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天才捕手》裏，有一位叫做伯恩斯坦的女士。她積極地支持作家托馬斯·沃爾夫的事業，自己也是一位非常專業的舞臺佈景師。她神經質、戒備心強、爲了挽回與戀人的關係，甚至不惜吞食安眠藥、有自殺傾向。
儘管如此，她卻是個非常迷人的女子。
愛上別人時，脆弱無比。
被人冷落時，冷靜坦然。
她最後一次見托馬斯，說了這麼一句話，“你不知道我當初經歷了怎樣的煎熬，才走到了現在這一步，才能讓我再見你時，心裏毫無波瀾。”
她說這句話時，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
那是一個羣星璀璨的時代，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福克納、沃爾夫陸續出版大作的時代。
而中國這邊自然也不示弱，除了文學上的天才們，繪畫上更是天才輩出。我們有徐悲鴻、張大千、齊白石、吳昌碩。
就像《雙城記》裏說的：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
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
男人們第一次嚐到了自由戀愛的喜悅，而女人第一次享受到了反抗的甜頭。
蔣碧薇站在前往巴黎的航船上時，也正好品嚐着莽撞的甜頭。
她正經歷着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私奔，並且她第一次有了新名字。
徐悲鴻站在她身邊，幫她取了一個新名字：蔣碧薇。
他訂做了一對刻着字的戒指，“碧薇”二字帶在他手上。別人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就說，這是我未來太太的名字。要是再追問太太是誰，他就笑而不語了。
私奔的旅程不算順利。因爲歐洲那邊，一戰正如火如荼的進行。
他們先繞道日本，在東京待了半年，那段日子坎坷得很，天天花錢，進項卻少得可憐。
半年後，兩人回國，徐悲鴻趕快找到了康有爲幫忙。得到的確定消息是：等一戰結束，一定幫徐悲鴻籌一筆留學官費。結果，留學生名字公佈的那天，居然沒有徐悲鴻的名字。
他又氣又急，措辭嚴厲地上書臭罵當時管留學經費的人，最後是蔡元培出面，纔將事情辦妥。
如今兩人終於安安穩穩地上了船，再過兩個月就會抵達巴黎——那個有幾百年歷史的世界級藝術之都。
蔣碧薇不會法語，英語也不通。所以徐悲鴻就利用航行的空餘，教她法文字母與拼音，到了法國又請了位先生。
剛到巴黎，徐悲鴻就進了法國國立藝術學校深造，而蔣碧薇在一所女子學校讀書，相當於初中一年級。她比那些十二三歲的女孩大，所以並不是很喜歡學校。
蔣碧薇對學校不是很感興趣，倒是着迷於巴黎的城市氛圍。她知道藝術學校裏，徐悲鴻是最嚴肅的一位，其他都很調皮。她也知道巴黎的美術節，每年五月，全巴黎的藝術家都盡情歡樂、如癡如醉，街頭節目也十分有趣，怪誕。
五月裏，似乎整個巴黎都是沸騰的，到處都是盛大的彩裝遊行、各種各樣的模特比劃着古靈精怪的動作。有的奇裝異服，有的乾脆赤裸上陣。
晚餐就更豐富了，巴黎最火爆的餐館裏坐滿了醉漢和美婦，燈火通明。
她喜歡的東西，徐悲鴻並不喜歡。他們在巴黎住了五年，徐悲鴻從未參加過這樣的狂歡，也從未覺得它好看在哪裏。
他有自己的想法。出國前他便定下志向，一定要學好的，學精的，但是決不讓自己的藝術泯滅，回國後一定要用畫來報效國家。
他的生活單調而深沉，有一種古怪的迷人之處。
他喜歡去上課，上午在畫室裏呆着，下午就去開放的博物館裏臨摹真跡。歐洲當時最主流的畫派是馬蒂斯的野獸派，而且印象派馬奈更提出“爲藝術而藝術”口號，古典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已經成爲最新出爐的歷史。
徐悲鴻最喜歡逛的地方就是盧浮宮。他了解野獸派，也懂印象派的畫風，可他卻覺得自己更傾向於新古典主義。
它美麗，莊重，並且反映現實。自己的國家雖然還沒開戰，但是軍閥混戰，同樣民不聊生。他覺得只有真正寫實的畫作纔是珍品，只有反映中國三十年代人民生活的作品，纔是好的畫作。
