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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大漢帝國衰敗一個重要原因是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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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國力的強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厚葬成爲有漢一代的整體風氣。正如《潛夫論·浮侈篇》所云:“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檽梓、梗、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起造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當時之人即多有感嘆:“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于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這些都是漢代厚葬之風的一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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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漢至東漢,文獻中不斷記載有帝王、思想家及有識之士對厚葬的抨擊與對薄葬的提倡。西漢前期的漢文帝修建自己的霸陵時,堅持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專用瓦器,並在遺詔中明令不準厚葬。東漢初期光武中興之時,曾下詔說:“世以厚葬爲德,薄葬爲鄙,至於富貴奢僭,貧者單(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正,倉卒乃知其咎。其佈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東漢王充在其《論衡》一書中竭力反對厚葬陋習,力主“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當時甚至還有人身體力行倡導薄葬。武帝時的黃老之徒楊王孫認爲,“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竟以爲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於是主張以布袋盛屍,入地七尺,既葬,取布,以身親土。他死後,其子遵父遺命,將他裸葬入土,被認爲是驚世駭俗之舉。東漢盧植臨死,“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有史學家認爲,興旺發達的大漢帝國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厚葬。厚葬集中體現了漢人“務崇華侈”的追求。

高大華敞的墓室

墓室是墳墓的地下部分,是安放棺木和隨葬品的空間。在漢人看來,墓室更是死者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因此,墓室的建造要符合死者的身份,同時要刻意模仿地面建築的佈局與規模。所以從漢代墓室也可以看出漢人“住”的基本狀況。漢代墓室的結構除了土室外,還有磚室、石室、木槨室等,形制和規模隨時代和墓主身份的差異而不同。西漢早期用木槨室墓,後流行空心磚墓與石室墓。西漢早期,帝王墓室採用木槨玄宮的建築方式。其所用木槨,具有象徵地上建築的性質,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同墓室一樣,可以稱爲槨室。漢制規定,皇帝、諸侯的槨室以“黃腸題湊”構成,發展了先秦時代人君“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楓、豫章爲題湊”的葬制,在西漢中期普遍使用,盛極一時。《舊漢儀》記載,漢武帝墓“梓棺柏黃腸題湊”。《漢書·霍光傳》說:“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槨十五具。”

“黃腸題湊”是以黃心的柏木塊或柏木條壘疊互嵌,木條端頭內向,緊密圍築,即“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長沙湘江西岸象鼻嘴一號墓、北京大葆臺西漢墓爲規模較大的黃腸題湊形式,老山漢墓的墓室木牆也是黃腸題湊的形式。象鼻嘴一號墓屬西漢某位長沙王,題湊由908根柏木壘成,圍在外槨四周,並略低於外槨,平面呈“凸”字形,前、後壁寬13.2米,兩側壁長14.4米。大葆臺漢墓一號墓主人應爲燕刺王劉旦或廣陽頃王劉建,是漢初的諸侯王。其墓室木牆總長42米多、高3米、厚0.9米,是用約15880根柏木枋子一根壓一根壘起來的。這些柏木枋子大都截面10釐米見方,長90釐米,其中夾雜有少量截面爲20釐米見方或長20釐米、寬10釐米的。各層黃腸木之間無榫卯固定,但堆壘十分堅固,頂端以壓邊木加固。木枋的端頭齊齊整整地朝向中央的棺槨,色澤明亮,極有氣派。

形制最複雜、保存最好的“黃腸題湊”墓發現於江蘇高郵縣天山,墓主人可能是西漢中晚期的某代廣陵王或王后。這座墓的黃腸題湊很有特點,857根木頭上塗有一層黃色顏料,兩端截面中心部位嵌小方木塊,又在四面鑿出陰陽榫,使之與上下左右的題湊木互相咬合。研究者指出,題湊木上加塗黃色顏料,可能與用楠木代替柏木有關,而在兩端中心部位鑲嵌小方木,或許是《鹽鐵論·散不足篇》所說的“繡牆題湊”的實物證據。

