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一百單八將，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除了朝廷的叛臣降將，大多文化素質不高，倒是宋江，因其原任鄆城縣押司，文祕人員出身，故能吟詩填詞，比如潯陽樓上的《西江月》，排座次後的《滿江紅》，東京妓院裏的《念奴嬌》，就是他的大作，而且有相當的水準。在這裏，主要說一下宋江的兩首反詩。
宋江被刺配江州，憑藉吳用的條子，結識了江州牢城的監獄管理人員戴宗和李逵，宋江不但未受牢獄之苦，而且逍遙自在。一日，宋江閒來無事，與戴宗、李逵、張順諸友聯繫不上，孤單、落寞、鬱悶之餘，登上這“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的潯陽樓，獨自一人，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沉醉，不禁感慨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不覺酒涌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乘着酒興，填了一首《西江月》。因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也借得筆硯來，題在粉壁之上。詞曰：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寫完之後，意猶未盡，又在《西江月》後，題下四句詩：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題畢留款：“鄆城宋江作”。
上面兩首作品，就是被無爲軍通判黃文炳舉報的兩首反詩。
儘管他“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儘管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宋江不但在官場上沒有什麼建樹，反而“刺文雙頰”，“配在江州”，這對於一個長於權術，野心勃勃的基層官員，的確是一個極大打擊。可以設想，宋江一旦刑期屆滿，或被朝廷赦免，憑藉他在鄆城打下的人脈，他完全有可能在縣衙再謀得一官半職。雖然他與江湖人士結交甚密，但在有一條活路的情況下，宋江是不會選擇落草爲寇、反叛朝廷的。由於宋江深諳權術，不甘人下的個性，讓他長期“潛伏爪牙忍受”，也是耐不住這份寂寞的。正是這種不順心、不得志、不服氣的心理，宋江的所謂反詩，不過是一些形諸筆墨的高級牢騷而已。儘管詩中也有“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的狠話，正如金聖嘆所注：“宋江心事，他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仇爲誰?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潯陽江上也”。
不過，“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的確有造反的嫌疑。其時，宋江只是牢城中的一名囚犯，他這首《西江月》，既可理解爲酒後真言，也可理解爲酒後狂妄，但在詞風上明顯缺乏黃巢的氣概與豪氣。黃巢曾以菊花爲喻寫過兩首反詩，比如，“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再比如，“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甚至比黃巢更晚的朱元璋也寫過類似的反詩，比如，“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這位乞丐皇帝的詩雖然有抄襲黃巢之嫌，但詩中卻充斥着王霸之氣，大有奪取天下，捨我其誰之慨，卻是他人不易模仿的。
宋江的一詞一詩題在潯陽樓上，如果不是碰上政治嗅覺極其靈敏的黃文炳，大概也不會有後來的風波。“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利用詩詞造反，也是一大創造”。對於宋江詩詞的反叛傾向，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水平，如果沒有足夠的詩詞常識，如果沒有足夠的政治敏銳，很可能如壁上的前人題詠，成爲過眼雲煙，倒黴的宋江，偏偏遇上了三者兼備的黃文炳，聯繫到蔡太師京都來信中提到的順口溜，“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因此，宋江的反詩一案就坐實了。加之宋江題詩實行了“實名制”，不需“跨省追捕”，宋江就落入網中。
有人說，在宋江題反詩的問題上，是蔡九知府與黃文炳聯手製造的一起文字獄。的確，北宋時期的政治氛圍與文人政策，是歷代王朝相對寬鬆的時期之一，除了蘇東坡的“烏臺詩案”，少有文字獄的記載。宋江的反詩，從根本上講只是一些牢騷發泄，情感流露，即使有過激之語，也只是說說而已，並不曾付諸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宋江詩詞定爲反詩，無論如何應當列入“思想罪”、“言論罪”的範疇，這種做法當然爲當代政治所不取，就是在當時，也違背了太祖皇帝的誓詞。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然而，作爲大宋地方官員的蔡德章與黃文炳，急於在“維穩”方面出政績，以便邀功請賞，仕途暢達，什麼太祖誓詞、本朝典章，就顧不得了。蔡黃二人制造的這起文字獄，不僅未能保住江州地區的和諧穩定，反而引發了更大的社會動亂，可爲古今一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