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 1900 年的董竹君，是家中的獨女。
這個原名“阿媛”的女孩，父母都是江蘇農民，在上海討生活，父親拉黃包車，母親給人當“粗做”孃姨，也就是保姆。
如果他們家不是那樣貧窮，她還可以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因爲生活的困窘，幼小的弟妹出生後沒有足夠的奶水，有病更無錢醫治。
她只能眼巴巴看着他們夭折。她清楚地記得，出生才4個月的弟弟，就是在自己懷裏忽然停止了哭聲。
董竹君出生的家在上海洋涇浜邊上，就是今天繁華的延安東路和延安西路。當時沿着臭水溝，住滿了和她家一樣的貧苦百姓。
儘管生活貧苦，董竹君的父母卻想盡辦法讓她上學。這也是她人生最初的第一個幸運之處。“他們感到一個人不讀書沒有出頭的日子，所以再苦也很重視我的讀書問題。”
當然，她的父母讓她讀書，期待的是她能嫁個好丈夫，晚年好有個依靠。然而，在家附近的私塾讀到 9 歲時，董竹君的父親因爲長期營養不良加上勞累過度，得了傷寒病，幾乎死掉。
後來母親東拼西湊借錢治好了丈夫的病，但家裏再也無力供她上學了。走投無路的父母將她抵押到堂子(青樓)裏，300 塊錢押 3 年。
那是 1913 年的冬末春初，13 歲的董竹君被一頂轎子接到了不遠處的那棟大房子裏。下轎子後，董竹君看到門口放了一束用紅紙紮着的的稻草。
“他們用火點着後，叫我用左右腳在上面繞跨一下，然後才進門。”這麼做的意思是：燒掉晦氣，怕影響他們發財。董竹君心想：窮人身上有這麼多黴氣嗎?
因爲長得美，聰明，唱戲好，董竹君很快就成了長三堂子裏的紅人，藝名“小楊蘭春”，生活起居很受優待，身邊也隨時圍着一羣愛慕者。
在這裏，她認識了那位來自四川的革命黨人夏之時，一個改變了她一生命運的男人。
夏之時出身四川合江大戶人家，在日本留學期間，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後回川參加新軍，駐紮成都。
認識董竹君的時候，夏之時 26 歲，正值“二次革命”期間，袁世凱下令逮捕革命黨人，於是他和革命同道們躲進青樓開會，藉此掩護。
當時夏在老家的髮妻正病重，他對董竹君說：“我可以把一大疊的照片拿給你看，看有多少人給我做媒。”
董竹君的反應則是：“你的老婆還沒死，人家就要給你做媒了?你老婆曉得了不要活活氣死嗎?”
袁世凱的搜捕愈來愈緊，夏之時決定逃亡日本，帶上董竹君一起走。老鴇開出 3 萬元的價碼，和袁世凱要夏之時的人頭一樣價格。
在日本旅館躲避的他，抱着偷偷來看自己的董竹君失聲痛哭。董竹君仰頭告訴愛人，不要你贖我出來。
“我又不是一件東西，再說以後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興的時候，也許會說：‘你有什麼稀奇呀!你是我拿錢買來的!’那是我受不了的。”
她提了三個要求：第一不能做小老婆，第二要夏之時帶她去日本求學，第三是回國後要組織一個好好的家庭。
一個深夜裏，她果然逃了出來，臨走前脫下綾羅綢緞，摘掉所有首飾，在夏之時已經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那家旅館的深夜裏，最後一刻，兩人驚險重逢。
那一年，董竹君 15 歲。
1
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後，他們登船前往日本避難。
夏之時給董竹君起了新的名字“毓英”，但這個名字沒用多久，在日本學習期間，被一位老師改爲“董篁”，字“竹君”，從此一直以字代名。
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裏，董竹君讀完了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科的全部課程。1917 年，丈夫來電報要她回國時，她已經在計劃去法國深造了。
當時夏之時就任四川靖國招討軍總司令，駐紮在老家四川合江。回到老家後，董竹君體會了一段時間封建大家庭的複雜生活，也成功憑藉自己的頭腦、賢惠和勤勞，贏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喜愛。
最初曾私下要求夏之時另娶正房、只把董竹君當成小妾的夏家公婆，也正式接納了她，還讓夏之時與她重新拜堂，大宴賓客。
