江的國家，最終一直拓展至豆滿江。而明朝當時爲避免被北元、朝鮮夾擊，被迫承認了朝鮮對原元朝屬地的佔領，再之後爲爭奪東北女直地區的歸屬，中朝兩國險些再次爆發戰爭。
明代中國和朝鮮的宗藩關係，其實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下建立的，除表面的朝貢外，兩國是互相猜忌和提防的。中國對朝鮮的技術輸入，確切的說是軍事技術包括軍事物質的輸入，管控的極爲嚴格。明初明太祖爲爭取高麗歸屬，向其輸入了元朝一直未給的火器製造技術，然而關鍵的提硝技術、火藥顆粒化技術終明一代禁止傳授，或者僅有簡化版。朝鮮也只有一開始偷學元朝工匠提硝，和之後俘獲日本工匠才獲得火藥顆粒化技術。例如，朝鮮長期自以本國步弓手善射而自豪，然而朝鮮半島並不出產水牛角，明朝就製造筋角複合弓關鍵材料水牛角對朝鮮進行限制。在明朝初期是直接禁止對朝鮮出口，直到成化十三年(1477年)，纔對朝鮮解禁。然而一年只允許對朝鮮出口區區五十副，至成化十七年(1481年)增至一百五十副，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二百副爲止。而角弓造法則禁止傳授，李朝初期朝鮮角弓造法來源只有考工記，制弩圖樣從龐涓死於此樹下的瓷瓶繪圖獲取。中宗十一年(1516年)五月的時候，兵曹判書高荊山獻上新制竹弓，稱其射矢可過八十餘步(128~144米)，這種射程百米出頭的垃圾已經是當時朝鮮所能批量生產的好弓了。
在元朝征服高麗之後，受蒙古人的影響，朝鮮也開始建立大規模的騎兵部隊。自高麗末期到李朝初期，朝鮮軍隊擁有一支規模較大的常備騎兵部隊，這樣一個山地國家裏，騎兵數量佔其總兵力的15%~20%。當明代漢人重新進入遼東之後，朝鮮已經變成一個隨時可以動員數萬騎兵的國家。由於騎兵是一個典型的進攻性兵種，因此至明太祖朱元璋開始，明人便不斷大規模強行進口朝鮮的馬匹和耕牛，一來可以充實遼東地區的明朝軍隊，二來可以削弱朝鮮的進攻能力。“上上馬絹八匹，布十二匹;上馬絹四匹，布六匹。”這是明代正常的軍用戰馬上上馬和上馬的市場收購價格，而對朝鮮的軍馬收購價格卻壓的非常低，不到市場價格的三分之一。在接受元朝當年運入濟州的大宛馬遺產後，此時的朝鮮甚至能提供部分四尺七寸，約150cm(阿哈爾捷金馬標準肩高)身高的大馬。此類軍用戰馬，自明廷大肆收購之後，朝鮮戰馬因種羣數量不足而迅速退化，加之管理不善，至李朝中後期，濟州馬已經退化至平均身高僅100~110cm，無法再繼續作爲優良騎乘馬而使用了。
成宗元年(1469年)，朝鮮各道統計牛馬數量，全國馬匹僅餘13383匹，而耕牛隻剩區區487只。李朝不但大規模騎兵部隊因此而瓦解，耕牛的匱乏一方面嚴重打擊了朝鮮的經濟，而作爲另一種重要弓材之一的牛筋，也因此幾近斷絕，只能被迫使用馬筋，因而又進一步的減少了朝鮮馬匹的存欄數量。
除明初爲佔據遼東而短暫拉攏朝鮮而傳授火器，明人對朝鮮基本沒有過多軍事交流。爲防範朝鮮，火器製造上僅傳授了銅製火器，而朝鮮當時卻嚴重缺乏銅礦。因此朝鮮除初期火藥武器有過飛速發展外，之後由於製造火器的原料、以及製造火藥的原料均極爲匱乏，火器發展基本陷入停滯。十六世紀中期因汪直五島倭寇偏師襲擾，李朝臨時趕鑄火器而向民間收銅，而僅收得十萬斤，之後便難以爲繼。明人通過禁運、技術封鎖等方式，嚴格限制了朝鮮的軍事能力，讓朝鮮由李朝初期的一個頗具進攻能力的國家，變成的對女直、日本自保有餘，對明遼東則無能爲力的勢力。從根本上消除了朝鮮人長期以來，以所謂高句麗繼承人自居，以此爲藉口對遼東土地的窺視。
