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不肖子孫，第一個當然是福王，被禍亦最慘。福王的封地在洛陽，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萬兩銀子，廷臣請王就藩，而神宗和鄭貴妃一直把愛子留在身邊不放。到了萬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歲，宰相葉向高上疏力爭，神宗答應第二年春天舉行。到時候卻又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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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一年正月，禮部奏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神宗不報。四月間兵部尚書王象乾復行奏請，神宗的答覆是：“親王之國，祖制在春，今逾期矣。其明年春舉行。”這算是比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無可拖的地步。
於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條件，請撥鉅額莊田。明初親王除歲祿外，偶爾也撥給土地，大多爲屬於國有，僅堪畜牧的草場牧地至多不及一千頃，而吏、戶兩部亦可斟酌實際情形表示異議。到了嘉靖四十年，世宗第四子景王載圳就藩湖北德安，屢請撥給莊田，部議照準，因而開了個惡例。及至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鏐，在衛輝亦常請撥莊田，並請發“鹽引”，自西淮、河東運鹽行銷，無不如願，福王即援以爲例，要四萬頃莊田。
景王、潞王當初的所求多遂，一方面固由於皇帝優容，另一方面也因爲有官田可給。尤其是潞王就藩，正當張居正抄家之後，籍沒田地，本是額外收入，戶部不必爲難，所以一請即準。但在福王提出要求的時候，情況已大不相同。宰相葉向高據理力爭，說：“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萬畝，少者止一二萬。祖宗以來，封國不少，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盡，非但百姓無田，朝廷亦無田矣。”又說：“如田頃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聖諭明春舉行，亦寧可必哉?福王奏稱祖制，謂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乎?略朝之功令有之乎?”又說：“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爲可久。鄭莊愛太叔段，爲請大邑;漢竇後愛樑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引用鄭莊公、漢文帝時代的故事，其言警切，鄭貴妃頗爲不滿。
據《表忠記》載，鄭貴妃遣太監去看葉向高，說：“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葉向高正色答道：“此正是全力爲王處。趁此寵眷時啓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唯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語言可畏，王一之國，百口冰解，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這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萬一宮中“出大事”，皇太子即位，那時會發生怎麼樣的事就很難說了。
太監回到宮裏，據實回報鄭貴妃。葉向高說的是老實話，鄭貴妃深有所感，決定遣愛子就國，但仍舊提出很苛刻的條件：
第一，莊田四萬頃減半，仍須兩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的良田湊足。
第二，籍沒張居正的財業，尚存官的撥歸福府。
第三，從揚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種雜稅撥歸福府。
第四，四川鹽井的一部分收益劃歸福府。
第五，請淮鹽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項，尤以最後一項影響國計民生、及於邊防軍餉，後果異常嚴重。按：明朝的鹽法是如此：沿海產鹽人家稱爲“竈戶”，政府自竈戶收買的鹽稱爲官鹽。招商運銷有特定的地界和數目，這類商人稱爲“引商”，運銷的地界稱爲“引界”。“引”有好幾種意思，可以解釋爲“運銷官鹽的許可證”，亦可以解釋爲“鹽的重量計算單位”。
鹽的收買方法是：各鹽場定出每年生產的數目，由公家收買，稱爲“正鹽”，支給工本。正鹽每引四百斤，支給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後，改米給鈔，兩淮兩浙每引兩千五百文錢，其餘各處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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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鹽的運銷，招商承辦，以引爲單位，每引納米若干，收米入倉後，發給鹽引，註明數量、取鹽地點、運銷區域。販賣完畢，五日內應將鹽引繳銷，以防一引兩用。
在正鹽中又分“官鹽”與“客鹽”兩種：運至官倉，以供政府正用的，稱爲官鹽;由引商憑引支取，合法運銷的，稱爲客鹽。此外便都是私鹽。客商販鹽，鹽不離引;否則亦作私鹽論，處罰甚重，販賣者處絞刑，買私鹽食用的，罪減一等，也要充軍。
明初定製，以鹽課收入充當邊境軍餉及水旱饑饉救災之用;情況與需求常有變動，因而有“開中”及“計口配鹽”兩種方法。福王得淮鹽一千三百引，以致邊餉不足，就因爲與“開中法”發生了嚴重牴觸的緣故。他所得的鹽引，自然照官鹽算，每引四百斤，合計便有五十二萬斤，而事實上遠不止此數。
所謂“開中”，簡單地說，只如《明史·食貨志》上的一句話：“召商輸糧而與之鹽。”邊境軍糧，如由內地運去，費用甚巨，現在叫販鹽的商人在邊境糧倉繳糧，給予鹽引，赴指定地區運銷，則公私兩便，所以說“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但至正德初年，鹽法已大壞;此不在本文範圍內，只談福王開鹽店。