中國古代大漢帝國衰敗一個重要原因是厚葬? 第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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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以後,隨着磚室墓和石室墓的興起,木結構的葬制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黃腸題湊作爲一種高級的葬制,只有皇帝、皇后、諸侯王及皇上特許的寵臣等可以使用,因此代表着葬者身份地位的高貴。這一點,在後來仍受到重視。正因爲如此,東漢時期出現了用石頭取代木材的做法,即以“黃腸石”代替黃腸木。《後漢書·禮儀下》記載,建造陵墓時,“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

考古也發現了多座黃腸石墓。在河北定縣一東漢諸侯王墓中發現黃腸石4000多塊,大部分近方形,長寬各1米左右,厚約0.25米,其中174塊有銘刻或墨書文字,內容爲進貢石材的縣名和石工的籍貫、姓氏或尺寸。黃腸石壘成題湊,圍繞在磚構墓室的外側,在磚室上面又平鋪石塊三層,用黃腸石建成一個封閉的空間,與高郵天山漢墓的題湊結構較爲相似。河南邙山上發現過東漢時期的黃腸石墓,並出土過許多黃腸石。邙山是東漢皇陵所在地,這些黃腸石應是屬於帝王或貴族墓中的遺物。它們有的用於砌造墓壁,有的僅用於封堵墓門或墓道,已經失去了木構黃腸題湊的作用,保留的只是它的象徵意義。

西漢中期至東漢,戰國末年出現的空心磚逐步應用於墓葬,發展爲磚石發券砌築地宮。西漢中後期興起至東漢盛行石室墓,這些墓室由石築成,石塊上還雕刻着各種畫像。它們分佈在各地,主要是當時經濟較爲富庶的地區,如四川,山東南部,江蘇北部,河南西南及南陽地區等。這些富庶的地區又是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相對集中的地區。如南陽郡首府宛城在西漢中期之後已成爲全國商業中心,“商遍天下,富冠海內”。這裏又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老家,而蘇北徐州地區則是漢高祖劉邦的家鄉。漢代的分封制使得這些地區處處可見世襲侯國。王公貴族擁有巨大的財富,他們可以爲自己建造高大堅固的墓室。漢代墓室不僅堅固高大,而且有着華麗的裝飾,是我國墓室裝飾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峯,主要形式爲壁畫、畫像石與畫像磚。壁畫墓首先發現於西漢晚期洛陽地區的兩座空心磚墓室中,其一就是著名的卜千秋墓。這兩座墓的壁畫主要繪製在門額和主室的頂部、中間隔牆及後室後壁上。壁畫內容以墓主昇天和辟邪爲主,也有宣揚智勇忠義的儒家思想的內容。

在石結構的墓室裏,裝飾主要使用雕刻技法,構成畫像石墓。早期的畫像石構圖簡單,且只見線刻,主要刻在門柱和門扉上。東漢時期,墓室畫像內容漸趨複雜,而且幾乎滿室都有雕畫。山東沂南一畫像石墓中有畫像73幅,分佈於墓門和三個主室的四壁。畫面主題與所在墓室的部位互相配合,再加上棺柩及隨葬品的設置,使墓室成了一座華貴的地下府第。用畫像磚裝飾墓室從漢代一直流行到六朝。西漢時期,一些墓磚上常出現花紋和吉祥文字。東漢時,在四川、陝西、河南等地盛行用印有各種畫像的磚砌築墓室,畫像內容與畫像石大同小異,也顯得滿室雕畫,華麗非常。墓室的建造一般模仿活人居住的府第房所,高大華敞。據《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舊儀》說,武帝陵墓的明中高1.7丈,四周2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即墓道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

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其華麗壯闊,可見一斑。山東安丘漢墓、沂南漢墓也是模仿現實中的房屋建成。沂南漢墓內有一塊畫像石刻繪的是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宅院,墓室佈局與畫像中的宅院一致。

