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河期”爲明朝的滅亡背了鍋?明朝的滅亡跟天災沒多大關係!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對於大明的亡國，不少人都有些耿耿於懷，於是幾百年不遇的“小冰河期”，便做了最完美的頂鍋俠。殊不知，晚明時候的病態政治、賦役苛擾與民心的喪失，早已惡化到非改朝換代無法挽回的地步，大明覆滅的跡象早就昭然若揭了。
可笑、可悲，又可嘆的是，我們的古代史上最勤勉的亡國之君——崇禎帝，非但渾然不爲之所動，刷新吏治，以圖中興;卻要嚷嚷着“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在自我陶醉呢。
病態政治
說起晚明的病態政治來，很多人難免自會聯想到“宦官擅權”，只是我們所熟知的明末的“宦官擅權”，怕還不過僅僅是諸多病態政治現象的之一呢。究其病態政治的根源，其實在於歷史和政體。
大明的立國，至少在士大夫們的心中是將其作爲宋王朝制度的繼承者來看待的。我們知道，兩宋是士大夫與皇帝共同治國的。所以在大明的士大夫看來，他們也應該有相似的政治權力。
事實上，明太祖朱元璋卻創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權制度。廢除丞相，由所謂的“內閣”秉承着聖意去處理政務。內閣的意見通過“票擬”遞到皇上手中，一切的最終決策，又都要通過皇上的“批紅”去實現;也就是說，對於一個勤於政務的皇上來講，“內閣”，其實不過是皇帝的祕書處而已。
倘若皇帝怠於政事，內閣的權力便會急劇上升，這就難於避免要出現內閣各成員間爲爭奪執掌權而時常會明爭暗鬥。
其實明朝黨爭的緣起，也正於此。
賦役苛擾與兩極分化
當隆慶、萬曆之交，在張居正改革期間，明廷便開始推廣“一條鞭法”，將諸項賦役歸併後折銀繳納，本意是爲了簡化賦役制度，減輕人民的負擔，固然是好的;而臭名昭著的“火耗銀”也正是基於此出現的。再加上其他一些巧設名目的正稅外濫行科派，其少則佔正稅的十之二三，多則達正稅的數倍，反而又增加了人民的負擔。
隨着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又極大地刺激了諸多王爺及皇上，生活更加驕奢淫逸。尤其從萬曆年間起，開始無度的加徵賦稅，百姓艱於完稅，不得已或售賣地產，或逃亡他處。
據顧炎武的估計，在富甲天下的蘇州、松江等地，在晚明的時候，失地的農戶已經有十之八九了。這使得晚明的社會危機空前劇烈，社會動盪也開始出現愈演愈烈的局勢。
民心的喪失
病態的政治與沉重的稅負，帶來的自然是官民間的離心離德;何況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上，從來都不乏有通過起義實現改朝換代的故事，這是與歐洲諸國截然不同的。
所以當民生艱難到無以爲繼，民衆自然要將生死置之度外，舉義反抗，將明王朝推入萬劫不復之地。
崇禎年間的自然災害，旱災、蝗災、瘟疫的齊襲，正好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在起義軍的隊伍裏，不止是失地的農民，甚至還有一些過去明軍的將士、士大夫文人。崇禎帝通過加派“三餉”來籌措軍費，在剿滅義軍的同時，又將更多的農民推入到了義軍的隊伍中去，這也正是闖王的隊伍越剿月大的主要原因。
當京師被義軍攻陷的時候，除了東南沿海，大部分的省份都已經被義軍席捲了。即便是義軍未曾到達的地方，民衆也普遍對大明王朝失去了忠誠。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所熟知的“反清復明”，講到底，民衆們所反的，更多其實是多爾袞所頒的“剃髮令”;民衆們所要復得，也不是大明的統治，似乎多是要恢復漢民族的政權。
結語
其實大明的亡國，講到底不過是反證了一句老話：得民心者得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