而朝鮮從立國初，便對洪武、永樂開始的、由皇帝親自交代兩國使節，一直要求開放兩國商貿往來，持強烈反對態度。朝鮮雖不在正面直接與中國對抗，但是對本國與中國通商之人，動輒除以絞死、流配等重刑。“唐人與我國人不得潛相往來”、“典獄囚皁隸李山壽，於上國地方交通唐人，潛相買賣，罪絞待時”、“義州人郭莫孫等二名擅入湯站地方，與唐人金保、金茂潛貿物貨，各犯正身，差人押送事雲”。
李朝如此提防宗主國，除侵佔中國故土這個原因外，另一個原因是其政治體制和國家經濟架構。朝鮮跟中國從本質上便有所不同，中國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而李氏朝鮮是典型的封建制國家，以國王爲首的李氏王室，是朝鮮直接佔有土地和奴婢的最大的封建地主，朝鮮執行着森嚴的身份等級制度，其表面學習中國科舉制背後，其實兩班貴族世襲制度和封建社會階級身份制度。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唯纔是舉不問出身，是其最爲典型的外在表現。而朝鮮的科舉制度是依附於其階級身份制度之上，作爲社會身份而存在的兩班，是在文班(東班)和武班(西班)的兩班官職定型之後。那些出身世襲地主和奴婢主的文武兩班官吏，把持國家重要文武官職的同時，相互間又通過姻親關係組成龐大社會網絡，從而構成區別於門第低下的良人(平民)階層的社會等級，即韓國古代社會的統治階級。這是一種朝鮮古代社會的特有的“門閥”制度，它源於高麗的“族望”、大族統一新羅的“骨品”。
兩班貴族之下有“中人”和“胥吏”兩個等級。司法、財政、醫藥、翻譯等方面的官職主要由中人擔任，中央和地方的下級官吏則 由胥吏擔任。他們都屬於統治階級中的不同階層。良人、身良役賤和賤民都 是被統治階層。良人是指一般的平民。良人和身良役賤都不能擔任政府官吏，奴婢地位地位等同於農奴，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是賤民。上層的兩班貴族即大莊園主，控制着大批的農奴，而其身居官職，又控制着一批中人、胥吏。在李氏王朝早期，由於李成桂是藉着兵變而掌權，其政權是各方軍政勢力互相妥協的結果，其政權架構爲貴族協商政治體制。“都評議使司”是李朝最初的國家最高會議機關，其重大決定經國王裁可，再交六曹執行。
李朝所執行的這一系列制度，大概類似中國西漢至唐前期的編戶齊民制度和租庸調製，然而作爲一個借鑑而來的制度，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朝鮮本身政治和經濟基礎的制約。李氏朝鮮的社會構成從上而下，佔有奴婢和土地最多的王族佔據着最高統治者的地位，次級大奴婢主、地主的兩班貴族佔據着中央地方的上層官職，再次級的中小奴婢主、地主瓜分了中下級官職;最後是佔有少量土地和奴婢的小地主。國王依靠兩班貴族治理國家和地方，而兩班貴族則依附王權而保障自己的世襲財產和地位。
其實，我們現在所認爲的古代中國，其實絕大多數僅僅到明代中國，現在對中國古代城市，軍隊，社會印象大多以明朝爲基礎而建立的。以唐朝爲例，唐朝和李朝一樣，政府門閥擁有大量官私奴婢，其地位等同牲畜。並在經濟活動中佔有相當比例。實際上，以中唐爲界，中國與中國是不同的，當然以文明爲界，中國跟其他文明流行的架構一樣有極大不同，橫行對比的話，古代中國在世界文明中長期僅僅是一個非主流。所謂小中華的李氏朝鮮，從來不曾像過明代中國，如果硬說，那麼僅僅只是在表面上有一層漢唐的皮，內在與漢唐有一定共同之處。然而由於其生產力技術水平國力的限制，朝鮮並無能力撐起這個所謂的小中華。李朝初期的頻繁政變乃至後期慘烈的黨爭，就是其無力真正支撐這個抄來的國家架構，所衍生的副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