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宋代〕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裏，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抵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譯文
一個普通人卻成爲千百代的榜樣，一句話卻成爲天下人效法的準則。這是因爲他們的品格可以與天地化育萬物相提並論，也關係到國家氣運的盛衰。他們的降生是有來歷的，他們的逝世也是有所作爲的。所以，申伯、呂侯由高山之神降生，傅說死後成爲天上的列星，從古到今的傳說，是不可否認的。孟子說：“我善於修養我盛大正直的氣。”這種氣，寄託在平常事物中，又充滿於天地之間。突然遇上它，那麼，王公貴族就會失去他們的尊貴，晉國、楚國就會失去它們的富有，張良、陳平就會失去他們的智慧，孟賁、夏育就會失去他們的勇力，張儀、蘇秦就會失去他們的辯才。是什麼東西使它這樣的呢?那一定有一種不依附形體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行動，不等待出生就存在，不隨着死亡就消逝的東西了。所以在天上就成爲星宿，在地下就化爲河川山嶽;在陰間就成爲鬼神，在陽世便又成爲人。這個道理十分平常，不值得奇怪的。
自從東漢以來，道德喪失，文風敗壞，佛、道等邪說一齊出現。經歷了唐代貞觀、開元的興盛時期，依靠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輔佐，還不能挽救。只有韓文公從普通人裏崛起，在談笑風生中指揮古文運動，天下人紛紛傾倒追隨他，使思想和文風又回到正路上來，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年左右了。他的文章使八代以來的衰敗文風，得到振興，他對儒道的宣揚，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他的忠誠曾觸犯了皇帝的惱怒，他的勇氣能折服三軍的主帥：這難道不是與天地化育萬物相併列，關係到國家盛衰，浩大剛正而獨立存在的正氣嗎?
我曾談論過天道和人事的區別：認爲人沒有什麼事不能做出來，只是天不容許人作僞。人的智謀可以欺騙王公，卻不能欺騙小豬和魚;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卻不能取得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所以韓公的專心誠意，能夠驅散衡山的陰雲，卻不能夠挽回憲宗佞佛的執迷不悟;能夠馴服鱷魚的兇暴，卻不能夠制止皇甫鎛、李逢吉的誹謗;能夠在潮州老百姓中取得信任，百代都享受廟堂祭祀，卻不能使自身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平安。原來，韓公能夠遵從的，是天道;他不能屈從的，是人事。
從前，潮州人不知道學習儒道，韓公指定進士趙德做他們的老師。從此潮州的讀書人，都專心於學問的研究和品行的修養，並影響到普通百姓。直到現在，潮州被稱爲容易治理的地方。確實不錯啊，孔子曾說過這樣的話：“有地位的人學了道理，就會愛護人民;地位低的人學了道理，就容易治理。”潮州人敬奉韓公，吃喝的時候必定要祭祀他，水災旱荒、疾病瘟疫，凡是有求助於神靈的事，必定到祠廟裏去祈禱。可是祠廟在州官衙門大堂的後面，百姓以爲進出不方便。前任州官想申請朝廷建造新的祠廟，沒有成功。元佑五年，朝散郎王滌先生來擔任這個州的知州，凡是用來培養士子，治理百姓的措施，完全以韓公爲榜樣。老百姓心悅誠服以後，便下命令說：“願意重新修建韓公祠廟的人，就來聽從命令。”老百姓高高興興地趕來參加這項工程。在州城南面七裏選了一塊好地方，一年後新廟就建成了。
有人說：“韓公遠離京城約萬里，而貶官到潮州，不到一年便回去了，他死後有知的話，是不會深切懷念潮州的，這是明擺着的。”我說：“不是這樣的，韓公的神靈在人間，好比水在地上，沒有什麼地方不存在。而且潮州人信仰得特別深厚，思念得十分懇切，每當祭祀時，香霧繚繞，不由涌起悲傷悽愴的感覺，就象見到了他，好比挖一口井得到了水，就說水只在這個地方，難道有這個道理的嗎?”元豐七年，皇帝下詔書封韓公爲昌黎伯，所以祠廟的匾額上題爲“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州人請我書寫他的事蹟刻在石碑上，因此作首詩送給他們，讓他們歌唱着祭祀韓公，歌詞說：
您從前騎龍遨遊在白雲鄉，雙手撥動銀河，挑開天上的雲彩，織女替您織成雲錦衣裳。您輕快地乘着風來到皇帝的身旁，下降到人間，爲混亂的俗世掃除異端。您在西邊遊覽了咸池，巡視了扶桑，草木都披上了您的恩澤，承受着您的光輝普照。您追隨李白、杜甫，與他們一起比翼翱翔，使張籍、皇甫湜奔跑流汗、兩腿都跑僵了，也不能仰見您那能使倒影消失的耀眼光輝。您上書痛斥佛教，諷諫君王，被邀請到潮州來觀看，中途又遊覽了衡山和湘水，經過了埋葬帝舜的九嶷山，憑弔了娥皇和女英。到了潮州，祝融爲您在前面開路，海若躲藏起來了，您管束蛟龍、鱷魚，好像驅趕羊羣一樣。天上缺少人材，天帝感到悲傷，派巫陽唱着歌到下界招您的英魂上天。用犛牛作祭品，用雞骨來占卜，敬獻上我們的美酒;還有殷紅的荔枝，金黃的香蕉。您不肯稍作停留，使我們淚下如雨，只得送您的英靈，披着頭髮，輕快地返回仙鄉。
賞析
碑文高度頌揚了韓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績，並具體描述了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懷念之情。碑文寫得感情澎湃，氣勢磅礴，被人譽爲“宋人集中無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韓愈)而上之”(《蘇長公合作》引錢東湖語)。黃震甚至說：“《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三蘇文範》引)