明朝產鹽的主要地區有六，運銷的地區有明確的規定，洛陽一帶行銷河東即山西的解鹽。而福王的鹽是兩淮的鹽，因爲淮鹽品質最好，鹽價較貴。福王把淮鹽運了來，在洛陽開鹽店，爲了讓老百姓只買他的鹽，奏準洛陽改食淮鹽，而淮鹽只有“福記”的鹽店纔有。這一來解鹽就少了個大市場。
既無銷路，商人自然不買解鹽，邊餉隨之支絀。於是戶部和兵部奏請將福王府的鹽改由河東支給，希望打開解鹽滯銷的局面，同時請求福王府不可與民爭利。所得到的結果，依然只有兩個字：不報。
關於莊田，原就是明朝的一項秕政，《明史·食貨志》：
明時草場頗多，佔奪民業。而爲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爲甚。太祖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憲宗即位，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
及至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統，御極之初，力除弊政，正德以來侵奪的民田，還給百姓的很多;又廢除皇莊的名目，改稱“官地”，徵銀解部。穆宗更進而定“世次遞減之限”，好比爵位降封那樣，勳臣受賜的官田，每繼承一次，減少若干，一直減至二百頃爲度。同時規定，不論什麼人的田都要納稅，否則沒收，所以“民害少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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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神宗手裏，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的莊田，雖經羣臣力爭，減半兩萬頃，仍舊是個破天荒的巨數。
因爲河南的良田不足兩萬頃，在山東、湖北另外再找田補充，這下又給那兩省的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福王府的“伴讀”、“承奉”等官，驛騎四出，所至騷動。照會典所載，王府的賜田仍由原來的佃戶耕種，每畝徵銀三分，作爲租稅，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稅”之制，歷代奉行不改。而福王要自己管業，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劃界，藉故斷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墳墓，藉以敲詐勒索，地方官紛紛奏陳，一概不得要領。
這樣搞了有半年才大致定局，湖廣的田不足，又減一千頃，福王實得莊田一萬九千頃。就在這時，又發生了一場風波，《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戶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龐、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咒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譸張至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見，皇上第靜俟，勿爲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毋庸更覽。”太子深然之。
這是鄭貴妃的親屬及她宮中太監所設的一條“苦肉計”，目的在平地起風波，預備指東宮誣陷鄭貴妃。這樣做法，往深處看，可以導致廢立;往近處看，有了糾紛，福王便可藉故不就國。過去匿名者所散佈的“憂危竑議”、“續憂危竑議”等所謂“妖書”，指神宗雖立東宮而終必見廢，用意是一樣的。“妖書”案發生時，正爲沈一貫當政，他想借此打擊同僚，幾興大獄。而葉向高則能洞燭其奸，加以神宗不願多事，於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到了第二年——萬曆四十二年，福王終於不能不就國。
親王就國見太子辭行，照規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國，太子常洛特別客氣，起立辭謝，受了兩拜，又執手送至宮門，殷殷話別。此亦出於葉向高的調護。
太子這樣做法是受了葉向高的教導，目的是要爭取鄭貴妃的好感，使他能夠處於比較安全的地位。果然，太子這番友愛，神宗和鄭貴妃都非常高興，而且也頗感意外，想不到太子居然絲毫不念舊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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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王臨走以前，神宗和鄭貴妃對愛子的難捨難分，不但帝王之家空前絕後，就是求之於民間亦所罕見。據正史及野史記載，有如下的過程：
一、鄭貴妃想留福王不遣，找到一個理由，說留他過了太后萬壽再走。李太后不領她的情，說是：“你要留福王爲我拜生日，我的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入朝呢?”鄭貴妃語塞。按：潞王是李太后的小兒子。
二、臨行以前，父母惜別愛子，不知哭了多少場。明朝從太祖手裏立下的規矩，親王難得入朝，兩王不相見，平時亦不得出城，限制其行動極嚴;此時約定福王三年一朝，而三年也有千日，時間還是太長，於是彼此又爲會少離多而哭。
三、崇禎朝，白頭宮女爲思宗及田妃話萬曆舊事，說福王已經出宮，神宗及鄭貴妃難以割捨，三次召還，每次留數日再遣行。
四、宰相要見神宗一面，難於上天;而福王留京的王府官員，特准“通籍中左門”，要見皇帝有所陳述，“朝上夕報可”。按：通籍的制度起於漢朝，意謂持有出入宮廷的通行證。
因爲有這樣的特權，走福王的門路是最靠得住的，《明史·福王傳》：
福藩使通籍中左門，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風旨走利如鶩，如是者終萬曆之世。
而福王在洛陽所務：
日閉閣飲醇酒，所好唯婦女倡樂。秦中流賊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間籍籍謂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方家居，聞之懼，以利害告，常洵不爲意。
如是享了整整二十年的福，到了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河南，洛陽城內的守軍勾結流賊，以致城陷，福王常洵遇害，死狀極慘。
