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閉關鎖國”一樣嗎?“海禁”是怎麼樣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在談論起中國在近代史上落後於西方的現狀時，幾乎都是衆口一詞，追責於清廷「閉關鎖國」的政策，就連明朝的「海禁」，也不能落得一個清白之身，而是時常都要遭遇衆人的口誅筆伐。
細按起來，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因爲明廷的「海禁」政策，實非我們想象中的那樣簡單，較之大清朝的「閉關鎖國」，更是相去甚遠了。
「海禁」有理
公元一三六八年，大明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在應天府稱帝，終其一朝，也可稱之爲我們古代歷史上的一個盛世，而且建國之初的國際環境，卻是不容樂觀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倭患異常猖獗;
在大明初建的洪武年間，日本則經歷着，南北兩個天皇，誰也不承認誰，誰也不服誰，而引發的曠日持久的械鬥。在本土打了敗仗的浪人，與大量由於戰亂而流離失所的日本平民，逃亡到海上。這些亡命徒，勾結到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武裝力量，侵擾中國沿海地區，靠打秋風過活，便是我們所熟知的明朝的倭患。
據《明史》和《明實錄》裏的記載，從1368—1374年的七年間，頗具規模的，倭寇對大明沿海的侵擾，就有十二三次之多。
其二，內患尚未肅清。
當時的抗元義軍中，張士誠、方國珍的力量都不容小覷。後來，他們的割據政權雖給朱元璋蕩平了，其殘餘的勢力並未肅清，於是流亡海上，時有勾結日本浪人，侵擾沿海地區的禍患。
甚至有些閩浙的大族，也時有爲了私利而通倭的事件發生。
由此看來，明初的「海禁」也是十分必要的，有利於明廷將內憂與外患分而治之。而不至於他們彼此勾結到一起，引發更大的禍端。當然，這還僅僅只是放到桌面上來講的話兒。另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待筆者慢慢與大家揭曉。
以「海禁」誘使「萬國」來貢
原來當「生於大元，長於大元的」的朱元璋，自草根舉義，做了大明朝的皇帝以後，就又開始羨慕起昔日大元朝在國際上的地位來了。
只是大明的軍隊，卻不能十分的給力。即不能肅清北元的殘餘勢力;又做不得以武力去征服中亞、西亞。眼見着那些曾一直向大元進貢的，「天高皇帝遠」的小國，與大明的交情淡了下來，不肯來進貢，才逼得朱元璋使出了殺手鐗——通過經濟的手段，誘使「萬國」來貢。
據《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市糴考》上講，當時朝廷有明令，「今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以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 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也就是說，「要想跟我大明朝做生意，得首先向我進貢，承認我作爲老大的國際地位!」
朝貢貿易
在起初的時候，朱元璋做得還是很敞亮的。外國的使團們千里來朝，「進貢」的物品不多，拿回去的「恩賜」從來不少。何況又有大明實行的「海禁」，使得他們帶來的商品也總能銷售一空，消息一傳開，來大明進貢的使團，很快也就絡繹不絕起來。
你當大明都是在賠本轉吆喝麼?
原來大明專門設有市舶司，接待外國使團，查驗使團所攜帶的物品，隨後報給京師知道，待上頭給了回覆，方可起運到京城，並安排使團住在京城的會同館。待向皇帝進過貢，領了「恩賞」，其餘的貨物就可以到朝廷制定的地點，在指定的時間內，進行「互市」了。
日本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濱下武志，在其《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 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文中，詳盡分析了各種相關史料，然後明確指出，大明的朝貢貿易，其貿易屬性似乎是遠遠大過其政治屬性的。
朝貢貿易的貿易屬性
原來當外國使團來華「進貢」的時候，都會有大批商人隨行，除貢品外，又攜帶着大量的貨物。待使者進貢畢，則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首先由官府選購了其大宗商品，如香料等，爾後才准許其進行「互市」。
其中商人在港口附近貿易，使者則在會同館進行交易。
由官府購買來的大宗商品，主要又有三種不同的用途：
其一，供皇室所用以及賞賜給官員;
其二，折抵一部分的俸祿，發放給官員;
其三，是以上兩種用途剩餘外的其他所有商品，由官府開 “庫市”， 許商人來“博買”，最後再轉賣到民間。
據顧炎武在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中稱，朝廷對於「互市」極爲限制，進貢附進物(即在會同館進行「互市」的商品)要抽取 50% 的貨物稅，商人在港口進行「互市」的商品要抽取20%的貨物稅。
正是這一政策的影響，致使使團帶來的大部分商品都由官府收購，再經由商人轉賣給民間，進而實現了朝廷對海外貿易的壟斷。
結語
由此看來，明廷的「海禁」，其更深層次的動因，其實是明廷希望通過海禁打擊民間貿易，將與他國的貿易權收歸政府手中，實行壟斷，將高額的利潤直接收歸中央財政，緩解中央財政的窘境。
而海禁一事本身，就不是閉關鎖國那麼簡單，而是一場政府與民間 ( 市場) 的博弈，而隆慶開海這一重大曆 史事件，就是這場宏大博弈的最終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