1919 年，因政局再次變動，夏之時被解除軍權，在成都賦閒，他買下東勝街的一座大院，裝修得富麗堂皇，心灰意冷之餘，也專心享受生活。
脫離了封建大家庭的董竹君也很開心，重新開始憧憬着“過些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好好治理家務，教育子女”。
然而，夫妻間因性格、三觀不合造成的各種矛盾，也在這段時間開始呈現裂痕。
董竹君是渴望夫妻平等的新思想女性，而夏之時雖然是革命進步人士，看待夫妻關係依然是認定“丈夫要妻子做什麼，妻子都該做什麼”。
他很愛妻子，但這種愛不是董竹君想要的方式。即使是在他們感情最好的時候，夏之時依然將妻子視作自己的“私有財產”。
1916年，年他從日本回國時，臨走前交給董竹君一把手槍，吩咐道：“你好好唸書，這把手槍給你用來防身。假如你做了對不起我的事，你也用它。”
1920 年，董竹君懷第三個孩子快臨產時，在草地上收拾晾曬的衣服，丈夫命勤務兵來喊她去陪自己打牌，董竹君不願去，夏之時氣得一而再再而三派人去喊。
董竹君說：“你叫打牌，又不是別的正經事情。”夏之時抓起花架上的一個自鳴鐘就摔過去……董竹君氣得回到房間，抓起手包就往外跑。
後來她將父母接來成都，可憐的老兩口剛來的時候面黃肌瘦，在女兒這裏總算過上了衣食無憂的日子。
但夏之時覺得他們將女兒賣入青樓，總是瞧不起他們，也給過兩位老人不少臉色看，董竹君也覺得十分屈辱。
在她看來，這些不得不忍氣吞聲的時刻，歸根結底還是她一無所有地跟了這位有財產有地位的丈夫，夫妻二人從一開始就地位極不平等。
2
五四運動後，董竹君在報刊書籍上看到女權和女子職業等問題，分外贊成。她結合自己與夏之時的關係，深深認爲：女人如果經濟不獨立，是談不上什麼“女權”的。
1923 年 -1924 年，董竹君開辦了富祥女子織襪廠和飛鷹黃包車公司。當時丈夫的朋友來到他家，時常讚道：“你們家裏前面琅琅讀書聲，後面一片織機聲，真是朝氣蓬勃，好一個文明的家庭!”
1928 年，夏之時去往江南一帶，意圖瞭解蔣介石政府和其他軍政界的情況，看看能否找到東山再起的機會。
他離家後第二年，四川局勢更加混亂，劉湘、劉文輝自行設立造幣廠，造成幣制貶值、百業蕭條的景象。
董竹君見狀，乾脆結束了黃包車公司和織襪廠的業務，購置了田產，將全部財產和賬簿交給夏家六弟保管帶着雙親和四個女兒動身去往上海。
董竹君在回憶錄裏列舉了 6個動機，諸如送大女兒去考音樂學校啊，帶小女兒去看看祖國大好河山啦，沒有一個是說想去跟夏之時分手的。
動身之前，她其實已經想好，如果丈夫依然認定自己受了新潮流新思想的影響，且堅決不同意自己的想法計劃的話，“必要時，就只好和他分開了。”
既然如此想，她去上海的這個決定，自然就沒跟夏之時商量過。動身之後沒幾天，整個四川都知道：夏督軍的老婆帶着孩子離家出走了，據說還上了報紙。
夏之時看見報紙以後，氣得雙手發抖。這樣前提下的夫妻重逢，自然都不會有愉快的心情。分歧就此爆發：
夏之時想讓她帶着孩子回到四川，但董竹君堅持讓四個女兒留在上海唸書，不願再回老家。繼續的爭吵，只不過愈加堅定她離開丈夫的決心。
她自己也在回憶錄中坦承：
“再回到四川有什麼意義?難道再去捧着一個金飯碗做夫人、做賢妻良母?……這樣下去，徒然犧牲兒女和自己前途，更談不上什麼爲國爲民了。”
顯然，她無論如何要拋棄的那種生活和身份，恰恰就是夏之時最希望她過的日子，最希望她安守的角色。
難怪時隔近一個世紀後，兩人的小兒子夏大明，在給父親掃墓時接受記者採訪說，父母註定會離婚：
“我母親一輩子追求社會公正，認爲女人應當獨立，要有才幹;而我父親的大男子主義很嚴重，要求我母親不要在外面工作，就應該在家裏帶孩子。兩人性格都要強，誰也說服不了誰。所以，離婚是肯定的。”
1929 年，在百般勸解無果之後，夏之時只得同意董竹君先分居五年的要求。離開了丈夫之後的董竹君，主要生活來源可以說是徹底斷絕。
“被分手”的夏之時，恨透了這個離家出走的“娜拉”。他離開上海回到四川，說好的生活費據說從未給過她。
爲謀生計，大小總得有份事業做。董竹君聽二叔的建議，決定開辦一家紗管廠，振興本國的民族工業。
當時是 1930 年，她離開夏家的第二年。丈夫的朋友圈，她決意不接觸，身邊除了幾個上海窮親戚外，社會人士關係幾乎爲零。
變賣了所有可以變賣的財產，加上她二叔四處奔走，幫她招募工人職員，最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 4000 多元的合資，開辦了不到百名員工的羣益紗管廠。