他鐘情於德拉克羅瓦的作品《自由引導人民》，喜歡傑里科的《梅杜薩之花》，這些畫氣勢磅礴，尺幅巨大，引人入勝。
他崇拜大畫家達昂，不惜一切代價去拜訪、交友、終於被達昂收做弟子。於是他便每個週末都去學習。不久，蔣碧薇也成了達昂家的客人。
放假時，兩人就去各地郊遊，到別的國家去看風景。
可是這樣的日子不是夫婦兩的日常。國內戰火吃緊，留學經費時斷時續。兩人只能在生活水平較低的城市輾轉而居。當時德國戰敗，馬克貶值，兩人就喜歡往德國跑，匈牙利也跑得多。
有一年冬天，天窗破了，按照租房合同要求，這個損失必須租客自己賠償。兩人不知該怎麼辦，只好找朋友接濟。
那時，徐悲鴻替書店出版的小說畫插圖，而蔣碧薇就在羅浮百貨公司做繡工，一起工作的還有另外幾個中國婦女。
徐悲鴻專注於訓練自己的繪畫技能，餓着肚子去盧浮宮畫畫，而蔣碧薇在遊遍物價低廉的歐洲各國之後，也學會了做家務。她抽空就喜歡去咖啡館小坐片刻，一天要去好幾次。
長年忍飢挨餓，再加上日夜不息的勤奮，讓徐悲鴻落下來終生的胃病與腸痙攣。
但他的堅持最終還是改善了兩人的生活。1923年，他的《老婦》入選法國全國美展，之後又有九幅作品入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的他，終於迎來了轉機。
有了錢，徐悲鴻去了一趟新加坡。獨居在巴黎的蔣碧薇很孤獨。
她很快找到了排遣寂寞的方法：看看書，拉拉琴，與一大堆朋友聊天，經常去咖啡館、看戲、看電影。她學會了跳舞，也熱衷於出席晚會。她的朋友中就有十幾年後將要成爲她情夫的孫道藩。
九個月後，徐悲鴻回來了，蔣碧薇的新生活被打斷了。她感到一絲惆悵。而讓她感到憤怒的是，徐悲鴻拿自己掙的錢去買了價值不菲的畫作，未能將錢全用在生活上。
後來，她在自傳裏提到這八年的留學時光，只說，“巴黎那些年，我始終沒有進過什麼學校。他對我的學業也不聞不問。八年來，我覺得他從來就不會在感情上對我有所瞭解和關愛。”
回國後，蔣碧薇生下兩人的第一個孩子。徐悲鴻則在南國社當美術系教授，又在南京的中央大學做美術系主任。半個月在上海，半個月在南京。每月三百塊。
可每天除了回家睡覺，其他時候，蔣碧薇就見不到徐悲鴻。
南國社爲田漢創辦，屬於左翼。蔣碧薇覺得，徐悲鴻與這些人交往，恐怕難以保全他自己。
她想來想去，就叫上一輛車到南國社去，把徐悲鴻畫室裏所有的東西都搬走。宣佈一家人要搬到南京去住了。
徐悲鴻回到上海，聽說了這件事，也不好意思去工作了，只好轉戰南京。兩人之間有了裂痕。
蘇州是夫婦兩的故鄉。當年父母爲了遮掩私奔的醜聞，謊稱蔣碧薇病故，大操大辦，在棺材裏放滿了石頭，埋在土裏。可蔣家的父母並沒有反對她與徐悲鴻交往，留學時還親自爲女兒送行。
如今徐悲鴻成名，世界各地均有他的畫展，往事也就不再提起。
徐宅很快成爲新一代名媛的聚集地，經常與三五好友閒聊談天到深夜。通宵達旦的派對活動，似乎是當時上流社會的一種風尚。
可徐悲鴻卻不喜歡。就像他當年不喜歡喧鬧的巴黎美術節，對這種熱鬧也無動於衷。他大部分時間還是花在教學上、工作上。有時午夜十分，拖着疲倦的身子，推開家裏的門，太太們正玩兒在興頭上。使他煩不甚煩。
蔣碧薇能感覺出微妙的變化。不久，果然東窗事發。徐悲鴻與女學生戀愛的事，鬧得盡人皆知。他也並不是掩飾，或許他沒覺得那是愛情。他把學生孫多慈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蔣碧薇。
他反覆強調，他只是愛重孫多慈的才華。
但她還是覺得心裏堵得慌。當她得知在徐悲鴻的幫助下，那位女學生舉辦了畫展，還準備公費出國留學時，她出手了。她多方聯繫，找到關鍵人物，讓孫多慈的留學的機會泡了湯。
而他則忍無可忍，把家命名爲“危巢”，意爲“居安思危”。
不久，他南下廣西，遠離家庭。
再後來，就是那份正式的離婚申明。他在報上說，悲鴻與蔣碧薇女士因意志不合，斷絕同居關係已歷八年。
共患難，成了簡單的“同居”，她覺得十分刺耳。她回想起過去的種種，再拿他與孫多慈的戀愛軼事加以對比，一時間覺得他會爲孫多慈做的事，卻從來沒爲自己做過。他在孫多慈面前顯露的微笑，竟然從未在她面前展露過。
徐悲鴻曾對她說，“能夠娶到像你這麼一位太太，我應該滿足，但是你未免遇事過於挑剔，使我無法應付。”
她覺得這是欲加之罪，她哪裏挑剔?
