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揚州八怪中，李鱔的“怪”應該是從名字開始的。鱔字本是個多音字，既可讀tuo，也可讀shan。讀前者，義爲豬婆龍，傳說中的神獸，總歸屬於龍的一種，可見家人對李鱔是寄託莫大希望的。讀後音，那可是天壤之別了，剛剛在天上，這下子就到了地裏了。
也許因爲這個鱔字，令李鱔的一生充滿尷尬，有人喊他李鱔(tuo)，有人喊他李鱔(shan)。年輕的李鱔意氣風發，二十六歲中舉人，就成了京漂一族。在帝王之都遊吟作畫，稱老鄉，拉關係，拜長輩，盼提拔。這個階段的李鱔，作畫只是破門入仕的一種手段而已。此等情形，今天依然不少，本無可非議。只是文人身上的媚骨往往發育不良，鈣質含量多一些，腰彎不下來，或者容易骨折。
李鱔在向康熙獻畫以後，果然等來機會。二十九歲那年，康熙允許他在“南書房行走”，並由蔣南沙教習，這一教一習就是五年。要知道南書房是何等地方，從那裏混出來的人，哪個不是炙手可熱啊。這種殊榮也恰恰是李鱔族人所企盼的“以畫求貴”的開始，整個家庭都將光宗耀祖的希望寄託在李鱔身上。可是李鱔不“爭氣”，一直沒有很好的進入主流狀態。不是他不願意，而是他的性格與主流格格不入，正好印證了“性格即是命運”的那句老話。他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還遭到許多人的非議和排斥，只好灰溜溜地離開京城，歸乞故里。回來多少讓人失望，可也不能空手白乞呀?幹什麼呢?買畫爲生。因爲賣畫，所以畫畫;因爲畫畫，所以結交甚廣，生活放蕩，藝名也由此遠播。鄭板橋說他中年時期“聲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縱橫三千里”，還是比較恰如其分的。所謂的“三千里”，是指李鱔幾度京漂，幾度遊畫于山東、江浙、河北等地;至於“聲色荒淫”那可是他自己說的：錦衣江上尋歌妓。
李鱔雖然人在江湖，但廟堂之心一直不老。四十五歲以後，他終於再度逮着機會，回到宮廷，欣喜若狂，這已經是雍正年間了。換了皇帝，並不表明宮廷畫風會因之改變。在江湖上行走慣了，繪畫的風格已然定形，要讓宮廷隨你那是不可能的。江湖當在廟堂之遠處安生，永遠不可能合流。所以李鱔沒有呆多久，再次從京城漂出，流落江湖。不能堪稱“豬婆龍”，也只好做“鱔魚”，隨處打孔，隨處安生了。
按理說，幾度京漂皆失望，應該是望峯息心了，但中國文人，永遠都在攀登廟堂之高，把長長的背影留給後人與歷史，真正歸隱的文人幾乎沒有。昨如此，今如是。
李鱔五十二歲終於得一官職：山東臨淄縣令。行前自擬一聯：爲官已老，讀畫可人。並題曰：“乾隆二年上巳日寓揚州會館，糊窗掃掃塵後偶書對句。復堂懊道人鱔。”後人均說此聯筆勢張揚，蒼老勁拔，力透紙背，一派萬象之氣。爲何此時此地，發此一番感慨呢?
仔細玩味此聯，揣摸李鱔心態，卻也不乏灰色。他的心裏或者潛意識，非常“後悔”這個縣令來得太晚。儘管如此，他還是相當高興的。有了固定的收入，他也不需要賣畫了。畫畫，只是玩玩而已——畫盡燕支爲吏去，不攜顏色到青州。聽聽，多麼老來自得呀!
李鱔最終罷官，應了我常說的那句話：文人就是文人，做官不成!雖然人家說他“爲政清簡，士民懷之，忤大吏罷歸”，但我還是認爲，真正的文人在中國是不能爲官的，也是無法爲官的。如果李鱔不是真正的文人，他一定會把官做得風生水起，行雲流水。問題是，他把官做好了，中國歷史上的“揚州八怪”不就少了一怪嗎?兩相取其重，我願他做官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