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1668—1749年)，清代散文家。字鳳九，號靈皋，晚年又號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1662—1722)進士。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文字獄牽連入獄，得人營救，兩年後出獄。後官至禮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當時頗有影響。主張寫文章應講究“義法”，“義”指文章的內容，要符合封建的綱常倫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結構條理，語言雅潔;從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所作文章多宣揚封建禮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義。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傳世。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南山集》爲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的《與餘生書》一文中提出寫歷史時應給明末幾個皇帝立“本紀”。此事被御史趙申喬揭發，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牽累定死罪者甚多。方苞也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被捕入獄。開始在江寧縣獄，後解至京城，下刑部獄。兩年後出獄，被編入漢軍旗，以奴隸身份入值南書房。康熙皇帝死後被特赦，解除旗籍。後累官至禮部侍郎。這篇文章是方苞出獄後，追述他在刑部獄中所見所聞的記錄。
作品鑑賞
作品散文是“雜記”名篇，材料繁富，錯綜複雜，人物衆多，作者善於選擇典型事例重點描寫，“雜”而有序，散中見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義法”來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義”，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記敘就是“法”，即“言之有序”。文章記獄中事實，在觸目驚心的敘述中，間作冷峻深沉的議論。文中記敘了刑部監獄中的殘酷陰森和官吏、奸民勾結午弊的罪惡事實，深刻揭露了當時的政治黑暗。全文分四部分。
第一、二兩段爲第一部分。寫獄中瘟疫流行，死者甚衆的情況和原因。作者親眼見到“死麗由竇出者，日蘭四人”，獄中情狀，慘不忍睹，隨即運用對話方式，由杜君介紹詳細情況，“天時順正，死者尚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瘟疫流行，死人之多更加駭人聽聞。瘟疫流行的原因，一則房屋設備惡劣，旁四室無牖無窗，晴無天日，窯氣不流通。二則犯人太多，“繫囚常二百餘”。三則獄中成法殘酷，“薄暮下管鍵”，“質明啓鑰”。四賊非人的生活環境，“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再加上氣候變化，“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更加奇怪的是“大盜積賊，殺人重犯”“染此者十不一二”，“其駢死，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善惡顛倒，是非不明。由此不難想見獄中的一片殘酷陰森的景象，作者已經勾畫出了一幅人間地獄的圖畫。
接着作者設問，由杜君繼續作答，進一步說明犯人之多的原因以及“其駢死”，皆“法所不及者”的原因。封建統治者爲着鞏固其封建專制政權，實行恐怖政策，京師一地，監獄林立，法網密佈，貪官暴吏們則趁機大發橫財。他們爲了榨取錢財，任意拘捕無辜，然後勾結起來，狼狽爲奸，向囚犯肆意敲榨勒索。這樣，有錢的可以消遙法外，無錢的就橫遭追害，貧苦百姓更是冤沉海底，憂恨病死的不可勝數。最後，作者以同監的朱翁、餘生及僧某等的遭遇證明杜君所談屬實，並“以杜君畝泛訊之，衆言同”這才記下來，可見所記事實是確鑿有據的，表現了對罪犯的同情和對官僚胥吏等的憎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