中國古代大漢帝國衰敗一個重要原因是厚葬?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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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像石上刻繪的漢代宅院建築往往連成一片,房屋數量很大,正房、僕人房、廚房和豬圈、廁所等有鮮明的劃分,這在墓室建築中同樣表現得非常鮮明。畫像石上的宅院門前有闕,高大氣派,屋頂全舒展如翼,四宇飛張,雕樑畫棟,重軒鏤檻,畫像石墓同樣滿室雕鏤,精美工麗。門前之闕,門吏力士及服侍人等,均被雕於墓門和相應之處,以求與地面建築和生前活動一致。可以說,從墓室的華麗也可以看出漢人對於“住”的注重與追求。

 奢華的裝裹

據文獻記載,漢代皇帝、貴族們死後,飯含珠玉,穿金縷玉柙。飯含是把珠、玉、米、貝等物放在死者口中。《白虎通·崩薨》中說:“所以有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於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也有說把糧食攙和碎玉粒放在死者口中叫飯,把珠玉等物放在死者口中叫含。飯含完成後穿上多重新外衣,叫作“襲”,其質地、樣式按身份不同而有差別。一套外衣爲一稱,周制天子12稱,上公9稱,諸侯7稱,大夫5稱,士3稱,漢時仍按此制。所以《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舊儀》說:“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然後再穿金縷玉柙。所謂“金縷玉柙”,即“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西京雜記》雲:“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縷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目前發現的最好的一件金縷玉柙爲徐州獅子山漢楚王陵出土。它用4000多片上好的和田玉製成,有的玉片僅有0.5釐米見方,晶瑩剔透,堪稱絕品。同時出土的還有兩副腰帶,腰帶是由三排質地上乘的海貝鑲嵌在絲帶上連接而成,海貝中間相雜有金葉做成的金花;帶扣由純金製作,共四件,最重的一件達390克,帶扣上裝飾有各種紋飾,主題圖案是兩隻熊在撕咬一匹飛馬,熊的貪婪神態與馬的掙扎表情被刻畫得惟妙惟肖。

由於海貝並不產於僻遠的內陸地區,而且腰帶的畫面帶有濃重的異國情調,可以推測其來自中亞地區,因而更顯得其珍貴。漢代的葬具同樣豪華。葬具是盛放死者遺體的用具,土葬所用稱爲棺。周代起用木棺並形成制度。《禮記·檀弓上》和《喪大記》所載周代制度規定: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也就是說,棺並非一具,而是多具,爲套棺。身份越高,套得越多。不僅如此,棺木的大小厚薄、內外裝飾的用料和花樣,也都有嚴格的等級。棺或套棺之外隔較大的空隙再加一層,稱爲槨。槨的材料不同,《禮記·喪大記》稱:“君鬆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棺槨之間的空隙也不同,“棺槨之間君容柷(打擊樂器,方二尺四寸),大夫容壺,士容(一種酒器)”。因此,《荀子·禮論》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說法。參照《禮記》的記載,天子當是五棺二槨,諸侯爲四棺一槨或三棺二槨,大夫爲二棺一槨,士爲一棺一槨。

中國古代大漢帝國衰敗一個重要原因是厚葬? 第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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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時的棺槨制度基本上沿襲周制。所以象鼻嘴漢墓與大葆臺漢墓的方形棺牀上都放有五重棺槨,二層槨三層棺。棺槨合稱爲“梓宮”,是因爲周制外棺以梓木做成。後世也採用其他木料。大葆臺漢墓的外棺外槨就以楸木製成,內棺、中棺爲楠木,內槨爲楠木和檫木。除內棺裏外塗黑漆外,其他幾層均是內塗朱漆,外塗黑漆,顯得非常莊重。據測量,這些棺槨、棺牀共用木板130塊,摺合31立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塊槨板長450釐米、寬60釐米、厚22釐米,重千斤以上。製作上也非常考究,刨得平整光滑,而且全部用榫卯插接,沒用一根金屬釘子,真是巧奪天工。