除去工人班子和一個賬房先生，董竹君沒有一個得力助手，全部行政工作都是她一個人承擔：進貨、下車間檢查、督工、外出推銷產品……
家離得遠，每天來回路上就要花 3 個小時，有時還要往返兩次，常常深夜纔回家。偶爾回家早些，就要料理家務，親自給孩子們添做或織補衣服鞋子，往往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
在此期間，她和孩子們租住的房子，其二房東莊希泉是福建人，爲人正直熱情，講義氣，十分欣賞董竹君自立自強的生活態度，問她要不要去廈門擔任女中校長，但她放不下羣益廠，轉而推薦了自己的好友前去。
同時，通過莊希泉等人，董竹君逐漸結識了從馬尼拉來上海遊玩的幾位菲律賓華僑，都是當地的企業家和知名人士，他們驚訝於一個女人獨自開辦工廠，鼓勵她去南洋招股辦廠。
1931 年，董竹君前往馬尼拉，成功招股，回來就擴大了工廠，職工增加到三四百人。
然而 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滬戰役爆發，董竹君辛辛苦苦締造的工廠也在炮火中毀於一旦。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在廈門公開發表抗日和革命言論，董竹君回到上海之後，便被特務盯上，在她家中搜出一大包有關共產主義的宣傳品，她被捕入獄。
四個月後才以“政治嫌疑犯”的身份被保釋出來，之後還不得不帶着三個小女兒去杭州躲了一年，才悄悄回到上海。
那一年裏，董竹君的父母以及她和四個女兒，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費，都靠大女兒夏國瓊在上海教鋼琴維持。
雖然回到上海，董竹君依然不敢公開出頭露面，沒辦法找人投資讓紗管廠開工，工廠毫無懸念地倒閉了。
全家人的生活再次跌入低谷，母親對她悲嘆道：“可憐你什麼時候纔有出頭的日子?”不久便去世了，那是 1933 年秋天。1934 年底，董竹君的父親也慘然病逝。
董竹君不斷變賣或典當自己僅有的衣物，艱難度日。後來還是多虧了大女兒教琴的酬勞貼補家用，生活才稍許喘過一口氣。
3
在父親去世前的那個秋天，她與夏之時五年分居期滿，後者來上海見她，對落魄的她說：“你父親病成這樣，你若是答應回川，我就拿錢出來給他治病，否則我就不管。”
幾天後，他們去了上海一家律師事務所，正式簽字離婚。
董竹君只對丈夫提了兩個條件：一、按月給四個女兒生活費;二、如自己意外身故，希望丈夫培養她們大學畢業。
夏之時流着淚和她握手，答應照辦，但回到四川后，他依然沒有給過董竹君一分錢。就在董竹君的父親去世前，一位不速之客前來拜訪：四川人李嵩高。
因爲離家出走，董竹君在四川“知名度”極高。這位李嵩高很是敬佩她，表示要借她 2000 元，讓她“做點生意”。
這點兒“生意”，便是後來名滿上海灘的錦江飯店。
餘下的便是成功與傳奇。
董竹君的名字，從此脫離了改變她命運的那個男人，脫離了那條曾流淌過她一段美好生活的錦江，在上海的黃浦江邊，用另一種方式汩汩不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夏之時離開成都，回到故鄉合江居住，擔任合江縣治安委員會委員，1950 年辭世。
第二年春天，董竹君才得知這個消息。
在她的回憶錄裏，她一個字都沒有提自己得知此事後的反應。在其他人提供的資料裏，說她“在牀頭癱坐了一整天”。
1997 年 3 月 8 日，97 歲的董竹君在家中接受了東方時空的專訪。她說，我認爲人生必然要經過許多磨難坎坷，對它一定要隨遇而安。
“隨遇而安這幾個字，對我是有很大好處的。”隨遇而安的另一層意思，是不要和命運較勁兒。從這個角度來說，董竹君其實從來都沒有隨遇而安過。
她自己的解釋是：對人生坎坷沒有怨言。1997 年 12 月 6 日， 董 竹 君 安 然 去 世，彌留之際，她囑咐小女兒在自己下葬時，放一曲《夏日的最後一朵玫瑰》。
她和夏之時在日本生活期間，初夏的某日傍晚，她忽然聽到窗外傳來這首用簫管吹奏的愛爾蘭民歌，隱約可見是一位青年在橋頭吹奏。
她在窗邊聽得入神，柔情與傷感一同涌上心頭，籠罩着那個溫暖的黃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