起筆兩句“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劈空而來，突兀高亢，豪邁警策，一下子就將讀者的心緊緊抓住。作者並沒有急於要說出具體是誰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遠的影響，而是繼續泛論這種偉人的作用，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接着又舉出申侯、呂侯是嶽神降生，傅說死後變爲列星的古代傳說來說明這類偉人降生到這世上來是有目的的，從這世上逝去後也能有所作爲。這就爲下文論述浩然之氣作了充分的鋪墊，蓄足了氣勢。於是，文章順勢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並說明這種氣無所不在，“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接着，連用三組排比句，從所遇對象的反應、此氣存在的條件和此氣存在的方式這三個方面來具體予以描述、評論。“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這組排比句是說，突然遇上這種浩然之氣，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貴、富、智、勇、辯，可見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這一設問句，引出對此氣存在條件的評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實際上是強調此氣乃無條件地存在於宇宙之間。正是因爲它無條件地存在於宇宙之間，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變化不一，並不固定：“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以上三組排比句，如江海橫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勢不可擋。而爲了疏蕩其氣，使文章形成頓挫，在一組和二組之間，用一設問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轉換;在二組和三組之間，用一因果連詞“故”，表示上下層之間的因果關係。三層寫完，又用“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予以歸納小結，使其開合有序，奔放中現出嚴謹。這一段對於浩然正氣的描述、評論，雖帶有相當的誇張和較濃的神祕色彩，但浩然之氣並非虛無飄渺的東西，而是確實存在着的，這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正義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響極爲深遠，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將其寫入著名的愛國詩篇《正氣歌》中，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它在今後還將沾溉後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對於浩然正氣作了充分的描述、評論，韓愈的高大形象已隱隱出現，於是二段順勢轉入評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強調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之後，不僅統一的政治局面不復存在，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體。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晉朝，又出現釋、道合一的玄學。因此，從儒家的立場來看，儒道喪失、異端並起的說法並非誇張。再看文風，魏、晉文章已開始駢偶化，到了南期，駢文佔了絕對的優勢，講究平仄押韻，堆砌辭藻和典故，內容空虛，陳言氾濫，連反對過於駢偶化的劉勰在寫作《文心雕龍》時也依然採用駢文，可見其勢力之大，已積重難返。即使進入唐朝，在政治、經濟上出現了貞觀和開元盛世，並先後出現了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賢相，對於衰弊的文風，也無法改變。直到貞元、元和之際，“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用“談笑”“麾之”“靡然”等詞語來強調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號召力之強、聲勢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學史實際的。接着，碑文連用四個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以此從文、道、忠、勇四個方面來盛讚韓愈的道德文章和爲人行事。一個分句一個方面，概括力極強，氣勢也極其充暢，因此這四個分句也成爲整個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傳千古、膾炙人口。而韓愈在文、道、忠、勇這四個方面的表現，正體現了上文所寫的浩然正氣，所以蘇軾強調說：“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這樣，將一、二兩段完全挽合起來。至此，讀者才充分理解，原來碑文首段所放筆泛寫的浩然正氣，實際上是句句都在描寫韓愈。