漢代棺槨還有華麗的裝飾。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妻子竇綰所用的漆棺外鑲嵌着26塊玉璧,內壁鑲滿玉版片,共用玉版192片,玉版背面還有朱書編號文字,可見是按照預先編排順序加工和粘貼的。馬王堆一號墓用四層套棺:外棺爲黑漆素棺;二層棺是黑地彩繪棺,彩繪複雜的雲氣紋及穿插其間的神怪仙獸圖像;三層棺爲朱地彩繪棺,彩繪龍、虎、朱雀、仙人等;內棺內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飾以絨圈錦和羽毛貼花絹,極盡工巧。《後漢書·禮儀下》言皇帝死,“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諸侯王、公主等死,皆用“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可見其豪華富貴。王符批評說:“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邊遠下士,亦競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嶺,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潰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裏然後到雒。工匠雕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挽,東至樂浪,西至敦煌,萬里之中,相競爭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

豐厚的隨葬

豐厚的隨葬是自進入階級社會後統治集團的普遍要求,因爲他們總是幻想死後在另一個世界裏也能享受榮華富貴,所以以能顯示生前身份地位的專用品及大量生活資料和珍奇玩好之物隨葬。《呂氏春秋·節葬》中說:“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濫輿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

漢時厚葬更爲一代風氣。漢制規定,“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獻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因而西漢極盛時期的漢武帝,執政54年,每年以天下貢獻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以至於“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後雖遭赤眉軍發掘,到晉代“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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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也載,武帝茂陵多藏金錢財物,有鳥、獸、魚、鱉、牛、馬、虎、豹七禽,凡百九十物。相傳墓中還有外國贈送的玉箱、玉杖,以及他生前閱讀的雜經三十餘卷。那位史稱儉約,又在遺詔中明令不許厚葬的漢文帝的霸陵在晉代被盜時,也“多獲珍寶”,遠非只有瓦器陪葬。

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墓中,出土了4200多件隨葬品。徐州獅子山漢楚王陵出土珍貴文物1500餘件(套),其中錢幣一項即多達17.6萬餘枚,楚王下屬縣令以上的銅官印和封泥達200方之多,完整而精美的玉器200餘件。其中單是完整的玉璜就有70多件,每一件都是稀世之寶。有一件玉璜,雙面竟飾滿20條龍,畫面佈局勻稱緊湊,堪稱絕品。大葆臺漢墓因早年被盜,大部分隨葬品已丟失,但仍出土了400多件,包括銅器、玉器、瑪瑙、鐵器、漆器、骨器及絲織品等。除物品之外,漢代的大型墓葬按舊俗還普遍使用車馬殉葬。大葆臺漢墓出土的是唯一保存完整的西漢車馬殉葬的遺蹟。在墓室南端的墓道里,是3輛木質單轅車和11具馬骨的遺蹟。這些殉葬車馬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真車馬,因墓頂坍塌砸壞,但仍能看出原來的形制。在車子的輪緣、輻條上塗着朱、黑兩色大漆,軸、轅、衡、軛的端頭裝有鎏金銅套,在華蓋(車傘)的蓋弓端頭也裝有鎏金銅帽。馬的裝具,從大的嚼環到小的皮件扣釘,都是白銀或鎏金的。這種車按漢廷的儀制叫作“朱斑輪青蓋車”,是專供皇太子及諸侯王乘坐的。

漢之前,活人殉葬是常事。史書記載,戰國時,“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秦始皇死後,二世爲了不讓他寂寞,把秦始皇后宮中沒有子女的宮人全部殉葬。漢時人殉現象稍有減少,在大型墓葬中開始更多地用“俑”即人形或家畜鳥獸形的明器來代替活人與實物。徐州獅子山漢楚王陵的地宮外口和耳室內發現有陪葬墓和殉人,圍繞地宮的、周圍呈放射狀分佈的還有騎兵俑坑、兵俑坑、車馬器坑等,足見當時厚葬的規模。

在帝王厚葬之風影響下,一般達官、顯貴也互相仿效,相沿成習。長沙馬王堆漢墓一號墓的墓主是一個封邑僅700戶的列侯夫人,隨葬品也數以千計。厚葬之風影響所及,一般人家也不惜“靡財單(殫)幣,腐之地下”。正因爲如此,漢代至漢後,每遇災荒之年,貧者無衣無食,只好鋌而走險,挖掘墳墓。正如王充《論衡》中所說:“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漢代的厚葬很直觀地展現了漢人的現實生活,其衣食住行上“務崇華侈”的情景彷彿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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