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劉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學問日進。17歲時，又從魯念彬學習制藝。由於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於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劉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爲以後登第創造了條件。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劉宗周考中了舉人，4年以後，考取了進士。但因母親去世，他沒有受官。後來經人介紹，他又師從湖州德清學者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門下唐樞(一庵)的弟子。其學以“克己”爲要，“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與羅汝芳(近溪)一派講學不合，認爲羅及其弟子“以無善無惡爲宗”，不合王陽明的“正傳”，故作《九諦》與之論難。劉宗周拜許爲師時，問爲學之要，許告以“存天理，遏人慾”。劉宗周受許孚遠影響很大，從此“勵志聖賢之學”，認爲入道莫如敬，以整齊嚴肅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次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劉宗周北上京師赴選，任行人司行人。路過德清，拜別許孚遠，許勉勵他“爲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劉宗周“爲之猛省”。他一生對許非常推崇，曾說：“餘年26，從德清許恭簡公遊，邑己問學，於今頗有朝聞之說”，“平生服膺許師”。後來他提倡“慎獨”之說，與許孚遠很有關係。
當時朝政黑暗，權臣當道，朋比爲奸，·排斥正人。萬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煉丹，數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劉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親爲由，告辭還鄉。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繼去世，他承重守制，於居喪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課生徒，以此爲生。他閒居七年，貧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繼，往往靠借貸度日。但他足跡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訪的，他也拒而不見。
萬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薦，朝廷下詔恢復劉宗周行人司行人的舊職。在北上途中，路過無錫，拜訪高攀龍。高與顧憲成都是當時的理學鉅子，又是東林書院的創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爲泰山北斗。劉宗周在無錫短暫停留，與高相互切磋學問，有問學三書，一論居方寸，二論窮理，三論儒釋異同與主敬之功。從此劉宗周論學更反躬近裏，從事治心之功。
當時東林黨人與朝中大臣互相攻訐，形同水火。劉宗周上《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養國家元氣疏》，指出當時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他希望朝廷化偏黨而歸於蕩平，不必以門戶分邪正。這篇奏疏對當時的黨爭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東林黨人爲是，也不全以東林黨的政敵爲非。但朝中黨派傾向已很明顯，劉宗周在前疏中發明顧憲成之學，被認爲同情東林黨。他鑑於羣小在位，黨禍將興，就申文吏部，請給假放歸。這時江西巡撫韓浚上疏彈劾劉宗周，比之爲少正卯，說他“行僞言堅”，足以亂天下而有餘，乞賜尚方加誅，以爲惑世誣民之戒。歸於顧，劉廷元又相繼對他進行攻擊。於是他踏上了歸鄉之路。
解官後，劉宗周的心情反而覺得輕鬆。他早就想潛心學問，擺落世事的纏繞。在《與周生書》中，他寫道：
不佞少而讀書，即恥爲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身試之。風波荊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慮，不諱調停，外不知羣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則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著，直眼見銅駝荊棘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會爲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
小人當道，國事日非，既不能作濟世之名臣，不妨作一個弘道之名儒。因此，劉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內省的治學道路。
劉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認爲陸、王心學“皆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己功夫，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事矣”，容易導致禪學化。所以他曾說：“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頑鈍而無恥。”但到了中年，他的學術主張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次解官後，他閉門讀書，“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轉向了陸王心學，著《心論》一文，闡發了自己的心學觀，認爲“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於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表明劉宗周完成了對心學從“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轉變。
在教學之暇，劉宗周撰成《論語學案》、《曾子章句》兩部重要著作。在《論語學案》中，劉宗周強調“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指示“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外立根基”，“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皆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反映了他的學術思想既由心學中脫胎，又希望矯正心學之失的特徵。這表明劉宗周對陽明心學開始了由“中而信”到“終而辨難不遺餘力”的轉變。
劉宗周家居三年。這期間，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名聲遠揚。而這時明朝的內憂外患也越來越嚴重，東北的滿洲日益強大，明軍連年失利;朝中則黨爭不已，政治腐敗。劉宗周雖身在江湖，但還是心繫魏闕，不在其位，並非不謀其政。他在《與周綿貞(起元)年友書》中，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寫道：
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激，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日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苟率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
他認爲，國事弄到現在這個樣子，“吾黨與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謂“奸黨”。他對“正人”的行爲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真心爲國家。”只顧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國家爲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將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劉宗周痛切地說：“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爲虛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東林黨人，劉宗周被起用爲禮部儀制司添注主事。這時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賢干預朝政，劉宗周上疏參劾。疏入，傳旨廷杖六十，幸得葉向高相救獲免。當時上書者多請逐客氏，而糾彈魏忠賢，則自劉宗周始。後來魏忠賢大興黨禍，擾亂國家，劉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啓三年(1623)，劉宗周升爲尚寶少卿，旋告歸。次年，奉聖旨“劉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會讚揚劉宗周“千秋間氣，一代完人。世曰麒麟鳳凰，學者泰山北斗。”將推他進入內閣。但劉宗周鑑於羣賢被逐，不願出山。他上疏推辭說：“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然奔走於聲利之場。”他要以自己的行動，來矯正士風，砥礪氣節，爲衰世樹一榜樣。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界，一參魏忠賢誤國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說：“此何時?進此疏耶?大禍立至矣。”僅把辭職一疏上聞。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說：“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性厭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魏忠賢閹黨當道，緹騎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劉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賢得禍，於是慨然嘆道：“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彝於一線乎!”他召集諸生，於蕺山之麓會講。他認爲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兇於爾國，害於爾家。
會講每月舉行一次，到年終輟講。每次會講，劉宗周都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抵凝定，爲人道之基。他曾說：“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於是他提出“慎獨”之說，作爲自己學術思想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