兩人終於還是吵起來了。過後很多人來安慰她，其中也有孫道藩。
離婚時，她覺得自己一生沒有長處，這些年“同居”自己也沒有積蓄。她便開門見山地說，“我帶着孩子去重慶，你一個月準備給我多少錢。”
徐悲鴻答應她，每月三百收入，他會出一半給她。可第一個月是足數的，第二個月就因爲轟炸，減少到只有一百了，蔣碧薇急了。
很快，她意識到自己需要更多的錢才能維持生活。於是她請了法律顧問，初步提出：向徐悲鴻要了一百萬元，四十幅古畫，他自己的作品也要一百幅，另外才是那外加的每個月收入的一半。
他滿足了她的要求，沒日沒夜的畫畫。
可哪知這只是個初步方案。最終方案是徐悲鴻付孩子每月各兩萬元，全年是一百五十萬元。先前給的二十萬已經花完，如今要再給一百萬與一百幅畫。
他答應了所有條件。律師沈鈞儒很不解，兩人確實沒有結婚，何來如此低三下四地答應?
以後，他娶了廖靜文。這位年輕的妻子把丈夫的早逝與人生最後九年的多病都怪在了蔣碧薇頭上。“正是她的貪得無厭把先生拖垮了。”
徐悲鴻的故事結束了，蔣碧薇的卻沒有。
她投入了孫道藩的懷抱。留學時，孫道藩就曾向她獻過殷勤，她生病時他也曾無微不至的照顧過。
1937年到1949年，孫道藩與她鴻雁傳書，姓與名都隱去了，只剩下心心相印。他稱他們之間的愛是“天地間最偉大的愛情”。
直到1943年，她與徐悲鴻的故事纔算打上了句號。
她處處怨懟徐悲鴻，自己不也出軌了嗎?
自傳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我與悲鴻》，第二部分是《我與道藩》，三十年來的情愫暗生，十多年的鴻雁傳書，她都說出來了。
她把自己寫成了言情劇的女主角，可現實並不像言情劇那樣，處處維護着慵懶、可愛、美貌的女主角的利益。
因孫道藩早已有了妻兒，她給自己選的出路是情人。做他的情人。做那個癡情於她三十年的高級政客的情人。
在臺灣，他們度過了各自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
似乎是世道輪迴，當年作爲正牌妻子的她沒有放過插足自己婚姻的第三者，如今，孫道藩的妻子蘇珊也沒有放過她。
蘇珊跑到蔣公館裏要求爲自己主持公道。威脅說蔣家要是不幫忙，她就把一切說給聽風就是雨的新聞界。
孫道藩怕了。在他的名譽、他的前途面前，老年的蔣碧薇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她當真是絕望，徐悲鴻沒有給過她婚姻，孫道藩也沒有。
與孫道藩的感情糾葛告於段落後，她獨自生活，因爲兩岸消息不通，她也沒有與子女見面的機會，還是孤獨終老了。
暮年的她，因爲一生沒有所長，收入的主要來源竟然是靠着離婚時徐悲鴻給她的鉅款與畫作。
都說她一身傲骨。都說她愛之深，恨之切。都說她老了之後依舊維持着名媛的風範，可這些風姿綽約，都是徐悲鴻夜以繼日的作畫，用生命與時間換來的。
當年離婚時，他把《琴課》送給了她。千禧年初的一場拍賣會上，價值165萬。
《天才捕手》的伯恩斯坦夫人，離開了沃爾夫之後，開創了自己的事業，有高雅寬敞的屋子，有了她最喜歡的舞臺劇。她悲痛過，也神經兮兮地拿槍指着別人，威脅到別人的生命。
可到了最後，沃爾夫來找她時，她冷靜地告訴他，“你這樣做是傷害了他(沃爾夫的編輯)，別再到處傷人了。”
她知道，她愛上沃爾夫是因爲他熱情、豪放、追求完美，有年輕那種奮鬥的精神。
如今她必須放手也是因爲這股熱情。正是這種奮鬥的熱情，讓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創作上，根本無暇顧及別人了。
因爲同樣的原因而結合，也因爲同樣的原因而分手。
蔣碧薇怎麼會不知道，她喜愛的他身上那股子執着、死扛、對事業的堅定信念，纔是這場愛情中真正的第三者?
她怎麼會不知道，女人的傲骨是要靠自己給的。
靠的不是炫目的社交技巧，也不是籠絡情人的手段，而是兢兢業業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