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九淵的思想接近程顥，偏重在心性的修養，他認爲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過於“支離破碎”。陸九淵是“心學”的創始人，其主張“吾心即是宇宙”，“明心見性”，“心即是理”，重視持敬的內省工夫。即是所謂的“尊德性”。朱熹言“理”，側重於探討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陸九淵言“理”，則更偏重於人生倫理，明代王陽明讚賞陸九淵的學說，使得陸九淵的“心學”得以發揚，因此學界稱之爲“陸王”學派，實際上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
陸九淵與朱熹同時，兩人都是理學家。陸學直接於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的“心學”，認爲“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他認爲人們的心和理都是天賦的，永恆不變的，仁義禮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鑠的。學的目的就在於窮此理，盡此心。人難免受物慾的矇蔽，受了矇蔽，心就不靈，理就不明，必須通過師友講學，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復心的本然。修養功夫在於求諸內，存心養心。具體方法是切己體察﹐求其放心﹐明義利之辨。自稱這種方法爲“簡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於讀書﹐則最重視 《大學》﹑《中庸》﹑《論語》 和《孟子》﹐要求聯繫日用事物諷詠自得﹐反對習註疏章句之學﹐場屋之文﹐以謀求利祿。他和朱熹常相辯難。他們二人有兩次會講頗具影響﹐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鵝湖之會”(鵝湖書院舊地﹐在今江西鉛山縣)﹐朱主張先博覽而後歸之於約﹐以陸的教法太簡易﹐陸主張先發明人的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朱的教法爲支離。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請陸登白鹿洞書院講堂﹐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朱則認爲切中學者隱微深固之疾﹐當共守勿忘。朱熹晚年曾勸學者兼取兩家之長﹐並對陸表示敬意。有人曾勸陸九淵著書﹐他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陸學爲明代王守仁(陽明)所發展﹐世稱“陸王學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朱陸之爭
陸九淵心學是在與朱熹理學的爭辯中形成自身特色的。而朱陸之爭顯示了陸九淵思想與朱熹理學的同異和分歧，也昭示了陸九淵心學立學的理論基點。爲了說明問題，這裏還要從人們熟知的鵝湖之會談起。
鵝湖之會
朱陸之爭起於鵝湖之會，因鵝湖之會而使兩家分歧公開化。然而鵝湖之會上爭論的焦點爲所謂“尊德性”還是“道問學”，這看來只是爲學方法問題，似乎並未涉及雙方分歧的本質內容。所以黃宗羲也曾在《宋元學案·象山學案》中這樣評述說：
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於外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於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既不同……於是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於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於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於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他指出，所謂“尊德性”與“道問學”，只是理學教人入門方法之不同，二者本不能截然分開。況且朱陸在其中雖各強調一面，卻同時兼顧另一面，所以他們這種爭議，構不成根本的分歧。朱陸“同植綱常，同扶名教”，都發揮理學精義，即使意見有所不同，也只是“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而已。他們在爲學中表現了各人性情和道德實踐的差別。
既然如此，我們不禁要問，朱陸之爭爲什麼會沿續幾百年，成爲貫通理學發展的重要線索呢?雙方實質性的分歧到底存在於何處?黃氏這裏只就朱、陸後學的門戶之見來做分析，顯然不足以說明問題。他爲我們留下了一個疑問。
鵝湖之會發生在淳熙二年(1175年)春天。時呂祖謙訪朱熹至武夷，二人共同讀周、張、二程書，編輯《近思錄》。後朱熹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呂素知朱、陸二人在理學觀點上有分歧，意欲調和統一之，所以約陸九齡、陸九淵來鵝湖一會，共同討論學術問題。據《東萊年譜》記載：“淳熙二年乙未，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潘叔昌從，留月餘。同觀關洛書，輯《近思錄》。朱編修送公至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來會。”這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上，二陸主張先發明本心，然後加以博覽，認爲本心之性千古不變，明心功夫終究久大;朱熹則主張通過問學致知的方法，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雙方各持己見，陸九齡、陸九淵並賦詩明志，譏諷朱熹格物漸修功夫爲“支離”，總不免要泛觀。這引起朱熹的不滿。雙方辯論三天，觀點始終未得到統一。與會的還有臨川太守趙景明，及所邀劉子澄、趙景昭(《陸九淵年譜》)，另據《宋元學案》，陸氏弟子朱亨道及其兄朱濟道也參加了此會。
關於鵝湖之會的詳情，《語錄》中有一段陸九淵的回憶，其中說：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雲：“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雲：“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某雲：“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雲：“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雲：“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
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雲：“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
回憶中詳述了鵝湖之會前二陸相互切磋，意見基本達成一致，以及賦詩明志的經過，略述了會上以陸九淵、陸九齡爲一方，朱熹、呂祖謙爲另一方討論三天的過程。陸九淵認爲，會上，呂祖謙對他與九齡的意見有虛心聽取之意，但其觀點竟限於朱熹的影響而不能拓展。
又據《陸九淵年譜》，朱亨道書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
二陸主張“易簡工夫”，是以確認先天心性爲前提的。其所謂“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和“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詩句，都是表明先確立“心”本體，以心爲一切道德價值根源的觀點，主張由“明心”而擴展到讀書問學的。二陸把“心”當作人生代代相傳、永不磨滅的道德本體，認爲千古聖人只是以心相傳，不用傳之文字，所以陸九淵更欲與朱熹相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說明他認爲朱熹的“支離”，不僅在於方法的不簡易，而且在於沒有找到道德價值的真正淵源——人心本體。
鵝湖之會後三年，朱熹才和陸詩說：“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陸九淵年譜》)詩中的“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一句，不僅婉轉地批評陸學“脫略文字，直趨本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呂子約》十五)的爲學方法，也點出了陸氏心學的本體乃“不依文字而立者”。這恰可以看作朱熹對鵝湖之會上二陸所主張的心學思想，及陸九淵“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一問題的迴應。說明鵝湖之會及會後，朱陸雙方都已開始意識到，在工夫問題背後，他們之間還存在着關於本體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