由此可見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轉換角度，另起爐竈，從論“天人之辨”人手。所謂“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爲兩個方面的情況，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人幹壞事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騙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騙小豬、小魚，因爲《易·中孚》的卦象象徵着中心誠信，誠信到能感化小豬、小魚等微細之物，如能擴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獲得吉祥，因爲誠信正應合着天剛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奪取天下，卻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婦之心，因爲這也體現了天意。這些說法，在今天看來，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內，但也不是毫無合理的內核。比如將天意理解爲公理和法律，還是可以講得通的。接着，碑文便從天意和人爲的角度，連用排比句進行兩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鑹、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在這兩相比照中，前項均屬天意，後項均屬人爲。凡屬天意者，韓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屬人爲者，韓愈全遭失敗。所以結論是：“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這樣論說，不僅能與上文論述浩然之氣的話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強調韓愈受到貶滴、遭遇誹謗、不能安身於朝廷，全是人爲的結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這樣寫，不僅是爲了歌頌韓愈的忠誠和正直，也寄寓着對韓愈在政治上屢遭陷害打擊的憤懣在內。
碑文第四段，重點描寫韓愈在潮州的政績以及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和懷念之情。由於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興辦教育事業，故“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由於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對於王滌倡議重建韓愈新廟之舉，“民歡趨之”。而當有人以韓愈生前在潮時間很短、對潮並不留戀爲由認爲在潮修建韓廟並無意義時，蘇軾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來比喻韓愈之神“無所往而不在也”，說明韓愈影響之廣大深遠，既極生動形象，又極具說服力。
碑文最後，爲了進一步抒寫作者對於韓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開浪漫的想象，創作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歌。詩中想象韓愈是天仙下凡，“下與濁世掃秕糠”的;他的詩歌成就極高，可以“追逐李、杜參翱翔”;他忠誠耿直，敢於“作書詆佛譏君王”;他感動上蒼，“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因而當他離開天廷以後，天帝十分悲傷，仍然將他召回。詩的最後，寫作者獻上豐厚的祭品，虔誠地向他禱告，希望他能在人間稍作停留，但他卻翩然飛回天宮，於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淚滂沱了。詩中通過這種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韓愈的業績，天人共鑑，韓愈的精神，感天動地，從而表現一位古文運動完成者對於古文運動開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緊密呼應碑文首段對於浩然正氣的描述、評論，文心之深細嚴密，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綜上所述，這篇碑文將議論、描述、引徵、對話、詩歌等熔鑄於一爐，高論卓識，雄健奔放，駢散兼施，文情並茂。正如王世貞所說：“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迭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選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詩文評論家洪邁，則將它與唐代許多著名作家所撰寫的韓愈碑、傳、墓誌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創作背景
潮州(今廣東潮安縣)知州王滌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重修韓愈廟後，寫書請蘇軾爲此廟撰寫碑文。蘇軾慨然從命，不久就將手書碑樣寄給王滌，這就是著名的散文名篇《潮州韓文公廟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